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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对日最强硬的韩国总统,却在日本右翼政权大胜之际,第一个发去了庆贺电文。
2026年2月9日,当日本众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胜”的标题刷屏时,韩国总统李在明做了一件让很多人意外的事。
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用韩文和日文双语写下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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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祝贺此次众议院选举的胜利。祈愿在高市总理的领导下,日本取得更大发展。
自今年1月在奈良举行的韩日首脑会谈以来,我们共同迈出了两国关系迈向新六十年的坚实一步。
今后期待以我与总理的纽带为基础,积累信任,构建更广、更深的合作关系。”
这话要是放在几年前,简直不可想象。
那个曾将日本修宪动向比作“军国主义复活”的李在明,如今却对以“修宪”和“强军”为旗帜的高市早苗政权,送上了温暖的祝福。
更值得玩味的是韩国媒体的反应。
去年10月高市刚当选自民党总裁时,韩国报纸清一色用“极右首相诞生”、“重大高度警戒”来形容。
而这次面对自民党的“历史性大胜”,主流媒体的标题虽然依旧紧绷,但语调却意外地冷静、客观:
《东亚日报》:“‘战争可能国家’改宪加速”
《朝鲜日报》:“安倍时代以来最強硬”
《京乡新闻》:“向‘战争可能国家’转型加速”
《每日经济》:“经济、安保、外交右倾化加速”
《国民日报》:“挑战安倍也未能成功的宪法修改”
用词依然犀利,但字里行间少了些情绪化的恐慌,多了些地缘政治的现实分析。
这种微妙的“温差”,背后藏着日韩关系乃至整个东北亚权力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转变。
一、从“极右警报”到“冷静分析”:韩国媒体为何降温?
去年10月,高市上台时,韩国舆论场几乎拉响了最高级别警报。
韩国眼中的高市早苗的印象是:出身安倍派,自称安倍政治遗产继承人,在历史认识、安保政策上以极端保守著称,过去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对台湾问题发表过激言论。
对于历史伤痕未愈的韩国社会来说,这无异于一个“行走的争议符号”登上了日本最高权力舞台。
但短短四个月后,面对高市政权更加稳固的“大胜”,韩国主流媒体的分析却普遍转向了 “影响有限论” 和 “合作必要论”。
为什么?
核心原因就两字:环境。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木宫正史说:“高市首相的国内政治基础变得牢固,没必要强行推进右翼政策了。日韩关系不会有太大变化。”
这位教授的意思是选举大胜后,高市的政治资本够了,反而不用靠对外示强来巩固国内支持。一个站稳脚跟的领导人,通常更倾向于求稳。
韩国世宗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陈昌洙说得比较直白:“在当前结构环境下,日韩处于必须合作的状态,个人意识形态难以成为主导变量。”
翻译一下就是:大哥(美国)定了调,形势(中国崛起、中美竞争)逼得紧,两个小弟(日韩)没得选,必须合作。
换句话来说,决定日韩关系走向的,不再是领导人的情绪表达,而是结构性压力。
这一压力即是:美国战略再平衡的持续深化;中美竞争外溢至技术、供应链与区域安全;特朗普式“美国优先”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剧。
二、李在明的“祝福”:现实政治的精确计算
李在明总统的祝贺,是一次高度精明的政治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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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投资“个人关系”。
贺词中特别提到了“我与总理的纽带”,强调了1月在奈良的韩日首脑会谈。
这是在有意塑造一种“两人私交甚好,能管控分歧”的形象。
在东亚政治中,领导人之间的“私人感情”经常被用作缓解国家间紧张关系的润滑剂。
第二,锁定外交成果。
李在明执政以来,日韩关系的确出现阶段性缓和。
贺词将奈良会谈定义为“面向两国关系新60年的有力一步”,这是在巩固并“锁定”自己任内取得的外交成果。
一旦日本国内权力结构生变,如果韩国不主动确认合作方向,前期成果可能被稀释。
祝贺,是一种提前锁仓。应对最急迫的挑战。
第三,为经济让位
对当前的李在明政府而言,经济民生是压倒一切的核心议题。
韩国国内通胀、增长乏力、出口压力巨大。
一个稳定的日韩关系,意味着稳定的供应链、相对可控的汇率环境(减少日元竞争性贬值冲击),以及在半导体、电池等关键产业上减少不必要的摩擦和损耗。
为了经济这个“里子”,暂时搁置历史问题的“面子”,是一笔划算的账。
韩国政府内部人士透露,高市阵营虽然曾讨论提高“竹岛日”活动级别,但最终维持次官级出席。
这类细节说明,双方都在有意识地压低刺激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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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韩国真正的焦虑:不在安保,而在钱包
比起媒体上喧嚣的“修宪”、“强军”话题,韩国财经界和金融市场表现出的担忧,可能更真实、也更具体。
韩国的焦虑,正在从 “日本右倾担心” 转向 “韩国钱包担心”。
这次选举,高市早苗的“负责任的积极财政”获得民意背书,意味着日本未来几年大规模财政扩张的态势基本确定。
但是日本政府大把花钱,钱从哪来?
从目前日本的情况来说,只能发债,日本国债供应增加,会推高利率,促使日元进一步贬值。
如果日元急剧走软,日本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可能压制韩国。
这就点到了韩国的命门。
日本和韩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从汽车、钢铁、机械到电子元件,是高度重叠的竞争对手。
日元贬值,相当于日本产品在全球自动打折促销,这直接抢的就是韩国企业的订单和利润。
所以,在韩国很多经济官员和企业家看来,高市政权的“右倾化”“强军化”更多是政治议题。
而高市早苗造成的利率、汇率冲击,才是现实威胁。
四、结语
对于韩国而言,一个权力稳固、政策可预期的日本政府,未必是坏事。
弱势政府难以兑现承诺,强势政府反而更具执行力。
李在明的祝贺,以及韩国媒体的降温,本质上都体现了一种共识:
日韩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入“不得不合作”的阶段。
当这一认知成了最大共识,曾经宣传高市早苗的“极右”标签,也就暂时褪色成背景注释。
在东北亚权力格局重组的进程中,韩国对待日本的情绪逐渐让位于算计,姿态开始服从于利益。
这或许才是这封祝贺电真正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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