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制度开始腐烂：忠诚为何反噬，养蛊为何自焚

作者：深时槿读好书

来源：深时槿读好书

文章已获授权

双刃剑

1453年5月，当奥斯曼帝国的铁蹄踏碎君士坦丁堡那千年的坚固城墙时，是怎样一股力量，让那些身经百战的罗马士兵，在面对奥斯曼近卫军时，由衷生出刻骨的恐惧？

这是一种纯粹的、无畏的、甚至带着宗教狂热的杀戮机器——彼时的近卫军，是苏丹最锋利的刀刃，是令整个欧洲都为之颤栗的无敌军团。

这让我想起了，在《大秦帝国之裂变》这部剧中，河西之战上，秦军以“军功授爵”之制，将魏国精锐“魏武卒”打得目瞪口呆，自此奠定了“虎狼之师”的赫赫威名。

奥斯曼近卫军只能说是不遑多让。然而，历史总是充满吊诡的轮回，不到四百年，这支曾让世界闻风丧胆的无敌之师，已经变成了奥斯曼苏丹眼中的大毒瘤。

1826年6月15日，伊斯坦布尔，在托普卡帕宫外，近卫军像往常一样，桀骜不驯地发动了哗变——这已经是他们的“常态化操作”，一种维系特权、蔑视皇权的政治表演。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欺负苏丹了。

苏丹马哈茂德二世面色冷峻，他为此已经忍耐了整整二十年。

当叛乱的近卫军冲向苏丹的宫殿，迎接他们的，已经不是惶恐的君主，而是密集的炮火。马哈茂德二世早已将效忠他的新军部署到位——这支装备着现代步枪和火炮的部队，无论是训练、纪律还是火力，都已远超那个沉溺于特权和内部腐败的近卫军。

不用说，战斗近乎一场屠杀。

近卫军兵营在炮火烈焰中轰然坍塌，数千名士兵被活活烧死。那些试图逃出火海的，则被新军排枪扫射，鲜血浸透石板路，哀嚎震彻天际。

当硝烟散尽，灰烬冷却，一支延续了几百年的传奇军团，就此灰飞烟灭。

然而，在历史的尘埃之下，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疑问：这支曾让欧洲颤栗、视军营为家庭和生命的无敌军团，为何从最初的战无不胜，走向了最终的腐朽不堪与被屠戮殆尽的宿命？

忠诚为何反噬，养蛊为何自焚？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裂变”？

所有的答案，都藏在它百年前的黄金时代里。

01

血契新生

1506年，这一年奥斯曼帝国的苏丹，是苏莱曼大帝的爷爷，塞利姆一世的父亲巴耶济德二世，这一年在东亚，明武宗朱厚照即位，明朝进入正德元年。

同样是这一年，在巴尔干半岛崎岖的波斯尼亚山区，一个名为索科洛维奇的村庄里（今属波黑），有一户牧羊人的家中，诞生了一个名叫巴伊察的男孩。

如果命运没有转折，他或许会像父辈一样，在这片崎岖的山地上，日复一日地放牧，偶尔在教堂做个辅祭，最终默默无闻地老去。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铁蹄踏过了这片土地，并带来了一项深刻改变无数家庭命运的制度——“德夫希尔梅税”，即“血税”。

或者更直白了说，也可以叫“征童制”。

这是一种残酷的人才选拔机制。帝国的官员会定期深入巴尔干等基督教地区，在非穆斯林家庭中，挑选那些最健壮、最聪明的男童。这些年龄在8到15岁之间的男孩，会被毫不留情从原生家庭中带走，皈依伊斯兰教，接受最严格、最系统的军事和文化教育。

也就是说，一旦被选中，他们不仅和原生家庭的联系彻底切断，而且禁止结婚和从事任何商业活动，苏丹成为他们唯一的效忠对象，军团成为他们唯一的归宿。

通过统一的、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近卫军形成了一支拥有强大凝聚力，绝对忠于苏丹，没有家族牵绊的军事力量。

从十四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无论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还是查尔迪兰战役中击败波斯萨法维王朝，亦或是在莫哈奇战役中重创匈牙利王国，始终都有近卫军的身影。

年幼的巴伊察，正是被这道“血税”选中，他永别了父母和故乡的山峦，踏上了一条通往未知的命运之路。

在伊斯坦布尔，他皈依伊斯兰教后，得到了一个新名字：穆罕默德。因其故乡，人们称他为“索科洛维奇”，在土耳其语中即“索库鲁”。从此，牧羊童巴伊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穆罕默德·索库鲁的帝国“奴隶”——一个被帝国制度塑造、将与帝国命运紧密捆绑的工具。

穆罕默德·索库鲁：

不得不说，索库鲁是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对于这些年轻的男孩来说，出身不再是障碍，反而因为他们对苏丹的个人忠诚度最高，而被视为最被信任的阶层。

虽然这个制度拆散了无数家庭。但它也为那些被征服地区的贫苦孩子，提供了一条几乎不可能的上升通道——只要你有才能、有智慧、肯奋斗，哪怕你出身于一个卑微的牧羊人家庭，也有机会登上帝国的权力之巅。

在这样的机会下，索库鲁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天赋。他精通土耳其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学习帝国的法律和宫廷礼仪，接受了当时世界上最严酷的军事训练。

随后，索库鲁稳步上升，先后担任过苏丹的寝宫侍从、旗手、御厩官等要职，在1540年代和1550年代，凭借稳重、精明且富有远见的才华，他给当时的苏丹苏莱曼大帝留下了深刻印象。

1565年，索库鲁终于登上了人臣的顶峰，被苏莱曼大帝任命为大维齐尔，即帝国宰相，成为苏丹之下、万民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

一个被征服的基督教牧羊人之子，凭借自己的才能，登上了巅峰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第二把交椅。

这又是一个奴隶逆袭的人生传奇。

然而，在这荣耀的巅峰，他隐隐嗅到了一丝不安。

1566年，年迈的苏莱曼大帝在远征匈牙利锡盖特堡的军营中溘然长逝。此时，帝国的军事行动尚未停止，而储君塞利姆远在库塔希亚。消息一旦泄露，极易引发军心崩溃，甚至被有心人利用权力真空引发内战。

在此危机关头，索库鲁决定秘不发丧，他下令处决了所有目击苏丹死亡的官员，对外宣称苏丹只是病重。

在之后长达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以苏莱曼的名义指挥大军，平稳地将部队撤回伊斯坦布尔，直至顺利迎立塞利姆二世即位，确保了帝国权力在真空阶段平稳过渡，避免了帝国可能陷入的巨大动荡。

但正是在这一刻，他已然意识到：帝国的心脏（苏丹）已经被悬于利刃之上。

近卫军的创立初衷，是成为一支只听令于苏丹、不受任何外部势力影响的“苏丹的奴仆”。然而，当这支军队的力量过于强大，而苏丹的权威又相对衰弱时，主仆关系便会发生危险的逆转。

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集我们说过，苏莱曼大帝对皇后许蕾姆的疼爱，催生了后宫娘娘干政制度，从此，儿子厉不厉害无所谓了，重要的是亲妈厉不厉害。

换句话说，原来的苏丹是各个继承者通过内战踏出一条血路来的，是强者居之，而此时，苏丹却是由强势的母亲扶上皇帝宝座的，如此“拼妈”的苏丹，等母亲百年之后，自己又该如何面对虎狼的近卫军？

更糟糕的是，那些曾被视为“天神之兵”的近卫军，悄然走上“还俗”的道路。

02

巅峰隐忧

近卫军之所以能成为“苏丹的利刃”，靠的不是刀锋，而是制度。

这套制度有两条铁律：禁止结婚和禁止经商。

不能结婚，士兵便无法建立家庭，没有后代，没有牵挂，从而完全系于苏丹一人。军营是他们唯一的家，战友是他们唯一的兄弟，苏丹是他们唯一的父亲。

绝对的凝聚力，来自对一个人意志的绝对剥夺。

不能经商，是因为商业活动会让士兵与地方商人、行会等形成利益共同体。一旦士兵的商业利益超越了军饷和战利品，他们对战争的热情和对苏丹的依赖性就会大大降低，甚至可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而抵制苏丹的军事行动。

对于一个帝国来说，想要维持以上两条禁令，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张。

只有扩张和战争，近卫军才能获得丰厚的薪饷、分享的战利品以及征服后获得的土地封赏。对外征伐既是神圣使命，也是致富之路，从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遵守禁令。

然而，到苏莱曼晚年，奥斯曼帝国的扩张已基本达到极限。此后，大规模的征服战争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漫长的边境防御和相对和平的环境。

长期严格的禁欲主义，开始在人性欲望的侵蚀下，出现裂痕。毕竟，士兵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缺点。

没有了战火的杀戮，也没有了抢来的战利品，再加上连年征战耗空了国库，军饷再也无法满足他们膨胀的欲望。于是，有士兵偷偷做起生意，从军饷到商业，刀剑成了秤杆；也有士兵暗中联姻富家，摇身一变成女婿，铠甲下揣着地契和金钱。

更何况，苏莱曼大帝本人亲自打破了奥斯曼数百年来的传统，正式迎娶了出身于后宫的女奴许蕾姆为皇后。

所谓上行下效，风从宫廷起。

于是，那曾被视为“天神戒律”的禁令，在苏莱曼这个黄金时代的巅峰，孕育着帝国衰变的种子——

反过来说，一旦允许结婚，近卫军就有了自己的家庭、子女和商业利益。苏丹对他们的重要性，必然会下降。

一旦可以经商，刀剑就学会了算账、讨价、甚至收保护费，在城市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并与地方精英、行会、宗教团体（乌理玛）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以近卫军为核心的、跨越军、政、商、教的庞大利益集团。

后世的史学家常说：“苏莱曼时代是奥斯曼的黄金顶峰，也是最深的拐点。”

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其子塞利姆二世和孙子穆拉德三世相继即位。虽然这两位苏丹能力平庸，但好歹帝国的大维齐尔还算靠谱——他就是三朝元老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

在索库鲁的个人权威和对整个帝国的强力掌控下，帝国大体保持了稳定与繁荣。他并非保守的守成者，他也曾主导运河计划（伏尔加-顿河、苏伊士），意图重塑欧亚地缘格局，然而，这些对于近卫军的贪婪来说，不过是画大饼而已。

更何况，他的权力并非建立在世袭或军队私人效忠之上，而是源于制度、个人能力及苏丹的信任。

任何依靠“外部输血”维持的制度，一旦输血停止，腐败便从内部开始，而他对此，只能撑得住一时，却撑不了一世。

我们知道，当欲望的洪流决堤，第一个被冲走的，往往是那个最懂水性的守堤人。也就是说，当制度本身开始腐化时，第一个被祭刀的，往往就是他这样的“守夜人”。

03

毒瘤噬骨

1579年10月秋天，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73岁高龄的索库鲁帕夏，在其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宅邸中被刺杀。

杀死他的，不是外敌，而是一名波斯尼亚托钵僧，他假借向宰相递交请愿书之名接近，随后用匕首实插入了首相的心脏。

这位权倾朝野近十五年、历经三朝的政治老人，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死亡，抽掉了帝国脊柱中最坚硬的一根骨头。从此，再也没有人能同时驾驭苏丹、朝廷与军队。

权力真空迅速被贪婪的近卫军填满，苏丹越来越控制不了军队，反而会被军队所操控，甚至被军队所废除。

这样的戏码越来越频繁上演。

一方面，继任的苏丹穆拉德三世及其后的皇帝大多庸碌无能，沉湎于后宫生活。另一方面，大维齐尔沦为摆设，朝廷成了宠臣、后妃与宦官争夺的棋局。

这样的混乱局面——导致手握兵权的近卫军，成为了各方势力争相拉拢的对象。

近卫军也毫不客气，毕竟帝国大规模征服战争进一步减少，“战争财”的来源更加枯竭了，他们需要巨额资金维持其奢靡的生活。

于是，在索库鲁死后的几十年里，尤其进入17世纪后，放飞了的近卫军就开始了从“军事精英”到“利益集团”的彻底蜕变。

首先是废立苏丹。

1622年，年轻气盛的苏丹奥斯曼二世试图组建新军，取代腐败的近卫军。结果呢？叛乱的近卫军冲进皇宫，将他拖出王座，在七塔监狱中用弓弦勒死

他成为了帝国首位被弑的苏丹。

有了这样的先例，他们更加肆无忌惮，频繁发动兵变，罢黜乃至处死他们不满意的大维齐尔和苏丹。从此，苏丹不再是“主人”，而成了近卫军“允许坐在王座上的人”。

其次是变成财阀。

经商不再是被默许的“副业”，他们强占商铺、垄断贸易、向商人收取“保护费”，甚至直接抢劫。军营变成了“武装商会”，军人变成了“穿制服的商人”。

他们不再仅仅是军人，而是变成了一个拥有巨大利益的特殊阶层。

最后是世袭特权。

父亲们极力将自己的儿子塞进近卫军名册，以此继承自己的俸禄、特权以及商业关系网。在大马士革等地区，甚至形成了“伟大的军事家族”，军衔代代相传。

更荒唐的是，大量不具备军事资格的城市平民、商贩、手工业者通过行贿进入近卫军名册，军籍开始被公开买卖，这样的军队，规模从原来的几万名膨胀到了数十万名，但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自此，“德夫希尔梅”制度彻底名存实亡，帝国彻底陷入了一场无解的恶性循环。

我们来捋一捋。

首先，后宫干政制度，让苏丹的能力大大弱化，给了近卫军干政的权力真空。其次，近卫军干政，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朝廷为了获得近卫军的支持，不得不给予其更多的经济特权和政治让步。再次，拥有经济特权，使近卫军更深地卷入商业活动，其利益集团阶层更加稳固，从而反对任何损害其利益的改革，进一步削弱了苏丹和朝廷的权力。

这样下去，帝国走向灭亡是迟早的事。

当面对奥地利、俄国等已经进行军事现代化的欧洲军队时，曾经的“欧洲最训练有素的士兵”，如今却屡战屡败，沦为一支腐败无能、空耗国帑的摆设。

04

灰飞烟灭

进入19世纪，奥斯曼帝国在内外交困中艰难求存。

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希腊独立战争的爆发、俄国持续的南下压力，都让帝国统治者痛感军事现代化的迫切。

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这位被后世称为“改革者”的君主，决心建立一支欧式的、纪律严明的新军，要彻底砸碎这个基于血缘和特权的旧体系。

马哈茂德二世：

他的计划是建立一支完全按照欧洲模式训练和装备的新军，名为“穆罕默德常胜军”。这支军队采用现代营连编制，进行常规火器操练，由欧洲教官指导。

显然，这支新军的诞生，必将取代腐朽无能的近卫军，并剥夺其政治经济特权。

近卫军集团对此的反对是激烈的。他们早已不是战士，而是特权商人和政治掮客，任何真正的军事改革都是对他们生存根基的动摇。

苏丹马哈茂德二世知道，冲突不可避免。

他没有鲁莽行事，一方面稳步扩充和武装效忠于自己的新军部队和其他支持改革的军事单位（如炮兵）。同时，他通过颁布一系列触及近卫军根本利益的法令，来激化矛盾，迫使近卫军首先发难。

果然，近卫军再次哗变，像过去一百年里那样，嚣张地冲向托普卡帕宫，以为还能逼苏丹让步。

但这一次，宫门后只有早已架好的火炮。于是，我们看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清洗。

历史记载，约六千至一万名近卫军被屠杀；更详细的记载甚至称有八千人被烧死在营房，一万五千人被后续处决，另有两万人被流放。

马哈茂德二世不仅解散了近卫军建制，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追捕和清除残存的近卫军成员。与近卫军关系密切、被视为其精神支柱的贝克塔什教团也被一并查禁和解散。近卫军的财产被没收，其影响力被连根拔起。

近卫军的故事，始于“血税”，终于“血洗”。

当1826年的炮声沉寂，大维齐尔索库鲁·梅赫迈德·帕夏的陵墓也许在远方静默，他或许早已意识到了结局。

他属于旧的利益体系，他代表了近卫军制度理想的一面：跨越族裔和宗教的藩篱，以才能和忠诚为阶梯，实现个人与帝国的共同辉煌。他以其卓越的个人能力和铁腕统治，成功地扮演了“最后守护者”的角色，让制度的腐朽被延缓了十余年。

然而，人死灯灭。

他去世后，近卫军迅速完成了向政治、经济复合型利益集团的蜕变，他们干预朝政、抵制改革、垄断商业、败坏军纪，成为帝国衰落的一个核心内因。

这套制度需要战争来维系，否则，它就会从选拔精英的机制，退化为世袭特权的堡垒；从帝国的战争之刃，逐渐被权力、金钱和世袭的欲望所腐蚀。

虽然近卫军的覆灭，并未拯救奥斯曼帝国，但它还是留下一面沉重的镜子：

任何制度，若不随时间进化，若不约束人性的暗面，终将将走向它的反面，从利剑变成枷锁，迎来一个帝国灭亡的宿命。

这就是历史的回响，沉重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