那年我二十一,在江苏一个山沟里当兵。
三月底,连队拉练,驻扎在一片林子边上。说是林子,其实是老乡承包的苗圃,种了些水杉和香樟,还没长高,稀稀拉拉的。我们班的任务是看守物资,搭帐篷,挖野战厕所。
厕所挖好了,离帐篷三十来米,用雨布围着。但白天人多,排队。
那天下午,我肚子不舒服,懒得等,就钻进林子深处。找了棵粗点的树,背对着来路蹲下。
风有点凉,屁股冻得慌。我一边解决,一边盯着前面一棵歪脖子小树发呆。远处有号子声,是别的连队在拉歌,唱的是《打靶归来》。
完事起身,提裤子。
刚转过来,迎面站着个女的。
她穿一身的确良军装,没戴帽子,短发齐耳,肩上扛着学员红牌。手里拿着个文件夹,愣在原地。
我俩对视了三秒。
三秒有多长?足够脑子里炸出十几个念头:完了,被抓了现行,林子是不是不让进,会不会通报,班长会不会骂死我,会不会记过处分……
我第一反应不是敬礼,是赶紧把裤扣系上。
她先开的口:“你是哪个连队的?”
声音很平静,像在问路。
我喉咙像塞了团棉花,挤出来一句:“三营七连。”
她点点头,没说话,转身走了。
走了几步,又回头:“这片林子不能乱扔纸。”
然后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树后面。
我站在原地,腿有点软。
回帐篷的路上,我才想起来应该敬个礼,又说了一遍“三营七连”,真是蠢到家了。
晚上点名,连长说,师部来了个女干事,是刚从军校毕业的大学生,来基层蹲点调研。让大家注意军容风纪,别给连队丢脸。
我没敢吭声。
第二天,全连集合,她真的来了。
站在连长旁边,手里还是那个文件夹,一笔一笔记着什么。我从队列里偷偷瞟她,她没往这边看。
中午吃饭,我蹲在伙房后面扒拉米饭,班长老宋凑过来:“你小子昨天是不是在林子里碰见师部那个女干部了?”
我差点噎死。
“人家问你们指导员了,”老宋压低声音,“没提你名字,就说有这么个兵。指导员让我问问,你干啥了?”
我把筷子放下,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老宋听完,咧嘴笑了:“就这?还以为什么呢。蹲坑撞上人,算你倒霉。”
他拍拍我肩膀:“没事,人家没想为难你。”
我松了口气,但又没完全松。
往后那几天,我尽量躲着她。不是心虚,是臊得慌。一看见她那身的确良军装,我就想起那天下午的风,那棵歪脖子树,还有她转身说“不能乱扔纸”时的语气。
她倒是没躲。好几次在营区碰见,还冲我点点头,像不认识,又像认识。
拉练第七天,下小雨。
我被派去帮炊事班搬菜,推着板车走泥巴路,车轮陷进沟里。我弯腰刨泥,刨了半天没刨出来。
“要不要搭把手?”
我抬头,又是她。
她站在路边,打着伞,裤脚挽了两圈。
我赶紧站直,敬礼。
她没回礼,把伞递给我,弯腰去抬车轱辘。
我愣了两秒,赶紧蹲下。两个人一使劲,车出来了。她手上全是泥,用路边草叶蹭了蹭,没蹭干净。
“你是城市兵吧?”她问。
我说是,南京的。
“难怪。”她笑了笑,“农村兵不会把车往沟里推。”
我脸红了。
她把伞还我,说:“拿着吧,雨大。”
说完又走了。
那把伞是黑色的,老式弯柄,部队配发的。我没敢拿回帐篷,挂在伙房外面晾着。第二天干了,托通讯员还给她。
通讯员回来说:“人家说不用还。”
我说那不行。
他又去了一趟。
这回她收了。
拉练结束,她回师部,我们连回了营区。
我以为这事翻篇了。
八月初,连里接到通知,要派一名文书去师部帮忙整理档案。指导员把我叫去:“就你吧,那边点名要的。”
我愣了一下:“谁点名?”
指导员没回答,只是说:“好好干,别丢连队的脸。”
师部机关大院比我们营区气派多了。我被分到一间靠走廊的小办公室,对面是机要室,每天进进出出送文件。
报到第三天,我在楼梯口碰见她。
她还是那个样子,短发齐耳,肩膀上还是红牌。她看见我,没惊讶:“来了?”
我说是。
她说:“档案室在三楼,别走错了。”
她说完要走,我憋了半天,问了一句:“那天……你怎么知道我是哪个连队的?”
她停住脚,回头看我:“你自己说的。”
“不是,”我追了一句,“我是说,后来。”
她没回答,转身走了。
档案整理了一个月。每天下班,我在食堂吃完饭,就回办公室练字。指导员说,文书字要写得好。我钢笔字一直不行,横不平竖不直。
有天晚上,我在办公室描字帖,门没关。
她敲门。
我站起来,她摆摆手:“坐你的。”
她走过来,看我描的字帖,是庞中华的。
“起笔太重了。”她说。
她从桌上拿过我的笔,在草稿纸上写了一个“永”字。
“八法都在这里面了。”她把笔递给我。
我接过来,手心全是汗。
那之后,她偶尔会来我办公室坐坐。有时候带一包茶叶,说是老家寄来的。有时候什么也不带,就站在窗户边上看外面操场上的兵跑圈。
我慢慢知道,她比我大三岁,浙江诸暨人,父亲也是当兵的,在东北待过二十年。她考军校那年,父亲转业回了老家。
“我妈说,女的当什么兵,”她低头剥橘子,“我不听。”
橘子皮一小块一小块落在桌上,她剥得很慢。
我没说话。
她把剥好的橘子分我一半。
年底,她调去军机关了。
走之前,她来我办公室还书。我借给她的,是《高山下的花环》。她说写得真好,看完哭了一场。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把书放在桌上,说:“你明年是不是要考军校?”
我说是。
她点点头:“好好考。”
然后走了。
第二年八月,我收到军校录取通知书。
九月初去报到,学校在石家庄。临行前,我给她写了封信,寄到军机关。地址是之前她给我留的,用铅笔写在信纸背面,我抄了三遍。
信寄出去,没回。
石家庄的秋天干得很,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我一边适应新环境,一边等着那封不会来的回信。
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收发室的人喊我签字。包裹单,寄自石家庄市,地址不认识。
我跑去邮局取,是个小纸箱。
打开,里面一条手织围巾,灰蓝色。压着一张信纸,就一行字:“石家庄冬天冷。”
没有署名。
三年后,我毕业分回老部队。
报到那天,在政治处楼梯口,我又碰见她。
她肩膀上已经是两杠一了。
我们对视了几秒。
我说:“围巾很暖和。”
她说:“知道。”
那年国庆节,我们领了证。
没有婚礼,没有彩礼,在部队招待所请两边的战友吃了顿饭。她爸从诸暨赶来,给我带了一坛自家酿的米酒。我妈不会说普通话,攥着她的手一直抹眼泪。
晚上送完客人,我俩坐在招待所门口的台阶上。
三月底的夜风还凉,她穿着我的作训服外套,袖子长出一截。
远处操场有兵在跑圈,喊着口号,一、二、三、四。
她说:“你知道我第一次见你,在想什么吗?”
我摇头。
她笑了,把手缩进袖子里:“我在想,这人胆子真大,敢在苗圃里方便。”
我说:“你不是说不能乱扔纸吗?”
她没答话,头靠在我肩膀上。
月亮很薄,挂在营区那棵老槐树顶上。
前阵子,女儿翻旧相册,翻出一张黑白照片。
是我们那年拉练拍的,不知道谁照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夹进她的本子里。照片上,一排兵蹲在地上吃饭,我蹲在最边上,端着搪瓷碗,正抬头往远处看。
她凑过来瞅了一眼:“那是看我呢。”
女儿问:“妈你怎么知道?”
她没解释,把照片抽走,夹回本子里。
如今我俩都退了。
她头发白得比我快,这几年不爱染了,说麻烦。我每天早上给她熬小米粥,她胃不好,吃不了太硬的东西。喝完粥,她看报,我去菜市场买菜。
卖菜的老乡喊我“大爷”,喊她“阿姨”。她也不恼,蹲在摊子前挑青菜,一根一根掐。
昨天晚饭后,我们沿着营区外面的路散步。
那片苗圃早没了,盖了小区,亮着星星点点的灯。风还是凉的,她把手插进我大衣口袋里。
走了半截,她忽然说:“你还记得那棵树吗?”
我说:“哪棵?”
她没说话。
我想了想,又说:“记得。”
树肯定不在了。但那天下午的风,她手里那个文件夹,她转身时说的那句话,我一样都没忘。
四十年了。
她还在我身边。
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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