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战到朝鲜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为何欧美精英越来越怂？

1916年1月1日，驻扎在比利时的苏格兰步枪团第六营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前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此行并非为了视察，而是主动要求前往前线，担任一名英军基层指挥官。

来到前线后，他无视部下的劝阻，不仅每天巡视最前沿的战壕，还亲自执行了三十余次夜间巡逻，深入双方阵地之间的“死亡无人区”。一战期间，不仅是这位贵族出身的未来首相，将自己的生命押在西线战场上，大量欧美的基层军官也由贵族子弟充任。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欧美的政治精英们却再也不可能亲临战场。为何如今的欧美精英越来越“怂”？这种差异背后，触及的是欧美社会一个极为冷酷的现实。

丘吉尔的案例并非孤例。事实上，以贵族子弟为代表的上流阶级直接参战，是一战中的普遍现象，而且他们的参战动机并非简单地“刷资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荣誉的追求。以英国为例，在一战中，英国武装部队的总体阵亡率约为11.5%，而参战的英国贵族阶层成员的阵亡率高达19%。不仅比例上，一战时期的英国贵族比平民承担着更高的阵亡风险；数量上，贵族阵亡也绝非个别现象。

一战期间，仅牛津大学毕业的贵族校友中，就有14,561人参加了战争，阵亡人数超过2,000人，阵亡率达到惊人的17.7%。英国贵族历来崇尚尚武精神与骑士传统，他们多担任基层军官，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这也导致其阵亡率远高于普通士兵。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损失的45万士兵中，就有6万是贵族子弟，足见其牺牲之巨。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没有传统贵族阶层的美国，参战在当时也是自上而下的共识。

当美国于1917年4月正式加入协约国阵营后，包含大资本家后代与政治家族后代在内的美国精英二代们，也表现出极高的参战热情与牺牲精神。哈佛大学约有11,319名学生和校友参战，其中373人阵亡，阵亡率约为3.3%；耶鲁大学约有9,548名学生和校友参战，其中227人阵亡，阵亡率约为2.4%。在这些参战者中，不乏当时的知名人物，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将四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小儿子昆汀·罗斯福加入空军后不幸阵亡，年仅二十岁。

事实上，无论是一战还是更早的历史中，在欧美国家，战争并不完全是贵族驱使平民送死。贵族在享有更多社会收益的同时，也承担着与普通平民相等甚至更高的生命危险。然而，一战其实是这种古老贵族精神的谢幕。随着时间推移，事情开始悄然发生变化。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这种变化最为显著的美国。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宣布加入二战。尽管二战期间美国动员的人数与比例远超一战，但从阵亡率来看，无论是欧洲战场还是太平洋战场，美军面对的战争强度都无法与一战西线或二战苏德战场相提并论。美军在二战中的总体战斗阵亡率仅为1.8%。

尽管参战者中不乏约翰·肯尼迪、老布什与福特这些未来的总统，但他们面临的风险已较一战时期的英国贵族大幅降低。不过，二战中的美国精英二代们至少还会“演一演”；等到二战结束，他们便彻底不再伪装。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再次动员大量军事人员介入朝鲜半岛局势。据统计，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先后动员了572万名战斗与非战斗人员，其中仅被正式部署到朝鲜战区的美军总人次就达到178.9万。这一数字虽不及二战时期的兵力规模，但也绝非小数目。

然而，在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精英的参战人数与比例均出现断崖式下滑。在数万名阵亡的美军名单中，仅有约200人毕业于常春藤盟校，且再未出现类似昆汀·罗斯福那样的精英子弟阵亡案例。美国精英拒绝参战，并非因为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不道义或错误的战争，而是开始畏惧战争带来的伤亡。

朝鲜战争期间，针对美国名牌大学学生的缓征制度开始被广泛利用。对精英家庭的子弟而言，留在耶鲁、哈佛等名校完成学业，不仅不必冒阵亡风险，从利益角度看，也是一条比奔赴前线更具吸引力的人生道路。自朝鲜战争起，战争成为美国精英与平民之间的一道鸿沟：美国的权力者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身意志，而无论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还是因战争牺牲的军人，都与美国精英阶层毫无关联。

越南战争爆发后，美军动员的人力比朝鲜战争更多，但在被动员的美军中，不仅贫困的下层阶级是前线的绝对主力，阵亡名单中几乎找不到任何权贵阶级子女的身影。为了避免自己的孩子被送往越南战场，权贵们通过在国会推动一系列政策，将战争与自己彻底隔离。

首先，越南战争期间，只要是美国的在校大学生且成绩合格，即可获得2S身份，暂缓服役。后来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正是借此方式躲过兵役。其次，因身体或心理原因不适合服役者，可获得“4F”身份，免服兵役。然而，这一规则在执行中被大量滥用，现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便是靠“脚后跟长骨刺”的医疗报告逃过征兵。

最后，美国权贵子女还可通过主动运作，在战争期间加入国民警卫队或预备役，加入这些单位在名义上算服兵役，但实际被派往越南参战的概率极低。另一位美国总统小布什，正是利用这一途径避开越南战争。最终，越南战争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工薪阶层战争。

越南战争的巨额耗费与惨痛伤亡，如同一股汹涌巨浪，最终在1968年反噬了推动战争的民主党政府。然而，继任的尼克松政府虽着手结束越战，却未解决两个核心问题：越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军事干涉并未彻底停止；另一方面，美国精英远离战场的趋势仍在持续加深。

为配合结束越南战争，尼克松政府在1973年正式废除征兵制，美国由此进入全志愿兵役时代。这一政策初衷良好，但执行中产生了三个直接后果：第一，美国总统和国会发动战争时，不再需要面对来自普通家庭子女的舆论压力，发动战争的政治成本迅速下降；第二，美军从一个由各阶层公民组成的“熔炉”，转变为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构成的专门团体；第三，美军身份不再是美国公民的义务，而变成了一份纯粹的工作。

既然是工作，赚钱便成为核心目标。于是，1973年以后，美军的一线战斗部队与美国精英阶层彻底切割。在海湾战争时期，政商两界的精英子女几乎零参与；在漫长且波及面更广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精英阶层更是几乎完全缺席。在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合计阵亡的七千余名美军中，几乎没有一位出身美国政治或商业豪门的后代。

在此背景下，到军队“露个脸”，甚至成了美国精英博取政治资本的作秀手段。美国前总统拜登曾多次宣称，自己的儿子参加了伊拉克战争并最终为国捐躯。然而，这并非事实：拜登的长子博·拜登加入的是特拉华州国民警卫队，专业为军事律师，并非一线战斗人员。2008年，他随部队派驻伊拉克，驻扎在巴格达附近的胜利营，不仅长期处于保护之下，工作内容也只是协助训练伊拉克的法官与检察官。

在老拜登的运作下，博·拜登在服役结束后获得了铜星勋章。如果不是他在2015年因脑癌去世，必将凭借这段作秀性质的服役经历，在未来继承老拜登的政治遗产。新任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样是钻兵役空子的高手。2003年，他出于解决就业、赚取学费的目的，高中毕业后直接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但岗位并非前线士兵，而是海军陆战队第二航空联队公共事务部下士，负责战地通讯报道。

在四年的服役期内，他仅有六个月被派往伊拉克执行任务。任务结束后，他凭借这段服役经历，不仅成功入读俄亥俄州立大学和耶鲁大学法学院，还通过大肆宣扬自己的服役经历，一步步登上美国副总统的高位。

客观来看，美国军队中精英缺位的变化，并非因为美国精英阶层变得“怂”，而是他们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彻底抛弃了传统的荣誉感与国家观念，变得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功利。如今，美国的一切军事行动，都成了彻头彻尾的“精英遥控，平民送命”。这样一支失去精英担当、仅靠平民子弟支撑的美军，是否还能继续维持美国在全球的霸权，无疑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