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恩来部署策反胡宗南，胡宗南为何最终选择放弃？

1949年，国共内战的结局已无悬念。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结束后，北平、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解放。

众多国民党将领纷纷起义，在他们内部产生了巨大震动。此时，胡宗南的处境尤为艰难。

军事上的溃败是显而易见的。 1949年4月，彭德怀率领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突破胡宗南经营多年的渭河防线。

5月19日，胡宗南被迫放弃经营十余年的西安，率领残部仓皇撤往汉中。

此时他手上仅剩三个兵团约25万至30万兵力，且士气低落，补给困难。

此时的胡宗南处境实际非常危险。他率部盘踞在四川汉中，北有秦岭，看似天险可守，实则已陷入解放军的大包围之中。

教员的战略方针是“大包围”，解放军迅速解放贵州，控制毕节、泸州、宜宾等要地，切断了胡宗南退往云南以及西康的退路。

第二野战军从湘鄂川边出击，对胡宗南集团形成合围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争取胡宗南起义，既可以减少伤亡、又可以加速西南解放。

这时候胡部虽处被动，若他选择起义，手中仍有数十万兵力，具备起义的筹码和最好的时机。

这次策反我党非常重视，由周恩来亲自部署。

他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与胡宗南有师生之谊，对其有一定的了解。基于多年情报工作的积累，策反人选的确定经过深思熟虑，必须具有针对性。

第一个人选定的人是胡公冕。

胡公冕是浙江永嘉人，1921年入党，是中共早期党员。更重要的是，他与胡宗南关系非同寻常——两人曾结为异姓兄弟，胡公冕对胡宗南有知遇之恩。当年胡宗南报考黄埔军校，因年龄超出规定而受阻，正是胡公冕设法疏通，才使其顺利入学。此后胡宗南的升迁发展，胡公冕亦多有帮助，可谓恩重如山。

第二条线是张新。

张新是黄埔三期毕业生，既是胡宗南的同乡，也是其老部下，曾任第24旅旅长，深得信任。1947年清涧战役中被俘后，张新在解放军官团学习两年，思想发生转变，后加入解放军。由他出面劝说，既有旧部之谊，又有亲身经历为证。

第三条线是孟丙南。

孟丙南是浙江余杭人，与胡宗南的弟弟及结拜兄弟交好，后娶其女为妻，胡宗南亲自担任证婚人。这段姻亲关系，使他成为胡宗南的亲戚晚辈。

三条线——恩兄、亲信、亲戚——构成了对胡宗南个人关系网的全面覆盖。

意思就是:兄弟半辈子都是跟我军对战，始终是不能成为民族英雄的，如今正是最好的机会。

这句话既有委婉的批评，又有真诚的惋惜。

1949年10月8日，张新在陕南褒城“顺利”的被军警查获。胡宗南得知后，于10月10日深夜下令将张新押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胡宗南三次秘密会见张新，每次都问到了核心问题，甚至当场落泪。这三次谈话，完整展现了胡宗南内心的剧烈挣扎。

重新出来后，张新介绍了自己被俘后的情况以及当下局势，胡宗南全程静静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这次会谈没有结果，但胡宗南没有将张新交予保密局，而是暗中关押，说明他内心已开始权衡。

第二次会谈：第二天晚上，胡宗南再次传见张新。这一次他态度和蔼了许多，主动嘘寒问暖，并询问解放军的状况和我党的政策。但胡宗南真正关心的，是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彭德怀的态度。 胡宗南与彭德怀在战场上交手多年，既是对头，某种程度上也是“老相识”。他反复询问彭德怀对他个人的看法，实际上是怕对方不认自己这个朋友，担心起义后得不到善待。

第二，赵寿山的待遇。 赵寿山原是国民党第38军军长，1947年起义加入我军，后任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

胡宗南详细询问赵寿山现在的处境，是在试探投诚者的真实待遇——是否真有实权，还是仅仅被架空。

这番话深深刺痛了胡宗南。他突然情绪失控，一头扑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侍勤队长见状，赶紧将张新带走。

第三次会谈：胡宗南还是见了张新第三次（说明胡其实是犹豫的）。这一次，胡宗南浓眉竖立，盯着张新质问：“士为知己者死，你想过校长没有？你也是黄埔生，我不能对不起校长！”

说完，胡宗南再次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

胡宗南也三次秘密会见了孟丙南。 孟丙南穿着我军军服正大光明前来，与乔装改扮的张新不同。胡宗南询问他在解放军军营里看到了什么，孟丙南说解放军纪律严明，上下一心且非常团结。胡宗南对此不认同，两人不欢而散。

第二次见面时，孟丙南直言国军高级将领面前只有三条路：一是像傅作义一样起义，二是像杜聿明一样战败被俘，三是像黄百韬一样战死，“第三条路最不值得”。胡宗南听后很不满，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要以蒋校长的意志为准。”

值得注意的是，胡宗南每次和孟丙南见面后，还单独去问张新同样的问题，看两人的说法是否一致。

这说明他在认真考虑，仍在犹豫。事实上，通过这几次谈话，胡宗南已经心动，甚至已决心联络起义，只待合适的时机。

三次会谈，数次落泪，胡宗南显然动了真心，甚至已经准备行动，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1949年10月12日，胡宗南收到蒋介石电令，令其立即赴台。

两天后他返回汉中，一下飞机就下令逮捕张新，交保密局监禁。争取胡宗南起义的路，就此中断。

胡宗南为何在最后一刻选择放弃？两个外部因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 美国议员诺兰的美援许诺

就在胡宗南犹豫不决之际，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来到汉中。诺兰向胡宗南许诺，只要他坚持不投降，美国将提供军事援助。这对于急需外援的胡宗南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虽然后来证明这只是空头支票，但在当时，这个许诺确实动摇了胡宗南起义的决心。

2. 蒋介石的紧急召见

1949年10月12日，蒋介石电令胡宗南立即飞赴台湾。这次召见，既是蒋介石对胡宗南忠诚度的最后考验，也是胡宗南个人命运的关键转折点。面对校长的召唤，胡宗南最终选择了“士为知己者死”。

更深层的逻辑，还在于胡宗南无法跨越的三道心理门槛：

一是黄埔系的身份枷锁。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嫡系中的嫡系。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不仅是上下级，更有师生之谊、知遇之恩。

“士为知己者死”不仅是胡宗南对张新的质问，更是他对自己身份的确认。在胡宗南的价值体系中，背叛蒋介石不仅是政治上的变节，更是人格上的污点。

他担心起义后会被视为“降将”，在历史评价中留下骂名。

三是对时局的误判与侥幸心理。 胡宗南试图通过反复询问张新和孟丙南同样的问题，来验证中共政策的真实性，同时也拖延时间，观望局势变化。

他可能认为，凭借秦岭天险和30万大军，仍可在西南顽抗一段时间，等待国际局势变化。

胡宗南最终的选择，导致了他个人和部下的悲剧结局。

1949年11月，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胡宗南部三个兵团共13个军40万人被包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第7兵团司令裴昌会、第18兵团司令李振等被迫率部起义或投降。胡宗南仅率千余人逃往西昌。

1950年3月从西昌机场时逃往台湾省。到台湾地区的胡宗南并未受到重用，反而因丧师失地受到监察院弹劾，虽最终免于追究，但已风光不再。

1962年，胡宗南在台北病逝，终年66岁。

历史对胡宗南的评价是复杂的。 他确实是一位有能力、有操守的军人，在抗日战争中也有过贡献。

但他对蒋氏的个人忠诚，超越了民族大义和时代潮流，最终使他成为蒋氏集团的殉葬品。

相比之下，那些选择起义的将领不仅保全了部下的生命，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贡献，历史给予了他们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