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革命的另一面，道德理想主义，包装的政治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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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76年美国独立前后，革命领导者们对这个新生国家抱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期待。

约翰亚当斯、约翰杰伊、托马斯潘恩这些人，把美国看作上天赐予的机会，要建立一个超越古希腊罗马的荣耀国家。

诗人菲利普弗瑞诺在《美国荣耀的崛起》里预言，这片土地将成为人间天堂。

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有点理想化，但在当时，它确实给了革命者们强大的精神动力，这场革命不只是打仗那么简单。

它背后有一套完整的道德叙事体系，把独立说成是一场道德革新运动。

革命者们用"治权转移"学说来证明分离的正当性，把新旧世界描绘成美德与腐败的对立面。

新世界美德与旧世界腐败的对立

1776年，理查德·普赖斯观察到一个现象，美国由从事农业的自由民组成，人们普遍平等，充满自由激情。

反观英国，被奢侈腐化拖累，债务缠身。

这种对比不是随便说说的，它构成了革命者论证独立必要性的核心逻辑，富兰克林的态度转变很能说明问题。

他本来想寻求和解，后来却认为"联合比分离更有害"，他对英国政府腐败的讽刺相当尖锐。

1775年第二届大陆会议期间，革命者们反复强调"廉洁的新国家和腐败的旧世界之间的区别"。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点绝对，但在当时的政治动员中确实很管用，杰斐逊担心年轻人去欧洲留学会被贵族生活迷惑。

他觉得那些人会染上奢侈、饮酒、赛马等恶习，回来后还会轻视本国妇女的贞洁朴素。

本杰明·拉什更直接，呼吁建立屏障防止欧洲在道德、政府和宗教方面的腐败传入美国，他们甚至建议管控媒体内容。

报纸不该充斥英国恶习轶事，什么决斗、私奔、包养情妇、自杀、拳击比赛，这些东西会破坏年轻国家的美德。

约翰亚当斯批评英国议会时毫不客气，说奢侈、萎靡和贪赃枉法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腐败已经成为政府的权力工具。

他还拿罗马帝国做类比，认为英国就像从巅峰跌落的罗马，毁灭时机已经成熟，革命者们还搬出了盎格鲁撒克逊起源神话。

根据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的记载，古代日耳曼人保持纯贞状态，不被娱乐腐化，实行自由土地制度和部落民主。

他们提出"诺曼枷锁"理论，说封建制度破坏了撒克逊人的自由传统。

杰斐逊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中论述，美利坚人继承了撒克逊祖先的自由、独立、勇敢品质，没有被诺曼人征服。

1776年费城出版了《真正古代撒克逊或英国宪法之原则》，影响不小。

修订《弗吉尼亚宪法》时，他们主张废除封建制度，恢复"祖先的幸福制度"，说那是"人类智慧所能创造的最聪明、最完美的制度"。

这套叙事体系把道德地理学和历史正统性结合起来，为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不过客观来说，这种二元对立的描述过于简化了现实。

独立战争中的道德实践

约翰亚当斯在1776年7月2日预言，美国将遭受艰巨苦难，但这会激发美德，纠正错误、愚蠢和恶习。

他把战争看作磨难的熔炉，能锻造国家和个人的性格。

新政府需要净化罪恶、增加美德才能获得幸福。

他们引用贺拉斯的诗句："为自己的国家而死是一件幸福且合适的事情。"战争成了展示才能和美德的机会。

不进口运动是道德实践的典型案例，1764年《糖税法》后，殖民地多次抵制英货。

1767年《汤森税法》后，波士顿、纽约、费城商人联合抵制。

民众拒绝购买英国商品，年轻人不喝进口啤酒，南部种植园主不购买英国船只运来的奴隶。

1769年5月威廉斯堡秘密会议上，华盛顿、杰斐逊、帕特里克·亨利、理查德·亨利·李通过"不进口协议"，89人签署。

1774年10月20日大陆会议发布《联合宣言》，呼吁各殖民地联合抵制英国商品，依靠自给自足，取消奢华节庆。

弗吉尼亚建立了执行机制，各乡镇成立通讯委员会和联合会，监督决议执行，违反者受严厉处罚。

商人们有抵触情绪，罗得岛的希拉斯·唐纳提出批评，约翰·亚当斯妻子的叔叔警告说商人必须受到控制。

不进口运动的深层目的是培养民众节俭克己的美德，而不只是向英国议会施压。

署名"节俭"的文章论述，节俭和勤劳是最重要的公民美德，阻止英国无用物品可以维护美德和自由。

消费习惯成了爱国主义标准，《波士顿晚报》喊出口号："节约你的钱，你就会拯救你的国家。"

家庭手工制造业发展起来，1775年费城美洲制造业联合公司雇佣妇女儿童纺纱织布，纽约协会为本地纺织品提供补贴。

阿比盖尔·亚当斯表态使用羊毛和亚麻，用双手工作，培养勤劳和节俭。

不消费运动从州到镇展开，呼吁杜绝奢侈腐化的诱惑、消遣和昂贵娱乐。

对妇女的要求特别具体：放弃对时尚、小饰物和娱乐的喜爱，服装、食物和家用物品的浪费都受到规范。

公共精神要超越私欲，"牺牲我们的安逸、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生命，这样才能挽救我们的国家"。

卡特布拉克斯顿认为，奢侈品引起嫉妒和效仿，威胁社会平等，古老共和国制定法律使人们在衣着和饮食上保持朴素。

1766年《南卡罗来纳州公报》刊文指出，奢侈产生欲望使人贪婪，成为金钱的奴隶，背负债务。

希拉斯唐纳对比说，祖先生活在荒野用兽皮包裹身体，但他们快乐且自由，节俭法令被提出并实施。

1774年10月20日大陆会议决议"鼓励节俭和勤劳"，"反对和遏制一切奢侈和挥霍，尤其是赛马，以及各种游戏、斗鸡、展览、戏剧和其他昂贵的娱乐活动"。

各州制定限制性立法，《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规定制定鼓励美德、防止罪恶和不道德行为的法律。

《佛蒙特州宪法》明确"坚持正义、节制、勤劳和节俭，对于维护自由和福祉是绝对必要的"。

约翰·亚当斯支持节俭，说它可以"治愈我们的虚荣和轻浮，还是所有耀武扬威和好战性格的真正解毒剂"。

18世纪40年代大觉醒运动的影响还在，福音派原教旨主义激发了宗教热情，放荡、奢侈和腐败被视为渎神行为。

美国自由被说成是上帝的事业，美德和虔诚密不可分。

人们期待千禧年传说成真：与英国分离是社会道德革新的前奏，最终建立政府权威来自人民、没有旧世界道德腐化的理想社会。

1778年波士顿牧师布道时赞扬美国人民"遵循上天的指引，付出了一系列高尚而英勇的行动"，美利坚成为"从旧世界奢华和污秽的洪水中涌现出来的至福之地"。

他们憧憬后代的幸福："幸福的后代将收获我们用苦难、劳苦和战争换来的和平果实。"

戴维拉姆齐在《美国革命历史》中回忆，革命唤醒许多美德，提供展示才能的机会，人们才智迅速扩展，涌现仁人志士。

本杰明·拉什评价说，革命唤醒的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洗净美利坚人不纯洁的灵魂，使其拥有祖先的自我节制、穿着简朴和敬仰上帝的品质。

塞缪尔亚当斯把革命定位为拯救美国远离腐败的圣战，殖民地从山巅之城变成"基督教的斯巴达"。

这种道德理想主义有双重作用，积极意义在于为独立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正当性，塑造了美国早期的国家认同和公民文化。

但也存在潜在问题，二元对立叙事有简化倾向，道德优越感可能导致排他性和文化封闭。

美国革命时期的道德理想主义很复杂，它既是动员工具，也是真诚信念，这种将政治独立与道德革新相结合的传统对后世影响深远。

美国革命不只是一场政治独立运动，更是一场以古典共和美德为理想、以道德自律为实践、以千禧年愿景为目标的道德革命。

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政治文化中道德话语的深层根源，以及理想主义在国家建构中的复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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