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与示范||温春来：西南中国的国家整合与身份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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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中国的国家整合与身份建构

温春来

原文载《区域史研究》第11辑，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温春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教授。

编者按 本文是温春来教授2023年9月23 日于“历史人类学新领域学术讲坛”上的演讲，由李袁同学整理并经演讲者修订后成文。“历史人类学新领域学术讲坛”由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举办，旨在邀请这一领域的若干学者，围绕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分享自己为何会如此思考。这样的演讲，颇合本刊“思·路”的精神，故刊载于此。

这个演讲是一个命题作文，是黄国信老师命的题。黄老师告诉我，来做这个讲座，不要讲新东西，就讲自己已有的东西，重点要讲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思考，为什么会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来。因此我今天讲的，是我过去的研究，当然也包括一些新的思考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我会告诉大家我的思路历程。

一 研究缘起

我在大学三年级时读过《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其中有两段话令我心潮澎湃、印象深刻，话是这样讲的：

欧洲人和南、北美洲人统统加在一起，在数量上也不见得比中国人多，也很难说他们是否包含更多的民族。在人数上甚至在所含有的民族的数量上，欧洲人和中国人是相当的，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同一等级。然而，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10亿左右的欧洲人和美洲人分别生活在50多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中，而十亿多中国人则是生活在一个国家中。当我们看待中国人和西方人时，这1与50之间的悬殊是决不能忽视的。

以上这一简单的事实陈述表明，当把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术语应用在中国时，它只能把我们引向歧途。中国是不能仅仅用西方术语的转移来理解的，它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灵。它的政治必须从它内部的发生和发展去理解。

我当时就觉得，中国在历史上长期维持大一统，是中国历史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不过那时我没想到，我会来做这个研究。因为我本科时没想过要当学者，我的职业理想是当公务员或者大报社的记者——那时正是南方报系的黄金年代，广州是全国报纸办得最有影响力的地方，《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对我的吸引力都很大。但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本科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是黄国信老师，我已经大四了，找黄老师谈论文，谈完后闲聊了几句，他说：“××大学××教授找我推荐学生去考他的研究生，你去不去？”

我从来没想过考研，而且我属于“学渣”，成绩很差，英语勉强过了四级后也没再碰，离考研时间也只有两个多月了，不可能考得上，因此并没有答应黄老师。后来跟一个朋友闲聊此事，朋友说何不试一下？我想既然要试，我在中山大学，就没必要舍近求远了。抱着侥幸心理复习了两个多月，结果运气不错，居然考上了，成为陈春声教授、刘志伟教授两位老师的学生。所以跟黄老师的一次偶然谈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1997年，我读硕士一年级，我们系开了一个叫作“16世纪的岭南”的学术会议。除了陈老师、刘老师外，好像科大卫老师、郑振满老师、蔡志强老师等师长都出席了，与会学者讨论了一个概念，叫作“国家化”。这个概念是说我们中国，这个伟大的、统一的国家，不是天生就是这个样子的，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地区，在什么时候、按什么方式，纳进这个大一统的秩序，就叫作“国家化”。后来这批学者不再讲这个概念，我没问过他们为何不讲，但我猜应该是这样的：这个概念抹杀了地方人群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好像他们就等着被国家“化”似的。后来我也反感这个概念，但就是这个概念把我带进了西南。当时我听了这个概念后眼前一亮，想到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的那段话，我觉得只要把各个地区的“国家化”搞清楚了，那段话提出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就想我要研究土司制度，因为土司制度很容易回应“国家化”这个问题。我想得很简单，改土归流就是“国家化”嘛。1998年夏天，陈春声老师、刘志伟老师问我想做什么题目，我就说了土司制度。两位老师听后觉得很不错，鼓励我往前走。

当时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了梁方仲先生的《一条鞭法》等经典，知道要做土司研究必须从最基本的正史、典章制度、方志等史料的阅读开始。不过我是一个穷学生，手中没什么书，连一部《明史》都买不起，那时也没有数据库和网络资源，所以我只能去图书馆看书。我带着一个笔记本（不是手提电脑），天天跑到学校四楼古籍部看书，抄《明史·土司传》。我抄《明史·土司传》是这样抄的，抄一行空一行。我空一行是什么意思？如果有什么疑问和感想，就写在下面。此外我也去位于文德路的孙中山文献馆看书。在看史料的同时，我通过各种工具书去查阅土司制度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那时没有知网、读秀之类，了解学术史的最佳办法就是一本一本去查不同时期编的各种工具书，从中找到民国以后相关论著的名字，然后再去图书馆找相应的书与期刊来看。不少在工具书中查到的论著，在中大图书馆没有收藏，就得到其他图书馆去碰运气。

在阅读史料与摸索学术史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不能够研究整个土司制度，那样是没有办法很好回答某个地方如何“国家化”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土司的分布地域太广了，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甚至到青海都有土司。都是土司，但他们之间的差别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我打一个比方大家就知道了。假如说一个很强悍的外星人征服了地球，并且把地球上的所有国家都变成了“土司”——莫迪土司、马克龙土司、拜登土司，咱们中国也是土司。然后外星统治者就规定，你们这些“土司”什么时候到外星球“朝贡”，某个“土司”每年给外星人上供什么物品，外星人打仗的时候你们要过来帮忙，等等，为此制定了很多措施和制度条文，这就是土司的相关制度规定了。再过了五百年，有一个外星的历史学家，他要来研究地球上的“土司”制度。如果他把地球土司制度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会导致什么结果？结果是他只能梳理制度条文，然后就说地球土司制度是什么样子的。但他没有办法深入研究地球上的“土司”社会，因为美国土司、印度土司、乌干达土司、埃及土司、日本土司……他们之间的差别太大了。我不能够研究整个土司，因为我不甘于只考辨制度条文，而且我想这么干也没多大意义，因为研究土司制度的前辈学者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已经把制度条文大致梳理清楚了，我再去做，也很难有大的突破与贡献。所以我要收缩战线，研究某个土司区域，深入揭示那些纸面上的制度条文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中落地实践的，看这个区域的社会传统是如何与王朝的经营互动的。制度规定是纸面文章不是历史，人的实践活动才是真正的历史。

我怎么收缩战线呢？虽然我出生成长于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地区，但一开始，我没想过研究贵州，想研究贵州后也没想到毕节。我考虑过好多地方，后来因各种机缘巧合，一头扎进了黔西北我的家乡做这个研究。很多人以为我是毕节人，所以我回到毕节去做研究。其实不是这样的，是传统中国不同区域的“国家化”这个问题把我带进去的。好了，接下来讲我是怎么来思考、论证这个问题的。

二 西南国家传统

我这里讲的“国家”，是古代西南的那些地方性政权与准地方性政权。我的整个研究的起点是：西南是一个有自身国家传统的地方。讲到西南，大家会想到大理、南诏，其实这块地方有很多国家，《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此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司马迁三十多岁的时候，奉汉武帝的命令出使西南，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把这次出使当成了一个田野调查的机会。历史学一开始就是和田野调查结合在一起的，司马迁是这么做的，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也是这么干的，所以如果有人敢说我们历史学不要搞田野调查，那他就是“欺师灭祖”。

《史记》中的很多内容肯定不是来自文献，而是来自司马迁的田野调查，《西南夷列传》就是这样。司马迁到西南后，发现整个西南的人群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国家或准国家的，他开篇就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大家都知道夜郎是一个国家，“以什数”就是有几十个的意思，这就是说有君长的人群很多。所谓君长，大体上就是国家或准国家组织的首领。司马迁接着又写：“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你不要管“靡莫”是什么意思，你只要知道“滇”是一个国家，你大概就能猜到靡莫之属是怎么一回事，至少其中有一些已经具有类似国家的组织。

“滇”这个国家是非常大的，可能比夜郎还大。今天你们讲我们贵州人“夜郎自大”，其实“夜郎自大”是我们的老祖先“山寨”的，不属于原创。原创是哪里？是云南。滇国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盆地，所以就飘飘然了，觉得自己很大，滇王跟汉朝的使者说：“汉孰与我大？”汉朝使者当然觉得很搞笑，后来他到了贵州的夜郎国，夜郎国王也不知天高地厚地问了一句：“夜郎与汉孰大？”不知这个夜郎国王是有样学样还是自己想出来的问题，但他确实是在滇王之后讲的。按照今天的学术规范，原创就不是他了，是滇王，但这个“锅”就由我们贵州人背了，背了两千多年。为什么我们会背锅？我猜是汉语语音节奏的关系。“滇自大”三个字，不够上口，“夜郎自大”四个字，读起来朗朗上口，所以我们就给他们背了两千多年的锅。但今天这口“锅”热起来了，变成金锅了。你看湖南新晃都跑来“抢锅”了，新晃打了一个擦边球，想改名为夜郎县，道理很简单，想借夜郎这块大招牌发展旅游业，夜郎故地、夜郎五日游、夜郎牛肉、夜郎还魂丹、夜郎酒这些，听上去就妙不可言。

好了，不开玩笑了。从《史记》里面可以看到，“滇”也是一个国家，今天考古也发现了滇王印。总之，西南很多人群有自己的地方性政权。此外，司马迁发现还有另外一类人群，“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这些人是没有君长的，没有国家形态的，是游牧的、游耕的。西南有这样两类人群。

司马迁所描述的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在西南的历史之河中长期延续。到宋代，我们会发现，西南有许许多多的地方性政权，我称之为“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我们知道，宋太祖是不怎么过问西南的，他这个人比较温和，不像有的皇帝，凡是能拿下的地方全部都要拿下。据说宋太祖拿着玉斧走到地图前，看了大渡河一眼，玉斧就划在大渡河上，说大渡河之外的地区不管了。这就是“玉斧划河”的传说。所以我们西南，那个时候有很多地方性民族政权，彝族人就建立了好多个政权。

我根据彝族的文献，结合汉文文献，做了一些考证，梳理了彝族人建立的这些政权。这些政权的建立，根源于一个传说，它讲的是：

很古的时候，世界上生活着三兄弟，大哥、二哥、小弟。在我们的许多传说故事里面，大哥、二哥通常都比较坏，小兄弟则是比较善良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小兄弟叫作笃慕，心肠好，乐于助人。三弟兄去劳作，经常会遇到一位老爷爷，坐在路边跟他们要吃的。大哥、二哥这种坏蛋当然不会给了，笃慕是很善良的，就把自己不多的食物拿来跟这位老爷爷分享。老爷爷很感动，有一天就跟骂慕说，你听我的话，回家赶紧做一个很大的木桶，然后某年某月某日某刻，你就坐到木桶里面去。这个事情只准你一个人知道，不允许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两个哥哥。

笃慕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过他人很老实，就照老爷爷的话做了，也没告诉任何人。等到了某年某月某日某刻的时候，笃慕就坐进了木桶。突然间，山洪暴发，天地间一片汪洋，所有的生灵都死亡殆尽。笃慕的木桶就在一片汪洋里面漂，漂到了一座叫作撮匹山的山上。后来有人考证说，这个撮匹山在今天的云南昭通，我不大明白这个传说故事有什么好考证的。

七天七夜之后，洪水退下去了。笃慕就钻出木桶，下了山，来到贝谷楷嘎，刚好遇到天帝的三个女儿在那里摆歌场，唱歌、跳舞。大家都知道，咱们西南少数民族，唱歌跳舞干吗？谈恋爱。笃慕就上去一展歌喉，结果天帝的三个女儿同时爱上了他，笃慕也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就这样娶了三位太太，每一位太太都为他生了两个儿子，这就是彝族六祖的故事。

笃慕的六个儿子，分别叫作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这是父子连名制，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或两个字，就是儿子名字的最前面一个字或两个字。根据彝文献的记载，这六个儿子后来开枝散叶，在很多地方建立了许多君长国（见图1）。你看像这个慕雅苦，是武定凤氏的祖先，武定后来是一个大土司了，在云南的中部靠北一点。慕雅卧有两个儿子，其后裔分别建立了扯勒君长国（今天四川的南部，叙永、古蔺那一带）与乌蒙君长国（在今天云南的昭通）。慕克克的后裔，建立了播勒君长国（在今天贵州的安顺）、古口勾君长国（在云南的宣威）、乌撒君长国（在今天贵州的威宁、赫章），慕齐齐的后裔，建立了阿芋陡君长国（在今云南会泽一带）、阿外惹君长国（在黔西南）、芒部君长国（在云南的镇雄）、水西君长国（在今天贵州的毕节市、六盘水市水城区以及贵阳市城区与清镇市一带）。这十大君长国中，水西最为强大，所辖地域最广。

图1 文献中记载的彝族君长国世系

资料

我选择了水西与乌撒两大君长国作为我的研究对象。考察自宋朝到清中叶，该区域怎样从一个“异域”演变成王朝的“旧疆”。“异域”和“旧疆”都是古人的概念，前者指所有人都未被王朝登记亦不向王朝缴税应役的地区，而在“旧疆”，不但全体百姓都是王朝的编户齐民，而且在风俗礼仪方面与中原接近，适用国家通行的法律。到今天，这些地区的人群有着高度的国家认同感与中华民族意识。我考察这个过程，刚好就可以回应我前面抛出的那个问题。大家知道，中国为什么能够长期维持大一统？很多搞思想史的，也会回应这个问题，比如讲中国的文字、中国的儒家思想对维持大一统的作用等等。我们回应这个问题的方式与他们不同，我们是做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就一定会从一个区域入手，实实在在地讲这个历史发生的过程，看那些活生生的人群怎样因应、参与这个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如何体现他们的主体性。

三 从“异域”到“旧疆”

大家看看地图，这是我的研究地域，水西、乌撒两大君长国的故地，在贵州西北部地区。如果大家没去过贵州，没去过毕节的话，这几张图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这就是毕节的盘山公路，看上去很漂亮，不过如果你当时去做研究的话，会感到很不容易，随便一点路，都要走很久，汽车要绕几个小时，而且动不动就抛锚。当然今天不同了，高速公路修好了，你看毕节的那些高速公路，到处都是桥梁和隧道，桥梁从一座山头架到另外一座山头，隧道从一座座山的山腹中穿出去。看了这些图你可以想象，那个山区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传统时期外人想进入这些地方是多么艰难！

我要研究的人群是彝族，按照当时文献的描述，这里的彝人分为“黑彝”“白彝”。“黑彝”是统治者，你看清人画的《百苗图》，“黑彝”骑在马上，拿着武器，很有尚武精神，像是随时准备战斗的样子。“白彝”处于被统治地位，在《百苗图》中，他们是干活的、劳动的，腰都被重物压弯了，一看样子就比较温顺。

1．学术史的写法

接下来，我同大家讲讲我是怎么思考和写作的。先讲学术史，就从问题意识讲起吧。现代史学研究强调要有深刻的问题意识。什么叫问题意识？我讲一对概念你们就清楚了。一个叫对象，一个叫问题。我研究的对象，是贵州西北部的这些彝族君长国，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问题就是要回应整个传统中国大一统体制的形成与特点，讲得细一点，我要问西南地区是如何整合进大一统王朝国家秩序的。历史学研究要有一个研究对象，但还得有一个研究问题。同一个对象，我们可以问不同的问题，不是一个对象只能对应一个问题，但你必须有问题意识。现代史学并不是重现过去，而是带着问题意识重构过去。

写学术史的时候，必须围绕问题意识来组织。比如说，我写贵州西北部地区彝族君长国的衰亡过程，按照我们很多人的学术史写法，会怎么来处理？会分为好几块，一块是关于彝族的研究，就此写一节学术史；再就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又写一节学术史；再就是关于贵州的研究，也写一节学术史。这些都是对象的学术史。很多人没有问题意识，还不知道要写问题的学术史。如果有问题意识，既然所问的问题是西南地区如何整合进大一统王朝国家的秩序，那就再写一节关于传统中国国家整合的学术史。到这里，好像很全面了，不过，这仍然不是理想的学术史。因为这样写出来的学术史，东一块西一块，是一个拼盘，是一个堆砌，我们也不知道这几块之间是什么关系，没有主线和灵魂。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这样写学术史了，我们要以问题为主线，把对象的学术史跟问题的学术史统一起来。我带大家看一下，当时我是怎么来操作的。

我博士论文的标题叫《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彝威”“汉威”这两个词，是从彝文献里面发掘出来的，论文第一句话就点明主旨：“本文拟考察明清时期黔西北区域的社会制度变革与族群关系，较为具体地描述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有自己的文字、礼仪以及政治法律传统的非汉族社会中推行与表达的历史过程，并探讨这一过程所蕴含的文化和学术意义。”我觉得，写一篇论文或一部专著，最好开门见山，一开始就告诉读者我要做什么。有的人写的学位论文或著作，看了两三页纸，还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这个不好。

说明了要做什么，然后就进入学术史部分。黔西北的土司制度是我的重要研究对象，所以接下来写土司制度的学术史，这是对象的学术史。学术史千万不能写成一堆无生命的作者名＋篇名＋（可能是错误的）内容简介，这是没有内在条理的拼凑堆砌。不管是对象的学术史还是问题的学术史，我们在读了相关的论著之后，就要思考：对这个问题或对象的探讨是怎么兴起的，最开始探索的学者是怎么讲的，后继的学者有什么推进或提出了什么不同的看法，这样的变化是源于学术自身的动力还是受到学术之外的东西影响。在此思考中，只考虑那些真正有贡献的论著，其余大部分缺乏创新的论著置之不理即可。这样梳理之后，还要总结，关于这个问题或对象的学术史发展到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在前人的基础上还可以继续讲什么。总结之后，就要说明自己的研究如何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总之，学术史的书写要从源头说起，不断分析总结，层层递进，最后自己的研究呼之欲出，让读者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贡献。

我写土司制度的学术史就是这样来操作的，开始就写：“关于土司制度的学术探讨，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或许出于对内忧外患、时局艰危的关怀，学者们的目光，大都聚焦在开发边疆、改进边政等问题上。他们普遍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应予以废除和削弱，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使边疆趋向‘内域化’。”几句话就说明了土司制度研究兴起的背景以及学者的关怀。

接下来我要说明学者们的研究取向。大体上有两种，一种偏重制度史，我写道：“抱着使边政同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许多学者希望从古代治边策略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他们关注王朝的土司政策沿革，在研究中呈现出偏重制度探讨的取向。其有关成果，是考察南方族类纳入国家制度体系的基础。”另一种取向是注重社会状况的描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民族学家深入土司地区，展开细致的田野工作，对土司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做了翔实的考察。

两种取向是我的总结，那我怎样处理它们呢？跟我的研究关系较大的我才写，关系不大的我不写。很多人，写学术史时与自己关系不大的前人研究写一大堆，意义何在呢？我的研究问题是通过探讨中央王朝的典章制度在一个具有自身文字、礼仪、政治法律传统的社会推行与表达的过程，揭示这一社会怎样整合进大一统秩序，而制度史取向的土司研究，考察的就是中央王朝管理西南非汉人群的制度规定，与我的研究问题相关，我必须写。而社会状况描述取向的土司社会研究，与我的研究关系不大，我只是一笔带过，不详写。

民国时期开启的土司制度史研究取向，一直延续至今。在我写博士论文的那个时候，真正对土司制度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学者也不多，我把关键学者以及他们的著作都简明扼要地做了介绍，把相应的学术史脉络勾勒了出来。我肯定了他们的贡献，但也指出了可以努力的方向，我总结道：

民国以来的土司研究，在制度方面模糊地勾勒出中央王朝向南方“蛮夷”地区拓展的图像。虽然对制度具体的实施过程及其变革的复杂场景揭示不多，并且对“蛮夷”社会固有的制度关注不够，但却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基础。

大家注意我的用词，“制度方面模糊地勾勒”，这幅图像不清晰，为什么？首先，只是考辨制度条文，但对制度的具体实施过程及变革的复杂场景关注不够，只讲条文不讲实践怎么会清晰呢？其次，对“蛮夷”社会固有的制度与传统关注不够。不关注周边少数民族社会的状况，不关注非汉人群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只看中央王朝制定哪些规定去管理他们，怎么会讲得清楚呢？所以我接着写道：

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把深入的制度探讨同国家的礼仪与意识形态在区域社会得以实现的过程结合起来，才能有助于我们真正把握和理解周边族类走向化内的复杂历程，从而丰富学术界对传统中国大一统结构的本质、国家认同、文化整合等问题的认识。在这个方面，学术界已有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讨论，值得借鉴。

这一段话说明了我在前人的基础上准备怎么做，怎么推进土司制度的研究。这样也就自然从研究对象过渡到了研究问题上，而那一句“在这个方面，学术界已有一些富于启发性的讨论，值得借鉴”，就引导下文进入问题的学术史了，即学界怎样讨论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

问题的学术史，我先写一句导言：“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不但政治统一，文化方面更有着高度的整合性。怎样揭示和分析这样一个复杂社会的内在机制？”接下来先写人类学家的研究，我讲了大传统、小传统的二分法，讲了华德英（Barbara Elsie Ward）的“意识模型”如何富有解释力地处理中国社会多样性与统一性合一的经验事实，也讲了施坚雅的市场等级与区域模型怎样回答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然后评论说：“上述人类学家的思考大都带有强烈的共时性色彩，他们并没有回答，大一统中国的制度和文化是怎样在具体的时空领域推行开来的？”自然就引入了历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先是介绍台湾学者李国祈的研究，李国祈论述了台湾社会“内地化”即台湾社会变得与中国大陆其他各省相同的过程，他的缺陷是没有注意到地方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而在科大卫、陈春声、刘志伟、萧凤霞、郑振满等学者的论著中，这一缺陷就被很好地弥补了。他们关于福建、潮州、珠江三角洲如何在与王朝互动的过程中整合进大一统秩序的分析，已经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经典之作。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这一部分学术史还是有一些遗漏。

学术史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有人可能会问：“你研究黔西北，研究彝族，你的学术史，怎么不讲关于黔西北历史、彝族历史的研究呢？”我写学术史，强调的是以问题为中心，将对象的学术史与问题的学术史统一起来，与我的问题关系不大的不写，土司制度中我也只写了偏重制度探讨的那一块，因为这与我的问题相关，而社会状况描述取向的那一块，我没写。同样，关于黔西北历史与彝族历史的研究成果，与我的问题关系不大，我只是简要说明这个方面有哪些重要学者的研究，不展开来讲。但写作上的略过不等于不深入了解，正文中讲到具体的史实时，只要前人有相关研究，我都会征引这些论著，与其讨论、对话。

讲完前人的研究，要做总结，在总结中顺势讲出自己研究的价值所在。我的研究无疑是在前人特别是我的老师他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影响下开展的，但不管是我本人还是我的老师们，都不希望我的论文是他们研究的一个注脚。学术总是在传承中创新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是一个人破天荒开辟出来的，我的老师陈春声教授常常强调“学有所本”，学无所本，很容易流于野狐禅。我的研究一看就有老师们的影子，这是自然而然的传承。但学术还必须有创新，所以陈春声老师又要求学生必须“叛师”，不要把“叛”理解为背叛，而是传承老师的学术，学有所本，进而开辟自己的一方天地，讲出与老师不同的东西。这种创新不只是或主要不是史实的创新，找一个别人做得较少的区域做研究，讲出别人不知道的史实很容易，难的是对研究问题的推进甚至要基于自己所看到的经验事实提出一种解释模式。我的创新在哪里呢？我觉得，黔西北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能为既有观点提供一个新个案，它代表了中央王朝有效拓展统治范围、建立统治秩序的另一种模式。首先，最根本的一点是，在中央王朝真正深入经营之前，黔西北的彝族已经建立并维持了具有深远历史根源的、别具一格的类似于国家的政权组织，而我的老师辈所关注的福建、广东、台湾等许多地区的世居民众并没有自己的政权。其次，因为史料缺载或毁灭，我们甚至已不大清楚王朝渗透以及汉人大规模移入之前，闽、粤等地自身的社会结构与传统。但在黔西北地区，彝族至少在宋代已有较为成熟的文字，掌握着文字的布摩与摩史用吟诵或著述的方式传扬祖先的伟业，赞颂他们创下的美好制度，以张扬本族与本“国”的威荣，留下了大量以本族文字书写的文献。此外，较之中国大部分地区，中央王朝对黔西北的开发相对较晚，因此相关汉文史料相对容易留存，且许多往昔的传统、礼俗尚能被今日的研究者亲身观察与体验。这样，我就能够看到一个有自身“国家传统”的地方如何整合进大一统的秩序。这种地区的国家整合，当然有着与闽粤地区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我总结为“从‘异域’到‘旧疆’”。对这个模式的分析，我后面再讲。

2．博士论文的结构

接下来看看我的博士论文的结构。我的第一个部分，是“导言：问题与学术史”，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了。第一章，是“黔西北娄素濮的制度与文明”，因为黔西北的彝族，过去并不自称彝族，彝族是他称，它的自称叫“娄素”“娄素濮”。所以我的标题这样取名。这一章讲中央王朝进入黔西北之前这个地方彝族的自身传统，他们建立的政权是什么样子的，也就是讲当地的“国家传统”。

第二章，从元王朝进来讲起。元明土司制度建立之后，怎样把西南的这些君长国纳入自己的统治秩序中，这也就是土司制度的建立过程。

第三章，写的是明王朝控制土司的措施，主要讲了明王朝如何管理土司职位的承袭以及怎样向土司征赋派役。

第四章，明王朝在黔西北不只是完善了土司制度，为了保证对当地的控驭，还建立了卫所制度，卫所制度意味着大量军事移民有组织地进入，此外还来了许多自发的移民。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贵州的面貌，也使得彝族君长国的政权构成与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第五章，写水西、乌撒君长国的崩溃，这也是王朝开辟“新疆”的过程。

第六章，写君长国崩溃之后，过去在彝族君长国里面掌握权力的土目与布摩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所发生的变化。

然后就是结语，之后还有五个附录。附录是怎么回事呢？这些内容本来是放在正文里面的。论文出来后，刘志伟老师说，有点散，正文还是围绕制度来。所以我的整个论文围绕制度，但这些内容又舍不得抛掉，就作为附录放进来了。

后来就到了答辩，答辩委员我记得有赵世瑜老师、邱捷老师、陈支平老师、常建华老师，还有刘志伟老师。我读博时有两位导师，一位是陈春声老师，另一位就是刘志伟老师，那时导师是可以做答辩委员的，现在不行了。还有一位答辩委员是我们中大人类学系的黄淑娉教授。因为当时有学者善意提醒我的两位导师，说他们不是研究西南的，也不研究民族学和民族史，学生写一篇西南民族史的论文可能会犯常识性错误。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初稿出来后，首先就请我校人类学系教授，曾长期在云南生活与工作、研究过西南少数民族的邓启耀老师帮忙看看有没有硬伤，看了之后说可以，这才进入后面的程序。答辩的时候，又请了黄淑娉老师做委员，黄老师是人类学、民族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对西南民族做过深入研究，请她来就是希望她把把关，看我这样一个历史学的学生，会不会在民族学方面犯糊涂。她对我的论文给予了很高评价，没有否定我的研究。黄淑娉老师今年（2023年）5月去世了，我很遗憾自从我答辩后就没怎么见到黄老师，再也没有机会向她表达我诚挚的谢意了！

答辩的时候，委员们还提了一个建议：你这些附录应该放到正文里面去。这同我导师的意见不大相同，他们讲得都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对整个黔西北历史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这些内容放进正文中确实有点散，放在附录里，又让人觉得是可以跟正文整合起来的。到博士论文修改出书的时候，我就解决了这个矛盾，把附录放进正文，同时又通过聚焦“从‘异域’到‘旧疆’”这条主线，让内容不散。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再讲一个事情。在我的整篇博士论文中，完全没有出现“历史人类学”字眼。因为我当时压根没意识到我做的是历史人类学，老师也从来没同我讲过我们是在做历史人类学研究，我只是觉得我做的是有人类学影响并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的历史学。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归属”的话，我认为我的研究属于区域社会史。直到我的博士论文写完后，留校工作了，带着王成兰、田宓两位博士师妹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填表，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名义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做的是历史人类学研究。虽然“恍然大悟”了，但在之后数年间，我很少宣称我做历史人类学研究，在申请国内各种基金时更是绝口不提“历史人类学”，因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还不大接受这个，所以在基金申请书中强调这个是不明智的，有些评审专家可能认为你走的不是历史学正道。申请书中我甚至不写“田野调查”，只写结合“实地调查”。“实地调查”这样的表述，没有人会反感，而懂的人也知道你在做什么。当然，到了现在，申请项目时写“历史人类学”“田野调查”之类，不再是问题了。

我读研时，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还处于边缘化地位，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会被认为是“鸡零狗碎”，研究的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意义不大。虽然我不接受研究区域的大小决定研究的价值的观点，但这些批评也让我警醒，我努力思考这些批评的正面意义，认为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首先，相对于普通的你我他，大人物的一举一动会牵涉到更加广阔纵深的社会人群与社会面向。其次，我们人的天性就是对大人物、大事件更有兴趣。你的眼光再向下也改变不了这个天性。美国总统甚至是前总统的生活，肯定比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更容易引起世界人民的关注。所以我写博士论文时已经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虽然我写的是贵州西北部这样一个小地方，但绝不能让别人批评我“鸡零狗碎”。我的处理方式有三。一是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大的制度背景展开我的叙事。我写明代黔西北的赋役情况，但强调的是“没有里甲的贡赋制度”，与中原里甲制框架下的赋役制度形成对比，从而凸显我的研究的价值。我写清代黔西北的铅锌矿业开发，但我论述了这一开发对康乾盛世的意义。二是要尽可能直接讨论大人物、大事件、大制度，所以我写宋代多“国”林立的西南地区，写朱元璋与西南的关系，写土司制度中的“文职”与“武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三是要做一些复杂的考证。考据与编年是历史学者的看家本领，我要向大家表明，我是会读传统文献的，也是会考据的，我没有因为走向田野就荒废了史学根基。我考证水西安氏土司的世系以及承袭制度的演变，考证朱元璋与奢香的故事，用考证说明前人对土司“文职”“武职”的理解有误，有的一个考据就写了好几页纸。

3．专著的考量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讲，我把博士论文修改成书时是怎么考虑的。博士论文是为了申请学位，写给导师和几位专家看的，只要专注于学术性就好了。一本学术著作的话，虽然学术性仍然是第一位的，但还得考虑接受性，要尽量彰显本书对相关研究领域乃至其他学科的价值，引起更多学者、研究生乃至一般史学爱好者的共鸣。辛辛苦苦写了一本书，无人问津，或只有少数这个方面的专家看，这本书就受到了限制，其潜在的价值发挥不出来，是一种浪费，作者也没有成就感。我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大家可以看见，书名变了，书名不叫《彝威与汉威：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了。为什么不叫“彝威与汉威”？因读者不明白什么是“彝威”“汉威”，闻所未闻；“则溪制度”，闻所未闻，毫无兴趣！除非刚好研究贵州彝族的人或者对土司制度有了解的人，才会对你这个题目感兴趣。所以一定得改名字，书名的主标题叫“从‘异域’到‘旧疆’”，从“异域”到“旧疆”，尽管你不知道这个概念，但一看大概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对不对？而且这个书名把我的问题意识凸显出来了。副标题是关于对象的，叫“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拎出了全书的关键词，暗示制度、开发与认同之间的关系，比那个“明清黔西北的土司制度与则溪制度”“洋气”多了。

整本书的写法，也与博士论文不同了。先来看导言（见表1）。

表1 博士论文与专著的导言目录

大家看出来没有，博士论文导言的标题是比较空的，看不出作者具体想干什么，这样的标题，放到任何一篇史学学位论文中都可以，不吸引人。而书的导言的标题，明确告诉了读者我要做什么，而且前四个标题，每一个对应的都是大问题，例如“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整合问题”抛出来后，可能不只是历史学者感兴趣，还有很多研究人类学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学者，也会感兴趣。围绕这个问题，我写了学术史部分，当时我思考了好久，把博士论文中关于土司制度的学术史全部删掉了，紧密围绕问题来展开。第二个标题是“区域社会史与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旨趣”，那个时候很多人对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感兴趣，我就告诉你，我们怎么来理解区域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接下来“地域以及作为族类标签的‘夷’与‘彝’”，看上去就是很大的话题，讲“夷”与“彝”是什么。如果我不用这个标题，用“本书研究的地域与人群”之类，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博士论文中的附录也全部放进书里了。博士论文集中论述的是“制度”，在书中，则是制度、开发与认同三管齐下，不过，制度仍然是基础。在我看来，不管史学研究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制度（既包括王朝的制度，也包括地方自身的制度）始终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根基之一，根基不厚而跟随所谓学术前沿亦步亦趋，无异于水上青萍，虽时髦而不免流于浮华。当然，制度必须置于人的行动中来理解才有意义，我们研究的必须是实践中的制度而不是纸面上的规定。在黔西北，制度变迁是区域开发的先导，在此过程中伴随着身份意识的变化。制度、开发、认同这三个有着内在关联的面向，共同呈现出了宋代至清初黔西北地区从“异域”变为“旧疆”的历程。

全书除导言、结语外，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从‘异域’到‘羁縻’：宋至清初改土归流前的黔西北社会”，包括四章，下编是“从‘新疆’到‘旧疆’：改土归流后黔西北地方社会的变化”，也包括四章。具体的内容我不讲了，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我的书。我重点讲我怎样从黔西北的经验事实中提炼出一个模型，以帮助理解中央王朝如何将西南乃至许多南方地区纳入统治秩序。

历史学者费了那么大的劲，辛辛苦苦好多年写出来一本书，把历史过程讲清楚了，但仅此而已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提炼，通过提炼，才能发掘出潜在的价值，让不研究黔西北、不研究彝族的学者也有兴趣，我们甚至还要跟社会科学对话。我们同社会科学对话，一方面是为这些领域的学者提供新的经验事实，但更重要的是要在问题、学术范畴方面引起他们的共鸣，这就需要有概念，有模式。我是怎么来做的呢？我们历史学者，理论功夫可能赶不上那些一流的社会科学家，但我们有一个优势，我们熟悉中国历史，知道传统时期中国人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历史语境出发，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提炼出概念与模式，我们甚至都不用创造，直接使用传统中国自身的概念与话语就行了。古人的这些概念，虽然通常缺乏现代学术概念的精确性，但更能贴近古人的心态、观念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与原则。我们发掘这些概念与话语的同时，还要赋予它们现代意义，使其具有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相关理论对话的可能，否则就会陷入自说自话、故步自封的境地。

基于我的研究问题，我在史料里面看到了一个关键，即税收。我们知道，税收往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本质。在传统中国许多官员与士大夫的世界观中，以税收为标志，可以划分出三类地区。

第一类地区，所有人都不向国家交税（这里的交税，取宽泛的含义，在古代中国，交税也包括应役，即用人力来“交税”），国家也不知道这里有哪些人。这一类地区，往往会被视为国家的“异域”。

第二类地区，有几个代表向国家交税，比如土司以及土司地区的一些头目给国家交税。这种几个代表向国家交税的地方，王朝视其为“羁縻”。

第三类地区，所有人都应该向国家交税。当然国家也不可能让所有人交税，但在原则上，这块地方的人都要按照某种规则向国家交税。这种地方往往就被视为国家的“版图”，明朝、清朝的文献中关于“版图”的描述，通常都很强调这一点，正如清人所云：“国家抚有疆宇，谓之版图，版言乎其有民，图言乎其有地。”一个是地图册，一个是户籍册。户籍是干什么的？是给国家交税的依据，登记在户籍上就要给国家交税。所以古代中国的“版图”，是土地与人户的结合体，而不是今天“版图”的意思。今天的“版图”是一个单纯的土地概念，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可以按经纬度划定的国家神圣不可分割的土地就是版图，跟人无关。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跟咱们每平方公里聚集了一两万人的广州珠江新城，国家的主权都是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地投射在这些地方的。但在中国古代，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人交税或只有几个代表交税，很多时候就不会被称为“版图”，而是“版图之外”。

大家看到，通过从税收出发说明明清时期“版图”的含义，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其实都不是我发明的，都从文献中发掘出来的古人的观念。一个是“异域”，指所有人都不向国家交税的地方；另一个是“羁縻”，指有几个代表向国家交税的地方；然后进入了“版图”，即所有人在原则上都要按某种规则向国家交税的地方。明朝、清朝的人，经常就把进入了“版图”的地区，称为国家的“疆”。

“疆”又分为“新疆”和“旧疆”。过去是“异域”或者是“羁縻”的地区，新纳入“版图”，就叫“新疆”。明王朝把位于今贵州遵义的播州土司改土归流了，遵义就被称为“新疆”；清朝康熙初年，把贵州西北部改土归流了，又把黔西北叫“新疆”；康熙皇帝把台湾收复了，台湾也被称为“新疆”。所以当时文献中的“新疆”，不是指我国西北部那片广阔的国土，而是指新纳入“版图”的地方。什么是“旧疆”呢？主要是从礼俗与法律方面来看的。一个地区进入“版图”之后，时间一长，在语言、风俗等方面逐渐与中原相近，官员、士大夫对这些地方也没那么陌生了，就称之为“旧疆”。如果是刚纳入“版图”的“新疆”，可能会实行一些特殊的法律，比如说“苗例”，或者说这个地方的人犯了罪，本来应该流放，但鉴于你是“新疆”的人，就改为交钱，不流放了。变为“旧疆”之后，就要适用跟中原一样的法律了。总之，“新疆”跟“旧疆”都在“版图”内，但二者在礼俗与法律适用方面存在差别。

经过一番复杂的历史过程论述与概念分析，我提出一个“从‘异域’到‘旧疆’”的模式，揭示宋至清中叶贵州西北部地区怎样整合进大一统秩序。这些概念和模式，不只是对我研究的黔西北管用，对理解中国很多地区的历史都是有帮助的。我也看到了，很多不研究黔西北的人，也借用了我的概念，也会跟我讨论。所以一旦你能够提炼概念，你的研究的意义就会更宏大，受众就会更广。因此不能只是讲史实，只是讲史实的话，虽然费了很大劲，但总好像缺了什么。

4．西南人群的主体性

我讲“从‘异域’到‘旧疆’”这个模式，所想表达的，绝不只是中央王朝单向度施加控制的历史，我讲了黔西北的传统，分析了这些传统与王朝制度间的互动关系。我也深刻地意识到，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是活生生的，有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的人，他不是被动地等着被你统治，被你“化”，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有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怎样揭示他们的主体性？我讲了相应的史实，并提炼出几个概念。首先是“新秩序中的旧传统”，讲的是地方传统对王朝制度的制约，例如清王朝在黔西北建立的基层组织，里面有过去彝族君长国的传统。其次是“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王朝的扩张很多时候不是一下子推过来，地方被动地接受。我们要注意到，任何一个社会或群体内部都是有竞争的，关系到资源分配与权力分配时，矛盾会更大。当我们处于竞争状态的时候，看见外面有个中央王朝，有的个人或群体就会主动把王朝引进来，然后中央王朝就扶持他在资源与权力竞争中占据优势，王朝就进来了。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好处，中央王朝也乘机扩展了统治秩序或者加深了对某地的管控程度。比如说水西彝族君长国的王位继承，本来是四十八支轮流。后来安陇富那一支发现，明王朝在那里，他就效忠明王朝，明王朝就扶持他，从此君长国的君长之职就由他家一家垄断了。明王朝也获得了安陇富的许多支持，并且从方便管理与意识形态的角度，明王朝也很乐意看到由安陇富一家按嫡长子继承制传承王位。

“内部竞争引导王朝扩张”中还有一种情况，我定义为“未出场的扩张”。这个概念是我提的，但它所基于的事实不是我首先发现的，事实来源于台湾学者李文良的研究。我用他人的论著提炼我的概念，社会科学家经常会做这种事。“未出场的扩张”是指，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国家并未出场，甚至国家都不知道自己扩张了。李文良的论文讲，康熙到乾隆年间的时候，台湾岸里社“熟番”很多人争土地资源，因为部落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外部汉人的农垦压力，各关系人通过各种办法，竞相把地权来源追溯到帝制时代最能象征合法、正统权力来源的皇帝身上。这就使一个边远的地区，成了充满符合帝国象征与规范的地域。在这样一种“未出场的扩张”中，王朝没有出场，王朝所获得的，不是新的土地或更多的编户，也不是能够更有效控驭周边族类的制度，而是地方上更多的人群对自己的权威、象征的认同。

我反映地方人群主体性的第三个概念是“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与分歧”。什么叫统一与分歧？我把族群的认同跟政治认同分开，你看我们很多地区，当我们表达认同这个王朝国家的时候，我们顺便就会强调自己是正宗华夏，是汉人，是不是？就像咱们广东，客家人说，我们是堂堂正正的中原汉人；然后广府人说我们是珠玑巷来的，珠玑巷来的就是中原汉人，因为珠玑巷的人都来自中原；潮州人也说，我们是中原汉人。好了，大家都是中原汉人，那么请问，文献上记载的，广东那么多的百越人去哪里了？能去哪里呢？还不是在我们广东人的血液里面。这种认同故事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主要是在明朝。

为什么明朝会大规模产生这种故事？根据科大卫老师、刘志伟老师的研究，明朝是广东地区的人群进入王朝秩序的关键时期。大家进入王朝秩序，对国家有着高度认同，在族群身份意识上也认同自己是“汉”，这个现象我就称为“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统一”。

在西南也有这种现象。许多西南非汉人群，讲自己的根源时会说祖先是汉人，通常会说是从江西吉安或者南京来的。连很多土司都这么讲。西南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即便没说自己是汉人，但也强调自己源于中原。我写博士论文时在贵州赫章调查，在山路上遇到一个穿着民族服装的小花苗少女，她就告诉我他们苗族是蚩尤的后代，来自中原黄河流域，现在她们服饰上的黄色，代表的是中原的黄土地，波纹图案代表的是黄河波浪。西南的很多侗族，说他们是江西吉安府来的。1982年，贵州省民族委员会就派了一个调查组到江西去调查侗族、侗人的痕迹，结果是什么痕迹都没发现。

但是我研究中的这些黔西北彝族君长国，他们的后裔虽然认同清王朝的统治，认同这个国家，但是他们根深蒂固地认为，他们就是“娄素（彝）”。他们讲自己祖先故事的时候，都是从彝族君长国那里讲起来的，绝不同汉人和中原拉上关系。这个现象我就称为“族群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分歧”。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归结为彝族的君长国传统以及彝文字的使用。通过以上几个概念，我论述了在从“异域”到“旧疆”的宏大历史变迁中，西南人群的主体性。

以上就是我这本书所要表达的东西。除了论述历史过程外，我在问题意识、学术概念提炼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我们从其他学科那里汲取了营养，也要努力回馈它们。虽然努力了，但可能不太成功，不过多少也还是有点反响，除了历史学这个圈子外，我这本小书，也有一些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学者和学生看。一个研究政治学的，有一次对我说，“春来，你讨论的就是我们政治学的国家建设问题”。我说是的。总之，历史学不能故步自封，在坚持自身学科本位的同时，要积极拥抱其他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

5．领地国家与编户国家

我2002年博士毕业，2006年将博士论文修改定稿，2008年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19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了修订版，不过较之初版，修订版的变化并不大，还鉴于种种原因删除了地图。现在有出版社想出第三版，如果第三版顺利推出，史实部分我仍然不会做多少修改，尽管在网络资源爆炸的今天，找点新材料增订史实很容易，但我还是不想在这个方面花太多精力。理论方面，我会稍加修订，主要是想在一个更宏大的视野中讲讲彝族君长国的性质。下面我简单谈谈我的新想法。

我们知道，国家要存在，就要拥有土地和人口，而对土地和人口的掌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传统时期，交通艰难，缺乏现代技术手段，很难调查、监控全国的人口和土地资源。因此在人类历史上，国家的常态是：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并不掌握全国的土地和人口，而是将其分封出去，这个就叫作“封建国家”或“领地国家”（domain-state）。君长有自身的领地，英国国王跟法国国王都有自己的领地，并主要靠自己的领地来生活，在这种领地国家，君长难以汲取、动员本国疆域范围内的各种物资与社会资源。例如，当时的法国君主从未对全国各地实施过有效管理，其控制区通常被称为“王领”或“王田”，这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所谓“国家财政”，其实就是“王室财政”。当这些欧洲封建国家因为军费等压力向国王领地之外去寻求额外收入时，“领地国家”就逐渐转型为“税收国家”（tax-state）。但没有人自愿增加税负，而且大家也不放心君主拿着自己的钱乱花，国家只得付出某种政治代价来换取纳税人的合作，即建立代议制机构来和纳税人代表讨价还价。

“领地国家”与“税收国家”是西方学者基于西方经验提出来的概念，我把它们借用过来。但我认为在中国，不是从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改变，而是从领地国家向编户国家转型。商朝、周朝的时候，是领地国家，经过春秋战国的分裂而继起的大一统中国不是税收国家，而是编户国家，因为其在政治制度上跟英国、法国的那种议会民主制的税收国家有根本区别，而且其实行的赋役制度也与现代税收制度有着重大差异。那秦汉一统之后的中国是什么国家？是编户国家，即中央通过官僚机构来统治全国，对国家内的人口与土地进行系统登记，这样，统治者能够经由编户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利用赋税、劳役等方式汲取资源。虽然在广泛性与准确性方面，当时的编户与现代的人口普查和土地登记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能在这么广袤的土地上对这么庞大的人口进行编户，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奇迹。

我研究的那些彝族君长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呢？我的结论是，它们更像中世纪欧洲的那些领地国家，而不是接近我们中央王朝。首先，君长通常是有自己的领地的，领地之外，分封给其他宗亲。水西君长国是这样，乌撒君长国也一样。然后对这些分封出去的土地跟人口，君长是不能够直接向他们征税的，只能向他们的头领要点东西。怎么要呢？也不是根据你的土地和人口给我交多少税，而是我有什么事的时候，你们就来给我进献什么东西。我用一个概念来形容，称为“因事征贡”。例如，当我结婚的时候，你们要为我做什么事，给我什么东西；我祭祀的时候，你们要给我什么东西；等等。都有相应的规定。

另外一个与欧洲中世纪领地国家相似的现象，是君长国王位的继承。我用了文献中的一个概念来形容，叫“此绝彼继”。什么叫“此绝彼继”？因为这些君长国的上层相互通婚，这就会导致一个问题。例如我是芒部君长国的君长，去世以后，没有儿子继位，然后由谁来继位？去隔壁的乌撒君长国或乌蒙君长国找，有一个人刚好是我的外甥，他就能继承我的王位。彝族的众多君长国之间，可以相互继承对方的王位。大家看这像不像中世纪的欧洲？

元明王朝建立了土司制度，把这些彝族君长国纳进来成了土司。实质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编户国家中，纳入了一些领地国家，这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改土归流，就是走向一制了。秦汉统一之后，中国实际上都是一个国家两种或多种制度，编户国家是主体，但对一些边远地区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在保证认同中央王朝并对中央王朝尽点义务的情况下，那些“领地国家”或其他性质的国家得以继续存在。

这些历史告诉我们，不要把古代中国境内的那些少数民族政权视为国家统一与整合的障碍，恰恰相反，他们是国家统一与整合的重要工具。在那些远离中心、交通险阻、地形复杂的地区，面对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心理认同殊异的非汉人群，王朝进行直接管理的成本非常高，如果当地存在某种地方性政权或准地方性政权，最好就是承认首领的权力，将他们置于国家的行政系统中，通过他们来管理当地百姓。缺乏强大首领的边远地区，国家整合起来会非常困难。首先，国家不得不在交通艰难之地同文化语言不通的众多个体打交道，同一个代表打交道容易，但同无数个体打交道成本就太高了。其次，缺乏强大首领地区的人群，没有接受统治的习惯，突然面临国家行政机构的管理，抵触心理很大，容易反抗，反抗不成，则逃之夭夭。而本身就有地方性政权的人群，接受中央王朝的管理就比较“顺理成章”。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例如康熙皇帝指出：“土司种类最繁，风俗各异，自古王法不能绳。若以内地民情治之，断不能行。”事实上，当王朝将统治秩序拓展到那些“毋君长”地区时，面对着一盘散沙似的众多人群，为了管理方便，王朝有时会在他们当中挑选并扶植一个或若干个代理人，提升他们在地方的权威，授予他们相当的权限，他们由此成了朝廷的土司或准土司。

四 走向民族国家

1．民国时期的“夷族”运动

接下来我再简短讲一讲我后续的思考。我博士论文写完了，获得了博士学位，我想下一步要研究什么。曾经有过一段迷茫的时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什么。后来到2005年，香港科技大学研究人类学的张兆和教授到中山大学开会，约我一起申请香港研究资助局的项目，搜集、整理、研究民国时期西南非汉人群精英的汉语著述。张教授是研究贵州苗族的，他就说他负责苗族精英的著述，我负责彝族精英的著述。这是好事情，我马上就答应了。

这个项目让我眼前一亮，我知道未来做什么研究了。我过去研究的，是中国传统王朝国家的形成机制与性质问题。而今天的中国不是王朝国家，是民族国家，所以我未来要做的，就是要考察中国怎样从一个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演变。大家发现没有，我做某个研究时，一定会力求在问题上有所突破，没有问题上的突破，我会觉得这个研究没有意思。我不会把别人没有研究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某个对象作为我研究的充分条件，如满足于研究这样一个对象，写一些别人未曾注意的史实，那我以前写贵州，现在改个地方写广西，写云南，在各种史料丛书、数据库大爆炸而且各种民间文献层出不穷的新时代，写这些地方，找出一些别人未充分注意的史实加以研究，应该不难，但是，光做到这个样子不够，必须还要能推进对某个有价值的问题的认识。史实发掘与问题推进，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我是怎样推进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这个问题的呢？这个问题有很多研究者回应过，不过他们主要研究的是中原，是汉人精英，少数民族的话，也是对北方某些民族有关注，对南方少数民族研究得很少。但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多民族国家，这个伟大国家的形成与演变有各民族的共同参与，所以我想考察的是：面对中国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宏大过程，西南非汉人群如何因应与参与？这样一想就很有意思了，民国建立，施行的民族政策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问题是，西南少数民族是汉人吗？不是。是“少数民族”吗？也不是。汉、满、蒙、回、藏里面没有他们，因此他们享受不到很多应有的政治权利。所以大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西南非汉人群的精英，就此问题向中央政府请愿、寻求地方政府帮助，他们也出版、结社，要求国家承认他们是一个与满、蒙、回、藏并列的少数民族。我写了这段历史，出版了一本小书——《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

这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初版，2019年又有了修订版。我建议大家看修订版，内容会更充实。看版权页那里，如果是2019年、2020年、2024年印刷的，就是修订版了。当然了，2018年版也买不到了，大家不用担心会买到老版本。其实还有一个香港版本，是2022年出版的，内容与内地的修订版是一样的。

这本书的写法与我那本《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有很大不同。我必须先强调，这本书从形式上是一本“小书”，读起来也通俗易懂，但绝不是一本普及性读物。普及性读物呈现的，往往是学界已知的东西，而这本书，不管是问题还是史实，都是言前人之所未言，所以它是一部严格的学术著作而非普及读物。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当一本“大书”来写的，其中所下的功夫不会比《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少，为了此书所花的研究经费有数十万元，更是我在做从“异域”到“旧疆”那个研究时不敢想象的。我在台湾与大陆各地搜集了大量档案、报纸、期刊、著作，以及许多未刊手稿，此外还做了大量田野调查，考察当时非汉人群精英所出生成长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访谈历史当事人以及他们的后人，获得了非常丰富的口述资料。这本书我只写了13万多字（word统计），没有写成一部大部头——尽管那么丰富的史料要写一部“大部头”很容易。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那套“历史人类学小丛书”的风格限制，不过这不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历史研究是带着问题意识重构过去，不是对某段过去事无巨细地呈现。历史书写不仅是呈现事实，还要结合事实呈现，提供一个简明而深刻的解释逻辑，并体现出一种精神与思想。就像一道光，照亮所研究的那个时代，提供理解某个时代、某些人群的独特视角。只是堆砌史实的作品，内容再翔实、考据再精当，都很难称之为优秀作品。就像绘画一样，未必细节越丰富就越有价值。我觉得用13万字，已经呈现了有趣而多元的事实，勾勒出了那个宏大的历史过程，回应了我的问题，这就行了。有些读者没有读出我的这个考虑，可能是因为我立意虽高，但力有不逮吧。

这本书的写作风格生动活泼，但“言必有据”的史学家法我是念兹在兹不敢违背的。这样的风格，主要是源于我在搜集、阅读文献资料与访谈的过程中，那些非汉人群精英的思想、行动深深打动了我，活生生的历史在我眼前飞扬，我不想用学术八股肢解那些动人的生命故事。因此我就挑了七个人来写，通过七个人的生命故事，前后相继，勾勒出民国时期西南非汉人群精英们争取“夷族”获得国家承认的历史过程。

第一个人叫曲木藏尧，他是四川越西的“白彝”，在1931年的时候，他首先提出了“夷族”的政治承认问题。第二个人是贵州威宁的“黑彝”阿弼鲁德，他的贡献是什么呢？他将“夷族”运动组织化了。他向曲木藏尧建议，必须建组织，才能推动“夷族”的政治承认，然后在首都（南京）的彝人就成立了“西南夷族文化协进会”，这是比较早的“夷族”运动的组织。第三个人叫高玉柱。这是一位女性，她把整个西南少数民族的问题弄得全国很多人都知道了，她也由此变成了西南少数民族的代言人，而且享受了超级明星的待遇。她到哪个地方理发，哪个地方做衣服，穿了什么旗袍，大家都会关注，好多“狗仔”跟着她。但是她比一般的超级明星的影响要大得多。为什么？因为很多政坛大人物、商界领袖、黑社会大佬、大学校长都接见她，同她来往。她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但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她其实不是少数民族。大理国时期，她的祖先就以“华夏”自居；明朝时，她的祖先认为自己是来自江西吉安府的“汉”；1950年代民族识别时，她的整个家族也被识别为汉族。我去她的老家考察过，她家族的人都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是汉族，也不会讲少数民族语言。一个汉人，居然把自己打造成了少数民族的代言人，这太有戏剧性了。

再下一位叫龙云。龙云是云南省主席，他是四川凉山金阳的彝人，在云南昭通也生活过。身为省主席，有人讥笑他搞土司政治，而且当时中央想淡化民族问题，所以龙云内心虽然认同自己是彝族，但怕大家说自己是土司，也怕跟中央不一致，他很矛盾。公开场合他不讲彝族问题，但他的统治班底中，很多人是彝族，他私底下也赞成彝族应该获得政治承认与更好的发展。

以上几位，提出“夷族”问题并造就了声势，但都未能在法律意义上让中央明确承认西南非汉人群的民族地位。是贵州毕节的杨砥中在很大程度上将此事做成了，这不是说杨砥中比他们都厉害，最主要还是大背景发生了变化。当然，杨砥中也确实了得。经过曲折的过程，在1946年的“制宪国大”上，终于以“各民族在边疆地区”的名义，一定程度上把西南少数民族的权利写进了宪法。在这个过程中，杨砥中把蒋介石得罪了。他在“制宪国大”上太张扬了，蒋介石非常讨厌他，就指示以后开“国大”不要他来了，后来他就没去成。

接着我写了岭光电、李仕安两个人。宪法规定“各民族在边疆地区选出代表”的权利后，“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中都明确有西南少数民族的名额了。雷波彝人李仕安去竞选“国大代表”，竞选上了；越西彝人土司岭光电去竞选“立法委员”，也成功了。最后我写1950年，解放军进入凉山后，李仕安如何献上凉山地图并在贺龙的介绍下加入解放军，而时为国民革命军第27军少将副军长的岭光电，则向解放军投诚了。

我通过七个人的生命故事，把民国时期“夷族”运动的过程写出来了。从他们怎么提出这个问题，怎样制造全国性的影响，怎样争取写进宪法，然后怎样根据宪法的规定来竞选，最后国民党的统治在西南终结，西南民族问题进入另一个阶段，我也就此打住了。

2．“夷族”精英的不同面向

七个人的故事，从纵向上勾勒出了民国时期“夷族”运动的过程，这好比是整本书的主旋律。但七个人，其实还代表了不同的面向。龙云是云南省主席，是国民政府的一个高官；高玉柱是一位女性，而且原本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岭光电是土司，是“立法委员”；李仕安是一个“白彝”，是“国大代表”，也是华西大学的学生；杨砥中是贵州彝族，土司后裔，也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与社会活动家；阿弼鲁德是贵州威宁的“黑彝”；曲木藏尧在传统彝族社会中是地位较低的“白彝”，却是最早引起中央重视的彝族精英。他们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像岭光电跟李仕安，虽然是好朋友，但两个人的观念很不相同。岭光电反对彝汉通婚，他虽然认同中华民族，但认为彝族跟其他族群不能通婚，而李仕安呢？欢呼彝汉通婚并且身体力行。李仕安也欢迎新的拼音化的彝族文字，而岭光电则坚持要用传统的老彝文。

通过这七位西南非汉人群精英的生命故事，我不但要勾勒“夷族”运动的过程，而且还要呈现在此过程中的不同面向与不同声音。如果那个过程是主旋律，不同面向则是不同的声部，这就形成了一部交响乐。如果是“单声部的音乐”，那我就只写他们怎样去争取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权利，把这个过程写出来就完了。这样的历史是比较平面的，我们还要呈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部围绕一个主旋律出来，这才是立体的历史。当然，还是那句话，立意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3．古代和民国的交融

当我把民国的故事写完之后，接下来我论述近代之前的西南彝族君长国的历史，以解释民国时期所发生的事。这是用了倒叙的手法。历史学作品很少用倒叙，但我觉得这本书我可以尝试一下。我写了民国的精英分子是怎么做事情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做？这其实跟他们古代的传统是有关的，所以就写古代的故事，解释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古代部分因为材料不够，历史学著作又不能想象与虚构，所以没办法写出精彩的生命故事，但我还是尽量通过几个人物，把彝族君长国的历史简明扼要地串起来。写到最后一个人——阿之立阿 ，古代的故事跟民国的故事就自然合流了，看到这里读者也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来写。下面我讲讲，民国的故事与之前的历史是什么关系。

当西南非汉人群精英向中央争取自己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时，他们要说自己是什么族呢？这个很考验人。西南有很多少数民族，这些民族的自称有上百种，可满、汉、蒙、回、藏才五个民族，所以你西南最多提一个。提哪一个才合适呢？用自称肯定不合适，每一个自称涵盖的人群都不够广泛，而且用谁的自称呢？用谁的自称都可能面临其他人群的反对。再说，这些自称没有一个是政府熟悉的，不容易引起共鸣。所以得用他称，他称的话，“夷”和“苗”都是能涵盖西南广泛人群且为汉人官员、知识分子所熟知的，而且这两个他称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有很自然的历史合法性。比如说“夷”，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西南夷列传》，而且所涉及的主要就是西南人群。最终，高玉柱等人向中央请愿时用了“夷苗民族”这个自称。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为何将“夷”置于“苗”之前？为何本书所论述的这七位非汉人群精英，在更多的场合对“苗”只字不提，只讲“夷族”？这就需要联系到更复杂的历史了。

“苗”“夷”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但自明代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明实录》等史料已经开始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将贵州的都匀、铜仁、凯里以及湘西等地的族类称为“苗”，而黔西北、黔西南、滇东北、川南等地的族类则多被称为“夷”，因此在谈到黔东、湘西等地时，频频出现“苗民”“苗贼”“苗叛”“苗寇”等词语，而论及黔、滇、川毗邻地域时，“夷”“夷虏”“夷民”等词汇则极其常见。用一句过于简单的话来总结，就西南而言，被称为“苗”的地区与今天的苗族聚居区有较高重合度，但范围超过后者，称为“夷”的地区则往往与彝族聚居区相同或相邻，范围亦较后者为大。西南的大多数非汉族类，都可分别置于“夷”“苗”这两大人群范畴之中。这一差别在明亡以后一直延续，并且呈现出更加精确地指代某些人群的倾向。尽管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的自称各不相同，但明中期以降，“夷”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许多人群认可和接受，当地的汉人称他们为“夷人”，而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同样，“苗”也被湘西、黔东等地的诸多非汉人群所认同，他们讲汉语时自称为“苗”成为自然而然之事。所以，经过数百年的演变，“夷”与“苗”已经带有自称的性质了。而正好这七位精英来自被更多称为“夷”的区域，所以他们在内心深处自然更认同“夷”，将“夷”置于“苗”之前，乃至在更多场合只讲“夷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把“苗”拉进来，主要是为了壮大声势。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民国时期的贵州雷山人梁聚五也把西南地区纷繁复杂的众多族群归为“苗”与“夷”两个系统，进而合称为“苗夷民族”，并撰写了一部《苗夷民族发展史》。梁聚五是黔东人，在汉文史籍的书写系统中属于“苗”的区域，于是把“苗”置于“夷”之前。

我还注意到，这些倡导“夷族”运动的西南非汉人群精英，除高玉柱外，都来自我上面所讲的传统彝族君长国的区域。这个并非巧合，这些彝族君长国的上层，都相信自己是笃慕六祖的后裔，他们之间相互通婚，相互继承王位，认为他们是同一群人，这就在一个较广阔的范围内形成了族群意义上的认同，我称之为“西南国家传统的族群性”。今天的凉山彝区，尽管没有笃慕与大洪水的传说，但这些地区的彝人普遍认为自己是从云南、贵州的这些彝区迁过去的，而滇黔彝区的许多人群也这么认为，所以他们与凉山彝族通婚。当凉山的土司无后代继承时，也常常从云贵彝区找一个亲属过去继承，所以基于西南彝族君长国的族群性，凉山彝区是被涵盖在内的。因此杨砥中、岭光电、李仕安、阿弼鲁德这些人，都很自然地将对方看成同族。简而言之“西南国家传统的族群性”所覆盖的人群，远小于“夷”的范围，成了今天彝族的主体。大范围的人群认同都具有“想象的共同体”的性质，但缺乏根基的空想难以建构并维持大范围的共同体。想象必须有所凭借，文字、宗教、国家等都可以成为凭借，它们单一或综合地构成想象的基础。“西南国家传统”就是这样一个基础。

我把古代、近代到当代贯通之后，自然就会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对彝族的看法。他们认为“彝族”是新中国政府建构的人群范畴，政府制了一个叫“彝族”的框，把许多不怎么相干的人群放进去，他们就叫彝族了。但历史告诉我们，政府进行民族识别以前，在今天被划定为彝族的人群范围中，很大程度上存在族群意义上的认同。虽然这一认同的范围与今天彝族的范围存在差异，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与延续性显而易见。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民国以降的“夷族”“彝族”共同体建构，与之前基于“西南国家传统”的人群建构有一个显著区别。在传统时期，横跨今川、滇、黔三省的“娄素（诺苏）”共同体的建构者们，主要是君长国上层，他们的共同体将下层排除在外，是一种选择性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在民族主义时代经历了“全民化”改造，并且因为要向汉文献系统中的“夷”靠拢而在地域上有所扩大。民族主义是超越阶层的，它用同胞、公民之类的概念将大人物与普通民众等同、联系起来了。在民族主义时代，“夷族”精英要建构的是一个上、下层全体参与的“全民化共同体”，只有将“白夷”等一般民众纳入进来，“夷族”共同体才有意义。对此我称为“选择性共同体的全民化”。

最后，我必须指出，民国时期的西南非汉人群精英们，在声称他们是“夷族”或“夷苗民族”时，都反复强调，不管是“夷族”还是“夷苗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向中央请愿的合法性所在。这些非汉人群精英，力图从学术上去论证“夷族”属于“中华民族”，他们从体貌、语言文字、历法、民俗等方面反驳了“西南夷族不是中国世居民族”的观点。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时，他们从语言与行动上都表达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不能认为西南非汉人群精英对“夷族”与“中华民族”关系的阐释只是一种工具性的需要，而忽略他们内心对此的可能认同。例如在岭光电的文字中，可以发现他对汉文史籍的浓厚兴趣以及对孔子、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崇敬，并能熟练运用这些相关资料来论述“夷族”问题。在中原所受的系统教育，对他也有较大影响。回忆军校生活时，他曾提及在北平面对日本军人时绝不低头示弱、修筑国防工事时充满干劲的场景，以及在听说要同日军作战时亟欲“狠狠教训”素所痛恨的日本人的激动和兴奋之情。

上面我简单讲了我这么多年来对西南的思考，其实我还想写第三本书，形成一个三部曲。第三本书我想写20世纪50年代凉山的变迁，把这段写了，整个历史才完整。不过，这本书我可能写不出来了。一个学历史的人，总是怀抱着现实关怀的，只是他未必写出来。关怀可以深藏在心中，同时我也希望在历史中去寻找关于现实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