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爱！1990年滁州市“4·23”中学女教师打死亲生女儿案始末

1990年4月22日下午6时30分到4月23日上午10点左右已经差不多十四、五个小时了。女教师张玉琳，面对着七岁的小女儿张小凤，仍然是咬牙切齿。从打、咬、罚跪、捆绑、勒吊，一切手段都用上了，这小家伙就是不招，一口咬定钱不是偷的，是从“爸爸风衣口袋里拿的。”可是，丈夫陈军矢口否认风衣口袋里有钱。

偷盗，而后还扯谎，这还得了！

张玉琳现在的全部动机就是要“教育”女儿说出真话来。

小小的女孩子，硬得就像电影里的八路军，这更使张玉琳气愤了。总要叫你张开嘴！她下定决心。

张玉琳将伤痕累累的张小凤又用木板条打了一阵后，见张小凤还用脚乱蹬，便用尼龙丝网兜捆绑住那一双脚，恶狠狠地用嘴去咬那一双幼小的双腿。直到张玉琳自己累的气喘吁吁。

张小凤不动了，静静地躺着，不哭，不叫，也不再反抗。

张玉琳这才发现问题严重。

她一把抱起女儿，就往楼下跑。她清醒地知道，附近就是滁州市电业局职工医院。

所有的医生都感到惊奇，是谁怎么会这样凶残，将一个七岁的女孩子折磨成这种样子！医生们几乎是含着眼泪在抢救孩子。

可是，晚了。张小凤的呼吸和心跳都停止了。

可是张玉琳似乎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她把女儿抱得紧紧的。脸贴着脸，歇斯底里地哭叫着：“女儿啊……妈妈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

她已听不见周围人们的议论。用嘴对着女儿的嘴，想把那已经飘逝的灵魂哭喊回来。

孩子又被送到滁县地区第一医院门诊部抢救，但是经诊断，确定张小凤已经死亡。

这个仅仅在人世生活了七年的小生命，再也没有反应了。她也用不着费心去判断这哭喊的真实度了。

群众的议论是多种多样的。

“虎毒都不食子哩，这女人比老虎还狠毒！”

“现在后悔，来不及了！”

也有的说：“毕竟是母亲，听听哭得多伤心。”

反驳者说：“全他妈是假的，装相给别人看！”

……愤怒的人们，甚至呼喊着要打死这个凶手！

与此同时，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案：

1、滁县琅琊山铜矿中学教师张玉琳将自己亲生女儿张小凤打死。

2、中学教师张玉琳将别人寄养在她家的小孩张小凤打死。

究竟是“亲生”还是“寄养”，似乎暂时还不重要，要紧的是人被打死了。

市公安局立即出动，边与铜矿保卫科联系。边去现场调查。

案子的调查并不复杂。

先是尸检。

左眼结膜充血，外侧结膜出血、左前额皮下淤血三处，右前额皮下淤血一处；鼻子上部皮下淤血，口唇周围至下颌部均有散在性皮下淤血，大小不等达十处；颈前部喉结略上方有条状索痕……

从头部至颈部、至四肢、至踝关节、至大拇趾、至足跟中心，全是伤痕。

法医一一检验，并一一拍照取证。

一个七岁的孩子，怎么会招致这样的仇恨，这样的折磨。

难道谁能相信这些罪恶的“杰作”会出自母亲之手！

滁州市人民检察院，很快弄清了全部案情。

1990年4月22日下午6时30分左右，从马鞍山参加函授学习返回家中的中学女教师张玉琳，听丈夫陈军说七岁的女儿张小凤在家偷了钱，便审问女儿钱是从哪里偷的。

张小凤说：“是从爸爸风衣口袋里拿的。”

张玉琳找丈夫陈军对质。陈军否认口袋里有钱，还怀疑女儿从书橱里的书包里拿过钱。

丈夫说的当然是真理。张玉琳一抬手就给了张小凤两个耳光。又问：“钱是从哪里来的？”

张小凤仍不改口：“从爸爸风衣口袋里拿的！”

当张玉琳判定张小凤是在扯谎之后，暴力便开始了。

她从厨房拿出一根长40公分的劈柴棍向张小凤的腿部连续猛打，直到木棍断了才住手。然后是脚踢。小凤从卧室逃到客厅，总逃不脱女中学教师那有力而准确的双脚，有几次竟被踢倒在地。

晚饭自然是免了，接着是罚跪、罚站，直到夜里10时，陈军将女儿带到自己床上睡觉，“战斗”才告一段落。

张玉琳却打出了情绪，迟迟不能入睡，深夜，又从床上将小凤拽起，推进厨房，罚跪在小板凳上。

清晨，张玉琳一起床，便听见厨房里有拖鞋的响声，便责问小凤在搞什么，张小凤说：“上厕所！”张玉琳哪会相信一个“小偷”、一个“小骗子”的话呢。

拳打脚踢又开始了，张玉琳又用塑料拖鞋抽打小凤的嘴和下颌。边打边再追问昨晚的话题，女儿仍然咬定钱是“从爸爸风衣口袋里拿的。”

张玉琳听到这种回答更有气，就像疯了，对打倒在地的张小凤，恶狠狠的咬她的手、下颌和胳膊。

后来，人们从法医尸检报告中的那些照片上，看到这些残忍的伤痕，还感到毛骨悚然。

必须让女儿“招供”。张玉琳当了这么多年老师就不信征服不了一个小孩子！可是，当了这么多年教师的张玉琳，竟愚蠢和无知到只有动武。

张玉琳用帆布皮带交叉着勒住张小凤的脖子，直到她声音嘶哑才放下。

仍然无招。

张玉琳又用带子捆住女儿的双手，并找来塑料绳子，从被扎着的两腕之间穿过，把小凤悬空吊在卧室门头上。小凤被吊起来后，挣扎呼喊，张玉琳先用木板条打她的腿脚，后来怕邻居听见哭叫“影响不好”，便找来小凤的衣衫将她的嘴捂住。

这一切情景，也许人们还能从敌人审问共产党员的电影镜头里看到，可这里是中学女教师在审问她的女儿。

八点多钟，张小凤的父亲陈军要去上班了。

张小凤也许觉得这是唯一可以救她的人。只要爸爸说一句“是的”，承认她是从风衣口袋里拿的钱，妈妈也许就会罢休了；或者，只要他有一点怜悯心，劝说一声母亲，哪怕是为了妻子自己的健康也好，女教师也许就罢手了。

张小凤小小的心灵里意识到了这些，就央求爸爸把她放下来。

滁县地区电业局的调度、工程师陈军，对这一切，却漠然视之。他照样吃饭，照样睡觉，现在又照样去上班。或者，在写字台前，他照样与同事们谈天说地。他没有理会女儿的请求，很潇洒地出门上班去了。

陈军一走，张玉琳又重复她的“老节目”，继续用木条抽打张小凤。

还是无招。

你得承认，一个七岁的小女孩怎么会这么坚强，也许她还没学会说谎，还不懂得“光棍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也许，她对这个家庭，对她所体验到的短短的人生，已经绝望了，她竟能忍受住这样的折磨，直至死去。

人们无法相信，一个亲生母亲会对女儿下这么狠的毒手！不可思议！

几年来，机关单位学校的领导群众，都知道张玉琳老师抱养了别人的一个小女儿，如今小女儿已经七岁，上了学前班，很是清秀、聪明的一个小姑娘，可现在怎么又成了“亲生”女儿。真弄不清这葫芦里是什么药。

张玉琳四十四岁了。她的经历和同时代的青年男女大致相同。1966年初中毕业；1968年下放到定远县肖巷大队担任了青年团的工作，1970年公社保送她上了“五七大学”，当过文科班长，一年半之后毕业回肖巷中学当语文教师，因为一贯表现积极，荣任了校“革委会”委员。此后，时而去短期学习，时而又下乡社教，直到1978年才到琅琊山铜矿中学当了老师。

老实说，在哪个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张玉琳以积极上进，迎合了时代的需要。她好强，不愿意被时代淘汰，也不愿意被人瞧不起，这样，“左”的思潮就在她的脑海里牢牢的占据了地盘。但她毕竟还只是个农村教师，农村一些落后与愚昧的东西，又深深扎根在心中。

1982年7月，学校组织教师外出旅游，也许是明山秀水的陶冶，也许是心旷神怡的欢乐，不久，已经有了一个儿子的张玉琳又怀孕了。张玉琳为突然到来的这个生命暗暗欣喜，要是再有一个女儿该多么好！

但是，她清醒地知道，要生这个第二胎无论如何是计划生育政策所不允许的，怎么办。一个母亲原始的欲望与理智发生了冲突。

她找丈夫商量。丈夫回答很冷漠：“随便。”

这种回答，不像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丈夫撒了手，张玉琳便开始给自己找理由，她太想要一个女孩子了。她便原谅自己，自己给自己寻找理由，留下这个孩子：“两个孩子好养”。“自己曾经流过两次产，出血很多，太危险！”

偏偏在这时，她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很短，却令人震动，信上说：“你不要再和你丈夫闹了，你是黄脸婆，他不想要你了，要和你离婚。”张玉琳像一下子清醒了，难怪丈夫总说忙，有时回家很晚，有时夜不归宿，原来如此。她不想弄清这位“知情人”是在诬陷还是在挑拨。总之，当时，更坚定了她要这个孩子的决心，“就是离婚，也可以分一个孩子呀？”

开始，张玉琳没有什么妊娠反应，依旧上班、讲课，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肚皮毕竟瞒不过眼睛，人们的怀疑越来越多，生性好强又爱面子的张玉琳思想包袱也越来越重。她决心参加“超生游击队。”

1983年春节，张玉琳回到娘家，去医院查体查出肾炎，她便将病假条给了丈夫，让他去学校请下长假。

可是娘家人多数是国家干部，也有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便劝张玉琳流产，别因小失大，违犯政策，更有人干脆写信向学校揭发了她，学校三番五次拍电报催她回校，还派人来找她，巧的是张玉琳正好外出。

张玉琳只好又逃到凤阳临淮镇，住在表姨家。姨娘仍然劝她流产，可是时近临产，无法再做手术。

张玉琳记得很清楚，1983年4月28日0时5分，张小凤出生了。

如愿以偿，是个女儿。张玉琳不敢在医院用自己真名，便冠以母亲的姓叫戴玉琳。无论如何，她太爱这个女儿了，她为她四处奔波，为她冒着受处分，丢前程的风险，这个超生女儿，不仅给了她心理上以安慰，还让她似乎看到了遥远未来的希望。至少，眼前也许会给平淡、乏味到极点的家庭生活以生机。因为出生在凤阳，就取名“小凤”，不敢继承父亲“陈”姓，就和母亲一姓，叫张小凤吧！

张小凤，一个多灾多难的名字，便和这一块多灾多难的土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开始了她短短的多灾多难的人生途程。

张小凤无疑是张玉琳和丈夫陈军的亲生子女，但这孩子一到这个世界上便如同一个见不得天日的“私生子”东躲西藏。

生完了孩子，张玉琳没有再回临淮姨娘家去休息，姨娘把她安排在凤阳街上的一个旅馆里暂时住了一夜。条件是很艰苦的，然而为了这个孩子，她能忍受。

第二天，她娘家的表妹蒋道华来了，就把孩子接到她家去住。当天，张玉琳就赶回滁州去。学校领导闻讯便到家里来看望她。领导问罢她的身体，批评她超假。张玉琳看着领导那一副诚恳的样子，心里确实有些感动，几次想讲出自己生了孩子的事，可是话到嘴边又咬住了。

铜矿是整个滁州地区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要是张玉琳超生砸了先进，领导、群众还不吃了她；再说，张玉琳过去哪件事不走在前边，她不能说出这件事，毁了集体，也毁了个人。

由于生产之后，休息不好，营养也跟不上，整整一个月流血不止，学校因为她违犯纪律，又要她停薪检查，家庭的经济压力使张玉琳必须工作，必须上班，鉴于她平时表现尚好，学校只给了一个内部处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虽说不敢承认自己生了一个女儿，可作为母亲，总不能忘记这个事实，那一块血肉虽不在身边，却还是连着骨头连着心。她记着女儿的满月，带着食品，带着钱，到远在定远的山区里，悄悄尽一点母亲的爱。为了不让人知道，不耽误工作，她当天去，当天回，可心里没有怨言。

后来，为了给孩子找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孩子又几次转移，母女总是偷偷的见面，而见面时又不敢吐露真情，那情景每个做母亲的都可想而知。

天长日久，思念孩子的梦，总不断地在折磨着张玉琳。她想接孩子到自己身边来，可又怕……而且丈夫也不同意，为此他们夫妻也常常闹矛盾。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985年秋天。她们才把张小凤接回家来。

张小凤终于回到了自己父母的身边。这孩子对一切都新鲜。可她弄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让她喊自己“大姨”，又要喊爸爸为“大叔”。为什么呢？那时她才四岁，她还不懂。他们一边说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可一边又不让她对外人讲。她只好在这个家庭里喊“大姨”，“大叔”？！也许张小凤到死也没有弄清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大妈”“大叔”。她一生下来，就一直被这个“谎言”所笼罩着。

外边的人也由此知道，张玉琳家寄养了一个小女孩。“张玉琳真不错，给她管吃，管穿、还管她上学。”1990年9月，张小凤和别的孩子一样欢欢乐乐背着书包到工交小学去上学前班了。报名的时候，陈军告诉老师：张小凤是他们收养一个离异了的亲戚的孩子。

张小凤这个“收养”的孩子之谜底，一直到1991年4月23日，张小凤惨死在张玉琳的手里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那是她的亲女儿。这个虚伪的女人啊，这个不幸的孩子啊！

证人证言、物证以及法医鉴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被告人张玉琳亦供认不讳。

根据人民检察院的公诉，滁州市人民法院认为张玉琳，无视国法、采用粗暴、残酷的手段殴打亲生女儿，并致其死亡，业已构成伤害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六十条之规定，判张玉琳犯故意伤害罪，处有期徒刑九年。

母亲打死女儿，早已沸沸扬扬，滁州市地方不大，早已是人人皆知。这等母亲，怎会引起人们同情？许多人估计张玉琳不是死刑，也得无期，“枪毙了也不解恨。”一听法院只判了九年，便使一些人大为不解。活生生打死一条人命，又是一个无知无识，无拳无勇的孩子，才九年，便宜了这女人！

张玉琳却是不服，倒不是判九年多少的问题，不服这“故意伤害”几个字，一份份的申诉书，说是冤枉。

张玉琳认为她打女儿全是为了“爱”，是想教她学好，不甚失手。在拘留所，她每日以泪洗面，痛不欲生，经受着一个母亲独有的煎熬。

她在申诉书里写道：“做母亲的，谁愿意打死自己的孩子……我也是一个十几年的教师了，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怎么有脸面去教育别人的孩子呢，一种自尊心和责任心，我对孩子的缺点非常重视……”

的确，张玉琳对自己的家庭以及孩子是费尽心血的。用她自己的思维方法她的确是想不通。从张小凤出生起，为了使女儿的生活条件优越些她千方百计，先后为女儿转换了8个地方喂养，四岁回到父母身边时，连个“一”字都不识，在张玉琳培养教育下不到三年便能够背诵十几首唐诗宋词，认几百个汉字还可以掌握20以内的加减法。张玉琳说“我四十多岁了，一儿一女是我的心肝宝贝，由于女儿出生条件特殊，对她付出的经济、精力远远超过对儿子的代价和对正常儿童付出的心血。”

张玉琳总觉得自己为这个孩子付出的太多了。因为张小凤，她甚至不能够光明正大的去做人，她已为张小凤的过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这种压力还将无终无了的伴随着自己。

当然，法律不会承认张玉琳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因为她很清醒，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但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来看，张玉琳显然是处在一种病态状态。

首先，她具备了虐待狂的一些特征。

张玉琳在毒打张小凤时，几乎没有把她当成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孤立无助的弱小对象，张玉琳想到的是完全制服她、吞并她，任凭自己摆布。“这种渴望与破坏性混杂的成分愈多，就变得愈残酷。”而且，也像通常一样这种暴虐总被伪装成“爱”。心理学家称这种“仁慈的虐待狂希望他的对象富裕、有势力、有成就，但有一点很重要，他极力防止他的对象变为自由、独立、再不能充当他的对象。”

张玉琳的心理正是如此，她怕女儿将来不学好，使自己永远失去她；所以，就出现了正常人不能理解的矛盾，爱之弥切，恨之弥深。张玉琳在自己的辩护词中也反复陈述了自己对张小凤的爱，似乎是因为有爱，就不会有虐待，或者这虐待就可以原谅。一个虐待狂的爱，更为残酷，更具有破坏性。

如果我们再来深入地分析一下张玉琳的家庭，还不难发现张玉琳病态心理的根源。

偶而怀孕到生下张小凤，作为另一个行为主体，张玉琳的丈夫始终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在张玉琳虐待张小凤的过程，陈军依然是一种冷漠态度，既没有参与妻子的行动，又不同情女儿的处境。

张玉琳去外地出差，回家的当天，夫妇就是分居，而且显然这种分居已有一段时间，可以看出夫妻情感并不融洽。我们虽不能有证据说陈军对妻子抱有二心，但那一封匿名信也许就是一个家庭危机的信号。对于这个信号，最敏感的接收者仍然是张玉琳。虽然，表面的吵闹过去了，但压在她心里的负担，却愈来愈重。

张玉琳平时的个性体现着暴躁，难以相处，偏执。

显然，张玉琳的生活正经受着一种困扰。爱情危机、极度疲倦、工作不顺心(受到内部处分）。她很沮丧；生活对她来说十分灰暗。而此刻，唯一让她感到会有一点安慰的女儿，又出了麻烦，她的精神便一下子呈现崩溃状态。

所以，在制服女儿的全过程中，她竟能持续十多个小时；那时，她的情绪处于一种恶劣的亢奋状态，是一种疯狂，一种麻木。她只想威逼女儿认错，已不能清醒地分析所采用的手段是否有效，以及女儿当时所说的是否真实，更不能判断这种手段的后果。

她甚至恢复到一种原始的野兽状态，多次用嘴巴撕咬女儿的手臂、腿和下颌，完全处在一种精神迷惘。

在这里，我只是想试探着以精神分析来寻找一个人犯罪的原因。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以往的薄弱之处。一个人犯罪，绝非偶然，外部的环境，总是通过内在的条件产生作用。

这个案子结束了。张小凤死了，张玉琳进了监狱。她留给我们的教训不仅仅是遵纪守法，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设好自己的家庭，医治好自己的心理，当你愉快、轻松地生活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天空一片明朗，你会宽容别人的缺点，你会以真诚而无私的爱向别人伸出手去，即使生活中有困扰，你也会勇敢地跨过去，不致于陷入泥沼。张玉琳正是在生活的泥沼中沉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