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养子是在哪个朝代开始盛行的？原因是什么？养子们的命运如何？

收养养子是在哪一朝代开始盛行的？养子们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如何？其命运又如何？

看《太平年》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张彦泽有一个养子，最后被张彦泽烹食。钱元瓘也有一个养子叫钱弘侑（本姓孙），钱元瓘临终时本想让这个养子继位，后被重臣劝说下立了亲子钱弘佐。

那么收养子的传统是在哪个朝代开始盛行的呢？为什么盛行收养子呢？历史上都有哪些皇帝或者权臣、重臣、武将等收养了养子？这些养子们在历史上都发挥了哪些作用呢？养子们后来的命运都如《太平年》那样“惨”吗？

收养子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其兴盛与演变跟当时的政治、社会、宗法制度密切相关。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收养子的现象了，但真正在政治层面盛行是始于汉代。汉代注重宗法血缘，但皇室和贵族常因无子或政治联盟需要收养子嗣。

至唐代，收养养子之风尤盛，尤其是宦官、武将集团普遍收养子以扩张势力；宋代以后，收养制度更趋规范化，但政治性收养仍持续存在。

一、传说汉献帝收养了刘备。

但其实“汉献帝收养刘备”的说法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个误解可能源于《三国演义》或民间传说中的艺术加工。

刘备是汉室宗亲（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按宗谱辈分应该是汉献帝的“皇叔”。

西汉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为西汉重要的诸侯王之一。他的生平事迹在《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刘胜为汉景帝的第九子，生母为贾夫人（一说为唐姬）。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为巩固统治，分封皇子为王。刘胜受封为中山王，封国位于今河北中西部（今河北定州），在位42年（前154-前113年）。历史上记载刘胜“乐酒好内”（喜好酒色），有机敏的政治头脑，以善辩闻名。“靖”是其谥号，有“柔德安众”“宽乐令终”之意，符合刘胜“不涉政争、安守封国”的形像。由于刘胜以生育子女众多，《汉书》称其有儿子一百二十余人（实为夸张），而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三国志》载为刘胜之子刘贞的后裔），借刘胜子孙繁茂、支系庞杂的背景，为自身汉室宗亲身份提供依据。因子孙繁多，刘胜成为后世攀附汉室宗亲的“符号性人物”。

刘胜之子刘贞封涿县陆城亭侯，后裔居涿郡。刘备为其后裔的说法虽难以确证，但也符合汉末群雄依托宗室身份的政治需要。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曾朝见汉献帝，被册封为“左将军”“宜城亭侯”，双方形成政治同盟，刘备借此获得“汉室正统”的政治号召力。

《三国志》仅记载刘备宗室身份，未称“皇叔”。“皇叔”称谓出自宋元以后的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为凸显刘备的正统性而艺术虚构。刘备集团曾宣扬其宗室身份，以争取人心对抗曹操。后世文学进一步夸张，形成“收养”误解。历史上汉献帝从未收养刘备，双方仅为政治盟友关系。刘备的“皇叔”称号是后世文学为强化正统观念而虚构的标签。这一误解反映了传统文化中对“正统性”与“宗法关系”的重视。

二、宋仁宗：因无子，收养了宗室子赵曙（即宋英宗），延续皇统。

宋仁宗赵祯的养子收养过程，是其皇位传承中的重要事件，主要围绕养子赵宗实（后来的宋英宗赵曙） 的入嗣与继位展开。

宋仁宗在位期间（1022-1063年），子嗣早夭，三位皇子皆幼年去世，导致皇位继承出现危机。

到了仁宗晚年（约1050年代）的时候，朝臣多次上书建议从宗室中选立养子，以稳定国本，但仁宗仍希望生育亲生儿子。

赵宗实（1032-1067年）是宋太宗赵光义的曾孙，其父为濮王赵允让。赵允让早年也曾被宋真宗（仁宗之父）考虑为养子，后因仁宗出生而未能继位。

赵宗实4岁时（1035年）被接入宫中，由仁宗皇后曹氏抚养，但未正式立为太子，名义上仅为"宗子"。他曾两次出入皇宫：第一次入宫是在1035-1039年间，因仁宗无子，赵宗实被选为潜在继承人入宫，但仁宗于1039年生子赵昕（后夭折），赵宗实又被送回生父赵允让府邸。

第二次入宫是1062年，当时晚年的仁宗（约1060年）健康状况恶化，在宰相韩琦、欧阳修等大臣的坚持下，终于1062年（嘉祐七年）立赵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正式确立为继承人。

三、明武宗：无子，死后由堂弟朱厚熜（嘉靖帝）继位，虽非正式收养，但属宗法过继。

明武宗朱厚照（正德皇帝）并无正式收养养子的记录。他在位期间（1506-1521年）虽然以荒诞不经、热衷玩乐著称，且曾宠信宦官、边将，甚至与一些近臣关系亲密（如收义子江彬等武将），但这些行为更多是授予官职或军事统领权的政治笼络手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宗法收养。

明武宗去世时年仅31岁，没有亲生儿子，也未正式过继任何宗室子侄为嗣。这直接导致皇位继承出现危机，最终由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援引《皇明祖训》，迎立其堂弟朱厚熜（兴献王之子）继位，即嘉靖皇帝。

明武宗时期，边境将领如江彬、许泰等人因军功受宠，被武宗收为“义子”，赐姓“朱”。例如江彬：原为大同边将，因引导武宗四处巡游、参与军事游戏而受宠，被收为义子，赐姓朱，封为“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四镇统帅”。这些“义子”本质是武宗扩张个人军事力量、制衡文官集团的工具，不属于宗法意义上的收养，也无继承皇位的资格。

武宗收“义子”的行为，与其试图绕过官僚体系、直接控制军权的意图相关。他通过建立“豹房”（娱乐与军事指挥中心）、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等举动，强化对军队的个人掌控，义子集团成为其重要助力。

明朝宗法制度严格规定，皇帝若无子，应从近支宗室中按辈分选立嗣子（如嘉靖继位），且需经礼部主持仪式、录入玉牒（皇室族谱）。

武宗的“义子”均为外姓武将，未列入宗室谱系，其关系更接近私人恩宠或政治联盟。

武宗去世后，杨廷和等文官迅速清算其宠信集团。江彬等“义子”被以“谋反”罪名处死，其势力瓦解。皇位继承回归宗法制度，由藩王之子朱厚熜继位。

四、朱元璋（明太祖）在建立明朝的过程中，为巩固权力、控制军队和稳定地方，收养了大量养子（义子）。这些养子多出身卑微或为孤儿，被朱元璋培养为军事和政治骨干，成为其创业阶段的重要支撑。

1. 乱世需求：元末群雄割据，朱元璋通过收养义子构建私人网络，强化对军队的掌控，尤其用于监督将领、镇守要地。

2. 弥补宗族弱势：朱元璋出身贫寒，早期缺乏宗族势力支持，养子可填补亲族力量的不足。

3. 政治笼络：收养降将、功臣之子或阵亡将士遗孤，既能示恩，又能换取忠诚。

朱元璋养子可考者约 20余人，最著名的包括：1. 沐英（1344—1392）——镇守云南的基石。沐英8岁父母双亡，被朱元璋夫妇收为义子，改姓“朱”（后恢复沐姓）。自幼随军，由马皇后抚养，与朱元璋感情深厚。曾参与平定福建、甘肃、吐蕃、云南等战役。 1381年率军平定云南，此后世代镇守云南，直至明末（黔国公家族）。其结局病逝于云南任上，追封黔宁王，子孙世袭镇守，成为明朝唯一长期世袭的地方藩屏。2. 李文忠（1339—1384）——北伐名将。李文忠是朱元璋外甥（亲姐之子），12岁投奔朱元璋，被收为养子，改姓朱，师从名儒学习文武。曾参与灭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战功仅次于徐达、常遇春。官至大都督府左都督，封曹国公。结局：因劝谏朱元璋减少诛戮遭猜忌，1384年病逝（一说忧惧而死），后追封岐阳王。3. 朱文正（1336—1365）——洪都保卫战统帅。他是朱元璋兄长朱兴隆之子，早年被收养，视若己出。在洪都（今南昌）保卫战中，以4万兵力对抗陈友谅60万大军，坚守85天，为朱元璋反攻赢得时间。结局：因赏赐不满，私通张士诚，被软禁至死，其子朱守谦被封靖江王，世镇广西。4. 其他重要养子何文辉：14岁被收养，赐姓朱，镇守河南，后恢复本姓。·徐司马：孤儿出身，被马皇后收养，官至都督佥事。平安：将领之子，被朱元璋收养，靖难之役中多次击败朱棣，后被俘自杀。

养子制度的特点1. 功能性极强：a监军：派养子到将领军中监督（如沐英随军邓愈）。b镇守：平定地区后由养子驻守（如沐英永镇云南）。c亲情笼络：对亲属（如李文忠、朱文正）的收养兼具血缘与政治纽带。

朱元璋养子多赐姓“朱”，但称帝后逐渐恢复本姓（除沐英后代外），防止威胁朱氏皇权。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限制养子权力，避免形成唐代藩镇式割据。

朱元璋收养养子不同于五代“义儿军”的军事继承性，明代养子不具皇位继承权，仅作为工具性辅助。 类似汉武帝收养霍去病、卫青为外戚将领，但朱元璋规模更大、系统更强。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强化血缘宗法，养子逐渐退出核心（如李文忠虽受重用但遭猜忌）。沐英家族镇守云南280年，与明朝国运相始终，成为特殊案例。部分养子后裔（如平安）因忠建文帝，被朱棣清算。

朱元璋的养子策略是其实用主义政治的典型体现。在创业阶段：养子弥补了其出身寒微的劣势，成为高效忠诚的执行工具。在建国后：通过制度设计防止养子势力坐大，确保权力归于朱姓宗室。

沐英家族开发西南、巩固边疆，为多民族国家整合做出贡献；其他养子则湮没于明初政治清洗中。

这一模式展现了乱世中“拟制血缘”对政权建设的辅助作用，亦揭示了皇权稳定后对非血缘力量的排斥，凸显了明代家天下制度的封闭性。

四、权臣与武将收养子：

（1）东汉末年董卓收养吕布为义子，试图强化忠诚，后吕布弑董卓，成为“养子叛父”的典型。

董卓与吕布的“收养关系”是三国时期一段极具代表性的政治权谋结合，但这一关系本质上是利益联盟而非真实的父子亲情，最终以血腥背叛告终。

公元189年，董卓趁宦官之乱率军进入洛阳，掌控朝政。为扩张势力，他拉拢并州（今山西一带）军事集团，而吕布正是该集团的代表人物之一（原为并州刺史丁原部将）。

吕布因勇武冠绝当时（“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被董卓视为可收买的武力工具。通过收吕布为义子，将其从丁原阵营剥离，直接掌控并州兵马。以“父子”名义捆绑吕布，试图超越普通主从关系，巩固个人安全（董卓树敌众多，需贴身护卫）。吕布的勇猛可助董卓威慑反对势力，如袁绍、曹操等。

董卓以高官厚禄（任中郎将，封都亭侯）、财富（“赏赐无以计数”）及政治地位拉拢吕布。吕布不甘屈居丁原之下，叛杀丁原投董卓，实为寻求更大权力台阶。

《三国志·吕布传》记载：“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甚爱信之。” 《后汉书》更明确：“卓拔佩刀刺原（丁原），吕布拉杀原，卓以布为骑都尉，誓为父子。”

关键点： “誓为父子”，并非正式宗法收养，而是通过盟誓建立的拟制父子关系，具有鲜明的政治契约色彩。吕布的角色为兼任董卓贴身护卫，“出入扈从，不离左右”。

董卓曾因小事向吕布掷戟（《三国志》：“尝小失意，拔手戟掷布”），暴露其多疑残暴。司徒王允利用吕布不安，以“为国除贼”及政治许诺（封温侯、仪比三司）拉拢。

公元192年，吕布受王允指使，在董卓入宫时于北掖门外突袭，“持矛刺卓，趣兵斩之”。董卓死前惊呼：“吕布何在？”可见至死未料其背叛，反衬“父子”名义的脆弱。

董卓与吕布的关系是典型的乱世利益交换：董卓视吕布为“剑”，吕布视董卓为“梯”，一旦利益失衡即反目。

后世常以“三姓家奴”（原姓吕，先拜丁原为父，后拜董卓为父）讽吕布，反映当时对“忠义”伦理的重视。

吕布的背叛直接导致董卓集团崩溃，长安大乱，加速汉末军阀混战。

董卓“收养”吕布是汉末乱世中武力与权谋结合的短暂联盟，其迅速破裂揭示了五代以前“拟制父子”关系在缺乏制度约束下的高风险性。这一事件不仅是吕布个人污点，也成为后世反思“政治收养”弊端的历史镜鉴——当权力完全依靠私人恩惠与暴力维系时，忠诚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代价。

（2）曹操收养阵亡将领之子（如秦朗、何晏），虽多为政治抚恤，但曹真（本姓秦）被收为养子后成为曹魏大将，掌兵权多年。

曹操收养秦朗、何晏等养子，是汉末三国时期权贵收养现象的典型案例。这些收养行为兼具政治安抚、人才笼络与人情关怀等多重目的，反映了曹操作为政治家的权术与个人情感的复杂交织。

曹操收养子嗣的数量较多，除秦朗、何晏外，还有曹真（本姓秦）、曹彬（何晏之弟）等。这些养子大多来自以下背景：1. 功臣遗孤：收养阵亡或早逝部将之子，示恩抚恤（如秦朗、曹真）。2. 政敌家族：纳政敌妻妾子女，既削弱对方势力，又彰显宽容（如何晏）。3. 亲属子弟：收养同族或姻亲子弟，强化宗族网络。

秦朗（字元明）生父是秦宜禄，原为吕布的部将。其母杜氏（有美名）被关羽觊觎，曹操破吕布后自纳杜氏，秦朗随母入曹府。 曹操对杜氏“甚爱之”，爱屋及乌收秦朗为养子，命其与曹丕等人同住成长。曹操曾对宾客夸赞秦朗：“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世上有人像我这样疼爱养子吗？）。秦朗虽受宠爱，但未被授予实权，曹丕、曹叡时期仅任闲职。在魏明帝曹叡时期秦朗曾一度受到信任，但遭司马懿压制，晚年淡出政坛，得以善终。

何晏（字平叔），东汉大将军何进之孙，其母尹氏为曹操纳为妾室。曹操纳尹氏后，将何晏养于宫中，视若己出，甚至“宠如公子”。何晏自幼聪慧，曹操曾欲以其为子，但何晏“画地自处”，标榜“何氏之庐”，暗示不忘本姓，曹操不以为忤。何晏后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成为驸马。

在曹爽执政时他受到重用，249年高平陵之变后，被司马懿以“谋逆”罪诛杀，夷三族。

曹真（字子丹）生父为秦邵（一作秦伯南），为救曹操被袁术部所杀。曹操感念其父功绩，收为养子，待遇高于秦朗，视为嫡系培养。后成为曹魏大将，掌兵权，其子曹爽后成权臣。

曹操对秦朗、何晏的收养带有对其母的宠爱因素，但亦含笼络人心的政治意图（如安抚吕布旧部、何进残余势力）。而对曹真的收养则明确为褒奖忠烈，激励部属效死。曹真被委以军权，秦朗仅得富贵无权，何晏虽显贵但被视为“浮华之士”，反映曹操对养子的用途定位清晰：仅少数纳入权力核心。曹操未强制养子改姓“曹”（如何晏、秦朗保留本姓），与后世帝王收养必改姓不同，显示其务实态度。秦朗 善终但无实权 曹操对“情谊型”养子限制政治参与。何晏被司马懿诛杀，牵连家族 养子卷入权力斗争的高风险。曹真 成一代名将，子孙掌权后覆灭 功勋养子可跃升，但家族易招祸。曹操的养子政策总体上未形成威胁曹氏皇权的集团（与司马懿家族不同），反而通过收养分散了潜在敌对势力。何晏成为魏晋玄学与清谈风气的代表人物，其才华与悲剧命运折射出曹魏后期政治与文化的裂变。

总之，秦朗善终但无实权。何晏被司马懿诛杀，牵连家族。曹真成一代名将，子孙掌权后覆灭。曹操对秦朗、何晏等养子的收养，体现了汉末军阀在乱世中灵活运用宗法关系扩张势力的政治智慧。这些养子或成为文化符号（如何晏），或作为政治安抚工具（如秦朗），但曹操始终将权力核心保留在曹氏、夏侯氏亲族手中。这种“恩抚而不授重权”的策略，使养子制度在曹操时代未成隐患，反而成为其巩固权力的辅助手段。

（3）刘备收刘封为养子，本欲培养为助力，后因刘封拒绝援救关羽、且威胁刘禅地位而被赐死，体现养子与亲子的权力矛盾。

刘备收养刘封是其政治生涯中一次重要的宗法安排，但最终以悲剧收场。这一事件深刻反映了汉末三国时期收养制度在权力继承与政治利益之间的复杂冲突。

建安初年（约公元200年前后），此时刘备已年过四十，尚无亲子（刘禅于207年出生），为巩固势力、延续宗祧，决定收养子嗣。

刘封本为罗侯寇氏之子（《三国志》称“长沙刘氏之甥”），因出身宗族旁支且骁勇善战，被刘备选中，弥补无子空缺，稳定内部人心。

刘封“有武艺，气力过人”，可培养为得力将领。刘封随刘备入益州，征战四方，受封副军中郎将。公元219年，配合孟达攻取上庸郡，与夏侯尚、徐晃等曹魏名将对峙。虽然刘禅出生后（207年），刘封的继承权自然后移，但仍居重要地位。关羽北伐时，曾命刘封、孟达发兵支援，但二人以“上庸初附未稳”为由拒绝，埋下祸根。公元219年，关羽兵败荆州，刘封未出兵救援成为其罪状之一（虽实情复杂，上庸距荆州较远且需防曹魏）。孟达因与刘封不和，投降曹魏后联合徐晃攻上庸，并写信劝降刘封，被拒。 刘封败归成都，刘备责其“侵陵孟达，又不救羽”。诸葛亮以刘封“刚猛难制”为由，劝刘备除之后患，避免刘禅继位后发生内乱。 刘备遂赐刘封自尽，刘封临死叹：“恨不用孟子度（孟达）之言！”

刘封作为养子，在刘禅幼弱时仍具政治威胁，类似曹魏曹彰、曹植的隐患。刘备称帝后需强化中央权威，刘封的“抗命”行为触及底线。诸葛亮着眼于政权稳定，认为刘封可能成为未来权臣（如魏延式人物）或内乱源头。有学者认为，此举也为诸葛亮日后专权扫除潜在障碍。

刘封的悲剧既是刘备政权扩张的受益者，也是权力过渡期的牺牲品。其个人能力与忠诚未变，但政治环境的变迁导致其生存空间丧失。刘备作为政治领袖，在“亲情”与“政权稳定”间选择了后者，体现了乱世中宗法伦理让位于现实政治的残酷性。

三国时期养子地位高度依赖于收养者的政治需求，一旦与亲子继承冲突，极易被清理。这与唐代藩镇养子可继承节度使、宋代宗法养子可继皇位的情况截然不同。

刘封之死不仅是个人命运悲剧，更是汉末三国“养子政治”脆弱性的缩影。它揭示了在血缘宗法为核心的继承体系中，养子即便有功，也难以摆脱“工具性”身份。这一事件也为后世君主处理养子问题提供了警示：若不能妥善平衡养子与亲子的权力关系，收养行为可能最终反噬政权稳定。

（4）唐朝安禄山收养安思顺等胡汉将领为义子，组建私人武装，为“安史之乱”奠定军事基础。

安禄山收养安思顺的过程在史书中的直接记载较为简略，但结合唐代藩镇体制和安史之乱前的政治背景，可以梳理出以下关键信息：

唐玄宗时期，边疆节度使权力膨胀，为巩固势力，盛行收养骁将为“假子”（义子），形成私人军事集团。

安禄山作为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收养大量义子，安思顺是其中之一。

安思顺本为突厥裔将领，与安禄山同属昭武九姓胡人集团，早期关系密切，可能为同族或旧部。

安禄山通过收养安思顺，将其纳入家族式权力网络，强化对河北藩镇军队的控制。安思顺在军中有一定威望，收养可拉拢其麾下势力，扩大安禄山在西北边防军（如朔方军）中的影响力。这种收养主要是政治结盟，而非宗法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安思顺仍保持独立统兵权，任朔方节度使（治今宁夏灵武）。史书未详细记载仪式细节，但符合唐代藩镇“赐姓、结为父子”的惯例（如王忠嗣、哥舒翰等将领均曾为节度使义子）。

安禄山谋反前，安思顺因察觉其异动，主动向唐玄宗告密，试图划清界限。玄宗为示信任，将安思顺调离朔方，入朝任户部尚书，实则削其兵权。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尽管安思顺已提前告发且未参与叛乱，但因其“安”姓及曾为安禄山义子的身份，遭朝臣猜忌。

757年，唐肃宗在宦官挑拨下，以“暗通叛军”的罪名将安思顺处死，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安禄山与安思顺的收养是典型的藩镇利益联盟，一旦涉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冲突，这种脆弱纽带迅速瓦解。

对比安禄山其他义子（如孙孝哲、李钦凑等积极参与叛乱），安思顺的选择显示义子阵营内部分化。

安禄山收养安思顺是唐代藩镇扩张时期的典型政治联姻，其形成基于军事互助，破裂则因中央与地方矛盾的激化。这一案例揭示了中唐以后“养子制度”的实用主义色彩——它既是藩镇整合资源的工具，也成为中央集权打击的对象。安思顺的悲剧命运，折射出乱世中武将在效忠君主与维系地方势力之间的艰难抉择。

（5）李克用（后唐太祖）以收养义子闻名，麾下“义儿军”如李嗣源（后唐明宗）、李存孝等皆骁勇善战，成为沙陀军事集团核心。但养子间内斗激烈，李存孝遭车裂。

李克用（856年—908年），沙陀族人，是唐末五代初期极具影响力的军事统帅，后唐王朝的奠基人（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后追尊他为太祖武皇帝）。

李克用本姓朱邪，因父亲朱邪赤心助唐平定庞勋之乱，被赐姓李，编入宗室属籍。早年李克用随父征战，因骁勇善战、一目失明，被称为“独眼龙”。 黄巢起义期间，率沙陀骑兵助唐收复长安，受封河东节度使，割据太原，封晋王，成为晚唐最强藩镇之一。

后与后梁太祖朱温对峙数十年，史称“梁晋争霸”，为五代初期主线冲突。李克用性格豪迈重义，善用胡汉将领，但晚年因部下叛变、军事受挫，未能灭梁。其子李存勖继位后灭梁建后唐，李克用被追尊为太祖。

李嗣源（867年—933年）是李克用养子中最著名的一位，后成为后唐明宗。

李嗣源本名邈佶烈，出身代北沙陀部，无姓氏，善骑射，13岁加入李克用军。李克用为强化军队凝聚力，广泛收养勇将为义子，组建“义儿军”。李嗣源因作战勇猛，在李克用扩张过程中屡立战功，尤其在一次危机中单骑救主（一说为李克用遇袭时挺身护卫），受其赏识。李克用按沙陀传统“收为假子”，赐姓名李嗣源，列入家族序齿（在亲子李存勖之后）。虽为养子，李嗣源仍需靠战功晋升，初期未进入权力核心。李克用死后，李嗣源辅佐李存勖灭梁，功高震主。

926年，因李存勖猜忌引发兵变，李嗣源被部将黄袍加身，取代李存勖即位，是为后唐明宗。在位期间整顿吏治、休养生息，史称“明宗之治”，但晚年养子李从珂夺位，后唐陷入内乱。

李克用收养义子超过百人（如李存孝、李存信等），形成“义儿军”骨干，是藩镇私人武装的极端化表现。养子既巩固李克用势力，也因争权内斗（如李存孝被杀）削弱集团凝聚力。

总之，李克用作为沙陀军事强人，通过收养李嗣源等将领构建了以“拟制血缘”为核心的军事联盟。这一策略短期强化了战力，但长期埋下了权力继承的隐患。李嗣源从养子到皇帝的蜕变，既是个人能力的体现，也揭示了五代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残酷逻辑。收养制度在李克用时代达到高峰，亦随五代秩序重组而逐渐衰落。

（6）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柴荣。 柴荣的生父是柴守礼，但柴荣幼年时因家境中落，被送到姑母（柴氏）家中抚养。其姑母嫁给了当时还是后汉将领的郭威，因郭威与柴氏无亲生儿子，且见柴荣聪慧稳重，便正式收其为养子。

五代时期战乱频繁，武将常通过收养子嗣培植亲信势力。郭威作为后汉开国功臣，收养柴荣既有亲情因素，也为培养继承人。

柴荣少年时随姑母在郭威家中生活，曾协助郭威处理家务，经营茶货生意，甚至远走江南贩茶，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郭威赏识柴荣的才干和品行，将其列为嗣子。随着郭威权势上升，柴荣逐渐参与军事，成为其左膀右臂。郭威在后汉隐帝时期遭猜忌，全家被杀（包括郭威的亲生儿子），柴荣因在外征战幸免于难。这一事件促使郭威起兵夺权，建立后周，柴荣作为唯一成年的养子，地位更加稳固。 郭威954年驾崩前，传位给柴荣，即后周世宗。此举打破了五代时期“父死子继”多传亲子的惯例，凸显才能胜过血缘的务实态度。

柴荣在位期间励精图治，推行政治经济改革、整顿军事，为后来北宋统一奠定基础，被誉为“五代第一明君”。

（7）王建（前蜀开国者）收武将王宗佶等为养子，但晚年因养子争权引发宫廷血案。

王建（前蜀开国皇帝）收养武将王宗佶为养子的过程，是五代十国时期“养子政治”的典型悲剧案例，其直接引发了前蜀宫廷的血腥内斗。

王建出身草莽，早年通过军功崛起，为巩固权力，效仿唐末藩镇旧例，收养大量骁将为义子，赐姓“王”，编入“宗”字辈（如王宗佶、王宗弼、王宗侃等），形成以养子为核心的军事集团。

王宗佶本名葛宗佶，早年追随王建征战，勇猛善战，深受信任。因功被收为养子后，成为前蜀开国元勋，官至中书令，封晋公，权势显赫。

王建晚年确立亲子王衍（幼子）为太子，但王衍昏庸荒淫，引发部分朝臣和养子不满。

王宗佶自恃功高，且作为“长子”（养子中年龄居长），逐渐产生夺位野心。王建察觉王宗佶结交党羽、私蓄兵力，开始疏远并削弱其权柄，但未果断铲除。

王建死后，太子王衍即位，但实权被养子集团与宦官把持。王宗佶趁机联合其他养子（如王宗弼），以“清君侧”为名，试图废黜王衍，自立为主。王宗佶率兵入宫，先杀死王建安排的辅政大臣、宦官唐文扆（yi读三声）等人，控制宫廷。另一养子王宗弼原与王宗佶同盟，但见其专横，恐自身不保，转而投靠王衍母后徐氏及宦官集团，密谋反击。王宗弼设伏兵，以“商议国事”为名诱骗王宗佶入宫，当场擒杀，其党羽被清洗。

王宗弼掌权后，为肃清异己，继续捕杀其他潜在威胁的养子及朝臣，前蜀宫廷陷入连环杀戮。

王衍昏庸无能，朝政完全由王宗弼等权臣操控，加速前蜀腐败，925年被后唐所灭。

（8）李存勖（后唐庄宗）作为五代时期后唐的开国皇帝，其收养养子的情况与他的父亲李克用有所不同。

李克用以收养大量勇将为养子（如李存孝等）而闻名，组建了“义儿军”，但李存勖在位期间，收养养子的规模和目的性相对减弱，更侧重于政治笼络和巩固统治。

李存勖继承李克用的军事集团，部分养子原为李克用旧部，他继位后延续了与这些将领的“义父子”名义关系，以维系忠诚。

为安抚降将、巩固政权，李存勖通过收养子方式拉拢地方军阀或功臣，强化私人纽带。李存勖亲子较少，且晚年政局动荡，收养子可作为军事辅助力量。

李绍荣，原为后梁将领，投降李存勖后受重用，赐姓名李绍荣，收为养子。李绍荣骁勇善战，负责宫廷禁卫。926年“兴教门之变”中，李存勖遭兵变被杀，李绍荣逃亡后被俘处死。

李绍琛（康延孝）身份为后梁降将，赐姓名李绍琛，被李存勖视为养子。灭前蜀时担任先锋，屡立战功。后因不满灭蜀后赏罚不公，起兵反叛，被李继岌率军讨伐擒杀。

总之，古代帝王或军事将领收养养子的现象，深刻反映了前近代社会中权力维系、宗法制度与军事政治需求之间的复杂互动。这一传统并非简单的亲情延伸，而是一种高度功能化的制度设计，其本质就是一种“拟制血缘”的权力工具。

在家族势力薄弱或子嗣匮乏时（如朱元璋出身寒微、刘备中年无子），收养养子能快速构建忠诚核心，弥补宗法制度的天然缺口。

用“父子”名义绑定利益，换取绝对忠诚（如董卓收吕布）。但若利益破裂，关系极易反噬（如吕布弑董卓）。

唐代藩镇（如安禄山）、五代军阀（如李克用）通过收养义子组建直属军队，形成独立于朝廷的军事力量。

明代朱元璋派养子沐英镇守云南，实为以“家臣”模式控制边疆，避免地方割据。

养子常被赋予监军角色（如朱元璋养子随军监督将领），充当统治者的耳目，确保军队不脱离掌控。

无子嗣的统治者借养子传承权力（如郭威传位柴荣），避免政权因继承真空崩溃。但养子继承常引发正统性争议（如后唐李嗣源继位后的合法性焦虑）。

乱世中收养制度高度军事化，养子可掌兵、摄政甚至夺位（如李嗣源），血缘约束力薄弱。

宋代以后，宗法制度完善，皇权严格限制养子介入核心权力。

明清时期，养子虽存（如沐英），但不再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仅作为辅助工具（如宦官养子被严禁干政）。

养子可能成为左膀右臂（如沐英永镇云南），也可能因野心反噬（如刘封威胁刘禅，引发诛杀）。当亲子与养子权力失衡时，易引发血腥内斗（如前蜀王宗佶之乱）。养子继承常面临“血缘 vs 功绩”的争议，如后周世宗柴荣以养子身份推行改革，虽得民心，但仍需面对传统宗法压力。

过度依赖养子制度暴露政权结构性缺陷：若缺乏稳定的官僚体系与继承法统，个人纽带终难持久（如后唐庄宗李存勖养子集团的崩溃）。

收养制度是宗法体系在特殊时期的应急补充，通过模拟血缘关系 解决权力传递问题，但无法根本取代血缘正统。

养子现象揭示了权力场中“情感”与“利益”的永恒博弈：名义上的亲情终需让位于现实政治的计算，如刘备杀刘封、曹操区别对待养子，无不体现冷酷的权力理性。

古代收养养子传统，是宗法制度在乱世或权力真空期的临时补丁，更是统治者将“私人忠诚”工具化的政治艺术。这一现象不仅是历史个案的总和，更是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适应性的钥匙——在“家国同构”的框架下，即使是最具弹性的血缘模拟手段，也始终服务于政权存续这一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