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安处置｜我国虚拟货币司法处置发展历程：从束手无策到有章可循

华安虚拟货币处置（huaancz.com）报道，2025年11月，随着“比特币女王”钱志敏在英国认罪，6.1万枚被扣押比特币的归属问题成为中英司法协作的焦点。这场涉及400亿资金、12.8万投资者的跨国追索，将我国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推向台前：当涉案财产本身被政策禁止流通时，司法机关该如何完成追赃挽损的法定职责？

这个问题的答案，经历了从政策定性、理论破冰到模式创新的十余年演进。

一、定性期（2013-2016年）：从“货币”到“商品”的法律锚定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发布《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首次将比特币界定为“特定的虚拟商品”。这一看似中性的定性，实则奠定了此后司法处置的两块基石：否定其货币地位，但承认其财产属性。

这一时期，监管重心在于防范洗钱风险，对个人持有虚拟货币并未禁止。但司法实践中，涉案虚拟货币究竟算不算“财物”、能否追缴、如何处置，全国并无统一答案。

二、禁令期（2017-2020年）：业务全面禁止与财产属性的“割裂”

2017年“九四公告”叫停代币发行融资，2021年“924通知”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全链条定性为“非法金融活动”。政策高压下，虚拟货币的交易价值在民事领域被普遍否定——相关合同多被认定无效，损失自担-5。

然而，一个微妙的分化由此产生：民事交易无效，不代表刑事赃物无主。刑法第64条关于违法所得应予追缴的规定，成为司法机关必须处置涉案虚拟货币的硬约束。同一财产在民事合同中被“驱逐”，在刑事判决中却必须“接手”——这种张力，倒逼司法者寻找出路。

三、探索期（2021-2024年）：地方破冰与“不敢处置”的困局

政策禁令之下，各地司法机关面临三重无解难题：怎么扣？谁保管？如何卖？

虚拟货币存储在境外交易所或私人钱包，私钥不交，扣押即落空；转入司法机关钱包涉嫌违反“办案与管理相分离”原则；内地无合法交易平台，变现必须绕道境外，稍有不慎便触碰监管红线-6。相当长时期内，“宁可不处置也不冒险处置”成为普遍心态。

转机来自地方“小步快跑”。2022年起，山东、福建、江苏等地相继出台地方性规定：山东允许协商回收，福建明确扣押保管细则，苏州试点专业机构代处置。2024年8月，上海徐汇区公检会签《涉刑事诉讼虚拟币处置规范指引》，从查询固证到移送处置形成闭环-4。这些地方实践虽未公开细节，却为后续全国性探索积累了关键经验。

四、规范期（2025年至今）：正当性确权与多元路径成型

2025年至2026年初，虚拟货币司法处置迎来实质性突破，呈现三大标志性转向：

第一，理论确权。2025年12月，最高检刊文明确指出：“司法机关对涉案虚拟货币的处置，本质上是执行刑事判决的法定职责，而非参与金融活动”。这一论述成功将处置行为从“金融管制规范”中剥离，置于“刑事执行法定职责”的正当性框架之下。

第二，模式成型。北京、上海、温州等地探索出可复制的委托处置路径：公安机关或法院委托国资平台或专业机构，通过香港持牌交易所变现，资金闭环回流至涉案款专户。上海模式更设置“不低于交易日前20日均价”的价格底线，有效规避国有资产流失风险。委托第三方变现，已从个别创新演变为共性特征。

第三，制度升级。2026年2月，八部门联合发布42号文，在延续全面禁止基调的同时，首次将稳定币、RWA纳入监管，并明确“法律责任专章”。这份经国务院同意的规范性文件，标志着虚拟货币监管从“碎片化应对”迈入“系统重构”。而同年第八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将“完善涉案虚拟货币处置规则”列为重点，最高法亦将该课题作为年度司法研究重大课题——司法处置的制度化进程，已与监管体系升级同步提速。

在“禁止”与“追赃”之间寻找平衡

回顾这段历程，最核心的制度智慧在于：将“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与“涉案虚拟货币财产”审慎切割。前者持续高压严打，后者则通过委托处置、境外变现、资金闭环，在不突破监管红线的前提下，完成了追赃挽损的司法使命。

当下，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已基本形成“分类处置”共识：对被害人的稳定币可原币返还，对流动性差的传销代币可依法销毁，对高价值币种则优先变现退赔-2。从“不敢处置”到“规范处置”，从“一事一议”到“制度供给”，中国司法机关正在“全面禁止”的政策红线下，走出一条兼顾法律效果与追赃实效的第三条道路。

蓝天格锐案的6.1万枚比特币终将尘埃落定。而比单个案件结果更重要的是：当区块链技术持续迭代、新型加密资产不断涌现时，这套在十余年博弈中锤炼出的处置框架，已为应对未来挑战预留了制度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