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好东西

高市早苗在日本众议院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可以用“历史性”和“压倒性”形容。从2025年10月21日她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新历史就已经在书写了：自1885年日本建立现代内阁制度以来的140年间，这一职位始终由男性垄断，高市的登顶打破了这一极其坚固的“玻璃天花板”。

如果不考虑日本这个国家的特殊性以及高市的政策主张等因素，我本以为，这也是一次女性的胜利，至少以权力和地位来衡量，这么说大概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那些因素不可能不考虑。我没有看到中文互联网上有人在这个角度讨论日本政坛的这次政治地壳变动。“不能不考虑”也许是原因之一。沉默表明的是“看不见”，或者“当看不见”。

但高市早苗的女性身份并没有因此缺席。国内社交媒体上，包括一些准官方的新闻媒体产品，很多都强调她的女性角色，或者抨击她的外貌——一种显而易见的男性视角。

高市早苗的女性身份在日本国内同样被“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她最吸引眼球的是“以天生开朗笑容面对逆境的女主角”这一轻小说式的人设。“被攻击的女性”不是让她失去信任感，反而成为认同感的来源，这是把她的女性身份当弱点的人未必能预料到的。

如果按照中国国内社交媒体上激烈争论女权时代标准，这类批评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吗？见仁见智吧。但这个话题既然无法脱离政治，甚至涉及国际政治，现实环境中，大部分中国男性也会回避，而女性通常对于这些话题的回避更主动。中国社交媒体上女权议题经常争论到烽火连三月，但视角集中在日常生活相处之道，对于女性政治地位这类话题却自觉规避。

东亚文化有深层的儒家父权传统，日本韩国也不例外。一条周边新闻可以作为参照坐标。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郡守因在公开场合发表“进口斯里兰卡、越南女性”等不当言论引发舆论风波，2月9日被韩国执政党开除党籍。

但在国外将高市早苗的“成就”视为女性胜利的声音也不响亮。也许首先可以理解为对既有之物的习以为常吧。日本对女权运动的意义非比一般。大热电影《好东西》里，“你看过几本上野千鹤子”成为进步、现代的指代。显然，上野千鹤子比高市早苗更有象征性。

联合国妇女署与各国议会联盟联合发布的《2025年政治中的女性》（Women in Politics: 2025）中的数据，截至2025年初，全球下院或一院制议会中的女性议员比例仅为27.2%，相较于1995年《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通过时的11%有了长足进步，距离实质性的性别平权仍有巨大差距。

而在行政权力顶层，女性突围更为艰难。截至2025年初，女性担任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国家数量仅为25个（涵盖32名女性领导人）。联合国妇女署预测，要在最高权力职位上实现性别平等，还需要大约130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怎么算出来的，但按照马斯克的说法，现在出生的孩子有可能看见那一天到来。

在东亚文化圈，我国台湾地区绝对位居前列。2024年选举后，地区立法机构的女性代表比例超过40%，居亚洲之冠，同时在OECD给出的社会制度与性别指数中名列亚洲第一。

但高市早苗的成功被“看不见”，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在学术界、女权主义活动家以及国际观察家的审视下，高市早苗的执政引发了“代表性悖论”。

高市早苗的成功并非建立在宣扬性别平等或诉诸女性身份政治之上，而是凭借极端保守主义的纲领，展现出极度强硬的鹰派姿态。她在性别政策上是一个保守派，比如坚决反对修改法律以允许已婚夫妇保留各自的姓氏（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反对同性婚姻。有历史学者认为，她的当选是以拥护而非挑战父权制的方式获得了权力，她比男性政治家更加激进地拥抱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此向现有的利益集团证明其“忠诚度”与“可靠性”。这种个体成功是以牺牲结构性平权改革为代价的，掩盖了日本在2025年世界经济论坛性别鸿沟指数中依然排在第118位的惨淡现实。

结论是：仅仅因为高市早苗是一位女性，无法将她的历史性大胜直接等同于东亚女性政治地位的全面进步。

与东亚邻居相比，我们的女性一方面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参与度和话语权正获得前所未有的实质性提升，但在国家权力的核心地带，是另一幅直观可见、无需多言的图景。

中国普遍存在女性法定退休年龄（通常为50或55岁）早于男性（60岁）的规定。虽然高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有所放宽，但这种基础性制度在女性干部漫长的基层和中层（科级、处级、厅局级）升迁过程中，发挥着隐秘而致命的作用。由于面临更早的退休倒计时，女性干部在同等条件下往往比男性更早被组织部门认定为“缺乏培养潜力”，从而在竞争地方实权岗位时被边缘化，错失积累足够资本的关键“年龄窗口”。

为特定群体和对象主张权利、福利，比如女性权利、动物福利，与普遍的公民权利争取是否可以并行不悖？近些年，很多热点事件都指向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不同权利的争取当然可以并行不悖，但如果没有公民权利作为背景，特定群体权利的单兵突破能否持久，恐怕始终要打个问号。

当然，从高市早苗这个案例来看，事情还要复杂得多：即使个体在政治地位上取得了突破，也不见得能代表女性权利运动得到了同步的跃进。

但不论怎么都要承认，离我们最近的东亚社会，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已经有了醒目的提升。那么，到130年之后，面对一个男女权利更为平等的世界，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总不能回一句：“我们历史上早就有武则天和慈禧太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