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如何找到早期中国？——读《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书中问学】

作者：陈胜前、洪鉴璇（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生）

叩问早期中国：从文献迷雾到考古实证

公众对于早期中华文明的认识，多集中于夏商周三代。再往前追溯，则常感记载寥寥，甚至因文献不足而对夏代等历史阶段的存在产生疑问。至于更古远的“三皇五帝”时代，更往往被视为缥缈的传说。20世纪前半叶，古史辨派曾对古史文献进行深刻反思，提示了早期历史书写的复杂性。若无实证，对古史保持审慎态度确有其理。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兴起，以持续发现的物质遗存，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认知的大门。它不仅揭示了人类诞生前地球的浩瀚历史，也勾勒出人类从简单工具到复杂社会、从小型游群到庞大国家的演进轨迹。考古学家通过物质遗存“揭示”而非“书写”历史，一层层揭开历史的封土，让被遗忘的过往重见天日。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韩建业 著

大象出版社

认识“早期中国”，正须依赖考古学这把钥匙。韩建业的新著《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即致力于解答“何谓早期中国”这一根本问题。参观过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人，可能还记得其镇馆之宝——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一句话：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周武王灭商之后，祭告上天时所说的话。这里所说的“中国”，指的是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后来这个词含义不断扩大、变化，基本与“天下”同义。这种见于文献的“天下”观与文化认同，是否仅始于西周？韩著基于考古学研究，给予了新的回答：早在距今6000年前后，早期中国已经形成。其渊源甚至可以上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那时已有早期中国文化圈。对于不熟悉考古学的读者而言，也许觉得此论惊异。然而，考古学自有其严谨的学术逻辑与方法体系，一切结论皆从物质证据出发，让遗存本身“说话”。

方法论基石：考古学文化及其深层解读

韩建业是考古学泰斗严文明的高足，精于考古学文化研究。他的研究范围从北方新石器文化研究起步，扩展到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为什么要研究考古学文化呢？因为无言的材料需要科学的理论方法来解读。

现代考古学诞生前，史前遗物虽偶有发现，却难被辨识。随着发现积累，人们开始探索遗物间的时空关系，现代考古学的第一个理论“三代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应运而生。这种时代划分的思想，中国至少在春秋（如《易经·系辞下》）、西方在罗马时期（如卢克莱修的《物性论》）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现代考古学是通过物质遗存的共存关系、风格比对等具体材料的分析获得，并经地层学发掘验证的。正是基于这套烦琐而精密的分析，考古学家方能手持一块陶片，推断其年代与来历。

月牙纹彩陶罐 作者供图

明确了遗存的年代与分布，又如何窥见其背后的“人”与社会？考古学家曾经也为这个问题困扰，后来从人类学中借来“文化”这个概念，并发展出来“考古学文化”的概念。所谓考古学文化，就是指分布于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遗存的组合。就像人们看世界各地吃饭的器物，很容易发现存在区域特征，物质遗存的差别反过来可以用于指示不同的人群。考古学文化便是连接物质遗存与古代人群的桥梁，借此可探究古人的生计方式、社会结构乃至精神世界，并分析不同群体间的交流互动。

或许有人质疑，考古学文化构建的仅是时空框架，不等于真实的古代族群，因此怀疑其历史真实性。此观点失之偏颇。族群的划分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按照语言划分，比如有南岛语族考古，也可以按照基因来划分，由此有DNA考古。考古学文化是从物质遗存出发的划分，它与从语言、基因等出发的划分并行不悖。就像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可以通过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哲学、艺术等各种途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谁更准确，而是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表达形式。考古学文化所定义的社群不等同于古人所说的族群，它是从物质遗存特征中识别出来的社群。考古学文化研究有自身的理论方法，而且已有长期的实践，它就是立足于物质遗存研究的历史叙事。这不是说考古学文化就是唯一真实的，而是说它按照自身的叙事逻辑是真实的。不理解这一点，就难以把握韩著研究的学术根基。

敏锐的读者会发现，韩著虽立足于考古学文化研究，其视野却升华至“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度。这里的“文化”，已超越考古学文化的技术定义，指向古人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精神世界。考古学家所研究的文化，具有三层结构：表层的物质文化形式、中层的生产生活内涵、深层的精神文化观念。由表及里，方能深入探讨史前中华文化的精髓。

实证下的图景：文化上早期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距今一万多年前，气候转暖，农业起源。中国是欧亚大陆东侧的中心，与西亚的新月形的地带并称为世界上最早的两个农业起源地。中国的华北出现了以粟黍种植为中心的旱作农业，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稻作农业。伴随着农业起源的还有定居、制陶、磨制石器工具等，而这样的人群因为无法搬迁的土地、庄稼、牲口，其活动范围相比于狩猎采集者减小，但在一个区域生活的时间更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考古学文化——一定时空范围内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遗存组合。在距今9000多年到距今8500年前后，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系列的考古学文化，辽西有兴隆洼文化、山东有后李文化、浙江有上山文化，河北有磁山文化，河南有裴李岗文化……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面貌，把自己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

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磨棒 作者供图

韩著认为，早期中国的形成存在两个关键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距今8000年前，上述文化之间存在明显交流互动的证据，显示早期中国的文化圈正在形成。其中包含有一些在中国后世仍然广为流传的文化内容，如龙的形象、玉文化、占卜文化、天文观念等，这些文化因素在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呈现。这里所说的文明，就是指上述文化内涵。第二阶段在距今约6000年前，文化共同体的共性更为显著，范围空前扩大，并上升到仪式与精神认同层面，形成了文化上的“早期中国”。韩著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这是本书后续立论的基础，也是本书最为突出的贡献。

在系统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基础上，韩著提出，仰韶文化初期零口类型（距今7000年前后）的形成及其东扩，对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整合起到了关键作用。仰韶文化的早期与中期，各区域发展进程并不一致。距今5300年前后，陇山东西区域、郑州洛阳地区、北方的岱海区域率先进入仰韶文化晚期阶段，而晋陕豫交界地带的文化进程相对滞后。距今4700多年，黄土高原地区发生了一次强有力的文化东扩实践，造成较大范围的文化整合。各区域龙山时代的开始与结束年代更加复杂，最早的开始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晚结束年代到了距今3500年前。所有这些认识都是基于考古学文化研究所获得的，目前我们可能还不能准确判断这些变化背后的意义，但是物质遗存特征上呈现出这些现象。

该书作者韩建业在新石器时代双槐树遗址考察。作者供图

在该书序言中，韩建业概括了主要进展：系统梳理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归纳出早期中国的核心文化基因，如“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以人为本”的祖先崇拜、“执中守和”的社会秩序观、“有容乃大”的和谐理念、“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关注到政治上的早期中国，认为其起源于轩辕黄帝时期，形成于夏代。这些新认识的提出无疑会推动有关文化上早期中国的探讨。

中华文明探源是可以代表中国考古学研究水平的领域，近年来，新发现不断涌现，其中就有韩建业主持发掘的甘肃庆阳南佐遗址。在如今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矗立着九座黄土高台，年代早到距今5000年前后。新发现与新研究不断在丰富与修正我们对于早期中国的认识。考古学研究是不完美的，目前还很难准确地、完整地重建史前社会发展面貌，但正是这门实证科学，将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从古史传说带入了信史时代，极大地增强了我们的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12日 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