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归隐：是逃避还是另有坚守？

古代文人的归隐，从来不是单一的逃遁，而是各有各的清醒与坚守。有人因看透权力的残酷选择抽身，有人因不愿妥协世俗规则回归田园，有人为了亲情与信仰寻得静地，也有人在山水间找到精神的归处。

公元前473年，越国破吴，庆功宴前一夜，范蠡带着西施驾舟隐入五湖。他不是厌倦朝堂，而是看透勾践的狠绝——当年勾践为求夫差信任，尝其粪便，这份隐忍背后是狠辣。范蠡深知，功高震主的自己，早成了勾践的眼中钉。后来文种不听他“飞鸟尽，良弓藏”的劝告，果然被赐死。归隐后的范蠡化名鸱夷子皮，经商致富，却把财富分给百姓，与西施逍遥游历，成了后世的“商圣”。他的离开，是清醒的逃离，更是对生命的守护。

东晋的陶渊明，一生三次出仕三次归隐。32岁任江州祭酒，因不满官场氛围数月便辞；后来任彭泽县令，推行均田减赋触怒豪强，拒绝潜规则后挂印而去。他在《归去来兮辞》里写尽对官场的失望，归隐后种菊东篱，写《归园田居》《桃花源记》，虽“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却得内心自由。他的坚守，成了后世文人的精神寄托——官场的失败，从不是人生的失败，田园里的宁静，才是他的胜利。

唐代王维的归隐，是为了心中的“桃花源”。19岁读《桃花源记》，他就向往那种幽寂田园。40多岁时，他盘下宋之问的蓝田山庄，成了辋川的主人。辋川“地奇胜”，两山壁立，入谷后豁然开朗，良田美池，鸡犬相闻，正合他的“桃源情结”。更重要的是，母亲崔氏奉佛好静，“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辋川的幽僻正好让母亲安禅。王维一边在朝做左补阙、给事中等闲职，一边在辋川与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写《山居秋暝》里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写《鹿柴》里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把禅意融入山水，成了山水田园诗的巅峰。他的半官半隐，是兼顾责任与自由的智慧——既用官俸养活家人，又在辋川找到精神的归处。

北宋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在江宁建了“半山园”——距城东门和钟山各七里。他常去附近的定林寺，那里有专供他居住的房子，他在里面读书、著述，接待客人。定林寺的昭文斋，是米芾为他取名的。他的归隐，是远离政治漩涡后的平静，在半山园与钟山之间，找到读书的乐趣。

明代的陈继儒，29岁烧了儒生衣冠，隐于小昆山。他爱书如痴，抄校古籍，博览文学、历史、哲学；醉心书画，师承苏轼、米芾，墨梅松竹名重当时，与董其昌成金兰之交——董其昌为他建“来仲楼”，方便探讨书画。他乐善好施，松江洪灾时上书求赈，荒年设粥救民。他写《小窗幽记》，里面“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成了处世名言。隐居的他，虽未为官，却赢得“山中宰相”的赞誉——他用文学与艺术，实现了自我价值。

这些隐士的故事，跨越千年，却始终照亮人心。他们的归隐，不是逃避，而是清醒的选择：有的看透权力的残酷，有的拒绝世俗的妥协，有的为了亲情与信仰，有的在山水间找到精神的归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证明人生不只有仕途一条路——坚守本心，才能找到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