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陪着人类“装神弄鬼”，历史学是否会被宣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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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编者按：“AI最像人的一点就是胡说八道，AI出现之前，人类的胡说八道也是有门槛的。AI出现之后，一切都变了。”

在观察者网2026答案秀·思想者春晚的后台，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者王献华这样形容民间文史热背后，AI伪造史料给历史学带来的“危机”。在这场围绕“文科危机”与“民间文史热”并存的对话中，王献华教授表达了在技术更替时代，文史专业从业人员应该有的使命感：“专业人士在民间文史热中扮演的角色，我个人觉得是‘帮忙’的，而不是‘帮闲’的，特别是不能‘装神弄鬼’。最终的落脚点依然是为人民服务。”

对于近来在网络空间甚嚣尘上的“1644史观”，王献华认为，其根源在于百年以来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学术体系时抛弃了原有的传统，陷入了历史观的错乱与迷茫。

“我们这代人一定要直面这个重大的、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属于我们自己传统的、真正称得上历史观的系统。否则，类似‘1644史观’这样的问题会一直像阴影一样萦绕在我们头顶。”

【对话/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王老师您好，您在观察者网答案年终秀上用古文字的理念讲如何测试AI，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您的初衷是想用比较冷门的文史类话题撬动热门的科技话题。但实际上，文史现在不仅不冷门，近几年来媒体上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叫“文史热”——最典型的是曾经门可罗雀的博物馆如今得靠黄牛才能约上号。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在民间迸发出的这种巨大的史学热情？您觉得这种热情背后反映出什么样的群体心理机制？

王献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一方面，舆论中有一种声音说“文科危机”；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的博物馆热，文史类网课的流行，民众在生活中实际出现的这种文史热和所谓文科危机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人在喊文科危机？又是什么人在事实上推动这种社会层面上的文史热？

我算是体制意义上的文史学科从业者。我曾经在内部讨论中讲过，制度意义上的“文科危机”不是今天才有，文科生已经“危机”了几千年了，甚至在制度意义上从来就没有主流过。真正值得重视的恰恰是您刚才讲的，从博物馆到网络的社会层面的文史热。

一名身穿传统服饰的游客在西安博物院参观唐三彩俑

民间的“文史热”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当人们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对文化的关怀，这一点让我们感到非常开心。那么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弥补“文科危机”和“文史热”之间的鸿沟？我想这是每一个号称自己研究文史的人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说得夸张一点，你是跟什么人站在一起？你为什么人服务？你的“为人民服务”如何体现？

首先解决态度问题，其次还要解决水平问题。大众的文史热情有了，你的态度也总算是调整过来，愿意为人民服务了，这个时候你的水平何在？你有没有接地气的能力？能不能加入民间的文史热中间去提供一点正能量？

就拿“为人民服务”的方式来说吧：人家学物理的、化学的、学材料的，制造出来的各种用具，普通人用得很开心——理工科大多数的知识普通人也不懂，但是人家可以把产品放在大家面前，改善我们的生活。文科就很不同，很多文科人认为，老百姓除了听他教导之外没有别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态度首先要去掉。

专业人士在民间文史热中间扮演的角色，我个人觉得是“帮忙”的，而不是“帮闲”的。有什么知识上、阐释上的错位，专业人士有义务出来提一提建议，而不是过来指手画脚，特别是不能“装神弄鬼”。

比如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武侯祠给诸葛亮送各种各样的礼物，因为老百姓对诸葛亮（诸葛亮不仅仅是个历史人物，也是一个文学人物）的喜好是有社会性原因的。对于这个人物历史的学术性问题点到即止就可以。如果突然跳出来一个专家，说要去“指导老百姓怎么理解诸葛亮”，就显得不妥。

另一方面，我个人觉得三星堆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比较好。三星堆的发掘引发了民间巨大的好奇心，去年举办的首届三星堆论坛就顺应潮流，安排了一个自媒体网红专场，围绕三星堆话题，观众、自媒体、专家彼此之间在官方的学术平台上都可以充分交流。

在2025年首届三星堆论坛上展示的文创产品 四川新闻网

观察者网：民间这波文史热发展有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就是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原来历史学术界对资料的垄断。随着大量一手史料的数字化，利用搜索引擎，哪怕没进入学术圈，普通人也能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进入AI时代，这类“民间史学”也遭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AI有把史料造假造得惟妙惟肖的能力，再加上一些历史营销号的推波助澜，让很多常识受到了冲击。许多伪科学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常识”。在这样海量的“知识污染”下，“权威辟谣”已经无能为力，甚至会起到反效果。对此您怎么看？

王献华：正如你所说，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知识得到普及，也让文史类专业“去神秘化”了。它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所谓的专业只是一种经验技能的积累，不是一个神秘的东西。在网上找到资料，只要用心积累经验、学习经验，一样可以有专业的成果。也降低了专业人士“装神弄鬼”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好事情。

但是到了AI时代，有人开玩笑讲，AI系统最像人的地方就在于胡说八道。在互联网、AI出现之前，人类的胡说八道也是有门槛的。在前AI时代，人类靠自己的力量胡说八道的能力和专业人士澄清的能力之间形成了某种平衡。

但是现在，胡说八道的能力在技术的加持下是压倒性的。别说社会一般人，很多做专业的人你也上当——AI编出来的东西，你不是真正的专业你分不出来。比如我让AI大模型给我推荐10种关于三星堆的学术研究，很荣幸，上面有我的名字，但名字后面的作品不是我的，但AI列举得有期刊有页码，可谓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我有点悲观。以前的所谓专业人士因为有澄清这些社会意义上胡说八道的能力，正因为这点“贡献”，他们的“装神弄鬼”会被容忍，现在他们能做的也很有限了。站在哲学的高度，“真相是难的”。对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最难的研究恰恰是最具象的研究。我们可以侃侃而谈过去5000年人类文明有什么规律，但你很难研究出三天前的中午你邻居家吃了什么饭，如果人家不告诉你的话。

现在，一方面，人们意识到AI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已经形成危害性后果，AI的语料库被污染是轻而易举的，我们不知道未来吕布是不是会以一个美女的身份被记录；但另一方面，这种传播我想不出将来还有没有机会从传统意义上去矫正。

观察者网：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只要在提问题时给AI足够的暗示，它就可以给你编出符合你心意的史料。在前段时间吹遍网络的“1644史观”风潮中，很多人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获得“史料”并佐证自己的观点的。对于这波网络“历史观”大讨论，您怎么看？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知道的？当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王献华：我是刷小视频知道的所谓“1644史观”。我知道1644是什么年份，所以我看到这个名词大概就知道指向的是哪里。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怎么这个话题忽然又跳出来了？对，它的内核是一个很陈旧的话题，只是重新以“1644史观”的名义重新登场。

所谓的“1644史观”，首先它暴露出来一个问题是：历史观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上都是混乱的。“1644史观”，它能不能算一种历史观？其实未必，它无非就是一个出发点，一种偏见，你可以说一种立场，但很难说是史观。

电影《澎湖海战》海报

1644也好，1840也好，你可以假想自己站在这个角度去理解历史，但这仍然不是史观。史观不是个人的，它的主体是一个文明体，是一种传统。个人，比如说一个孩子，如果我们允许把史观放到个人层面——我自己搞一个视角就算有史观了——那三岁小孩看电视，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也可以算他自己的“史观”。所以本质上，史观首先要澄清的就是：1644这个点是支撑不起真正的史观的。

那什么能支撑起史观呢？从学术上来说，“史观”是只有你接受一个文明传统才能谈的东西，也就是说必须解决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问题。而如果以中华文明连续性为前提，如果对我们连续性这个前提有一定认识的话，所谓的“1644史观”就烟消云散。因为我们马上会意识到，连续性作为一个客观事实存在本身，就意味着1644这个节点根本不具有谈历史观的合法性。你可以搞噱头，但非要说它是一种史观、一种理论，基本上还是一种装神弄鬼。

观察者网：虽然如您所言，在逻辑上这是一个悖论，但对于很多“1644史观”的拥趸来说，专家越解释，他们的逆反心理就越强。甚至有这样的说法：“理中客已经死了，事实并不重要，我们就是要把它武器化。”

王献华：这里边有一个让人很悲伤的事实。出来回应这个问题的专家，首先要有能力处理历史观的问题。谈历史观是有门槛的，它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反思再反思，如果对这一点没有充分认识，这样的专家也一样是在摸黑打架，双方都看不见彼此。

如果大众觉得你这个专家在“装神弄鬼、欺负人、装模作样”，那么自然而然这种“武器化”就会出现——“我知道是这样，我就是要把它武器化”。他有恃无恐，因为你去武器化的时候，没有人有能力拆掉它。从认知能力上、理论高度上，没有人能做到以碾压的方式把它消解掉。这是让人很恼火的：你的“专”体现在哪里？

观察者网：在这场讨论当中，一些网络上比较中立的人也提出，吵得这么厉害很难达成共识，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官方的清史到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盖棺定论”。

王献华：这个问题确实是客观存在的。人言纷纷，到现在为止，对清史似乎并没有达成一个专家层面上的共识。如果说社会层面没有一个共识的话，专家层面其实也没有。

中国作为一个悠久的文明，长期以来是有我们的史观传统的，但是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被击溃了、被碾压了。以至于我们的史学，把我们自己本来拥有的历史观给忘了、丢了，然后尝试着去学着用欧洲人的那一套去阐释中国的历史。

在经验积累，比如考据等方面，可能也不是不行。但是当人们进入“究竟如何理解历史”这个问题时，就出问题了。

欧美人理解的历史，其实是只认文字不认事实的，欧美人理解的历史其实是神话味道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AI。至于事实如何，在他们的传统中间，言辞就是一切。这其实是欧美传统的一个致命缺陷。我们在这个方面其实是有优点的，因为我们认事实。但在我们学术的发展中丢掉了这一点。

须知别人的言辞一样是有立场的。别人在谈中国历史的时候，哪怕是比较善良，也不会维护你的尊严；稍微有点坏心眼，就是过来PUA你，让你认人家做老大，把你的好东西都献给人家。我们的史学过去200年被欧美史学冲击，其实是清史现在莫衷一是的最关键问题。按照我们中国史学传统，或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史观逻辑，这本不应该成为问题的。

所以现在需要痛定思痛。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一定要直面这个重大的、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重建属于我们自己传统的、真正称得上历史观的系统。它不一定是完全彻底地恢复我们曾经有的，因为时代在变化，技术条件在变化。但这个任务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否则，类似“1644史观”这样的问题会一直像阴影一样萦绕在我们头顶。

如果历史观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在文化场域中就永远不得安生。这是我们传统、我们文明，是老百姓也好、所谓的专家也好，安身立命的家园所在。如果这个家园是漏风的，房子的四梁八柱起不来，那就好不了。

观察者网：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文科学者、文科生其实是肩负着使命的。否则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民众对于我们的历史文化的看法也会容易从“河殇”到“大明天下无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王献华：一开始我就讲，“为人民服务”是态度，但怎么为人民服务？在我看来，文科人要做的，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所谓“极高明”，就是如何弥补我们现在的文科在知识上的赤字——别人懂的我们不懂。我年轻时跑去学冷门领域，就是深感人家懂我们完全不懂，人家想怎么忽悠我们就怎么忽悠。我们现在的文科领域中，这种真正的硬知识、造成直接区别的东西仍然远远不足。我去做苏美尔研究，至少现在我看美国人、欧洲人拿着苏美尔说事的时候，我不怕他们，我知道他们怎么回事。这种知识赤字，我们有时称之为“冷门绝学”，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还是要有人顶住。这种“极高明”，甚至可以不直接追求现实服务的价值。

另一方面，从价值导向上，即使是去做这种非常冷门知识建构的专业人，也要明白，不管你学的东西离真实世界多远，你最终还是要为人民服务的。这个词儿不是虚的。比如，我跑去跟老百姓讲楔形文字是什么，老百姓不会有兴趣。但我通过研究楔形文字，对欧美人忽悠中国人的话术有了更深入的判断和了解。当欧美人又忽悠我们、在我们面前假装有文化的时候，我也许可以跟隔壁大爷说：“大爷，别听别理他们，这玩意都是他们乱吹的。”就在这无意之中，我有用了。

所以，通过“极高明”去发掘我们对世界的见识（因为见识必须建立在知识之上），再运用自己的见识为人民服务，这个逻辑是闭合的。对专业度的追求和对社会服务性的追求，在我看来不但是可以兼顾的，而且本来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做不好社会服务的人，我会怀疑他的专业水平——你号称专业，你专业在哪？见识何在？

我有一个朋友说得很对：进入AI时代后，对于文科生来说，也不是说一下子都把你搞死了，但它把中间层——装神弄鬼、装腔作势的空间搞没了。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你比现在的AI高明，要么你比现在的AI便宜。我觉得很有道理。对文科生来说这个很可怕，因为你很难比现在的AI更便宜了，但好像比现在的AI高明也很难。所以，这可能就是现在喊“文科危机”这帮人的一个合理性所在。

当他们把所谓的学问处理成复制粘贴的时候，机器干得比他们更好。像我这种冷门专业，反而没机会找个洋大师，负责给洋大师当好翻译，把中国人糊弄住就完了。所以我反而习惯了一种意识：学问要通过见识来服务人、服务社会，而不是通过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得来的所谓专业空间来占据资源。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

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教育系统、管理方案，都会因时应势做出正确的应变。今天我们聊到的“历史观”——表面上看是学术问题，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我相信我们也不孤独，也会有很多其他的有志之士、有关怀的同仁，也会往这个方向上去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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