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起义前犹豫，面对部下询问他坦言：我的如夫人是军统特务

1949年5月下旬，南京总统府的走廊闷热得像一口巨锅。蒋介石把手里的电报摔在桌上，声音极低却冷得刺骨：“西南几个人，盯牢，谁都别想飞。”他嘴里的“几个人”，正是外界称为“川军五行”的残余主帅，这里面便有潘文华。

四川地势封闭，自辛亥革命后军阀林立，邓锡侯、杨森、刘湘、刘文辉、王陵基五人，相互征战又彼此牵制，仿佛山中五座孤岛。1938年1月，“四川王”刘湘病逝，最受信任的潘文华负责护灵北返。原本风光无限，可不久蒋介石便借“整编”削掉潘的实权，只给他挂了个“川康绥靖副主任”的空衔。从那一刻起，潘文华已知自己在蒋眼中不过可弃之棋。

不过，四川不是南京能轻易伸手的地方。潘文华接过刘湘遗下的“武德励进会”会长一职，与刘文辉、邓锡侯暗自连成一线；一封封电报通过成都设立的秘密电台飞往重庆桂园，又转抵延安、杨家坪。彼时的统战工作正悄悄在巴山蜀水间生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加紧“收川”。川陕鄂边绥署被撤、潘清洲的部队被拆、川省银行换了人——一连串动作像钝刀割肉。潘文华被逼到重庆行辕副主任那张平滑却无权力的皮椅上，身边却忽然多了位“温婉贤淑”的姨太太。她名叫叶婉贞，学过日语，会跳探戈，暗里却与军统的成都站来往频密。潘文华看得真切，却一时无从发作，只留心防备。

时间来到1949年9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自江北挺进，郭勋祺悄然现身重庆。此前的襄樊，他已被刘邓大军俘虏，如今竟能喝着清茶出现在老长官面前，着实让潘文华吃惊。郭勋祺笑道：“老上司，我受刘帅、陈师长之托回来，咱该合个书，撤手不干了。”客厅里沉默良久，潘文华指指窗外：“兵权尽失，满屋眼线，谈何从容？”

犹豫的种子一旦播下，杂草就疯长。连日里，潘文华寝食难安，卫士长伍丁守在书房门口，常听见屋里来回踱步的脚步声。一天傍晚，参谋长杨续云来汇报，窗外夕阳压在渝中半岛的屋檐上。等下属告辞将走，潘文华忽道：“留下，再谈谈。”杨续云心知有事，索性直说：“主任，风向已定，国民党撑不了多久。再拖，咱就没船可上了。”潘文华苦笑：“我不是不想走，只是……”他停顿片刻，“我的如夫人，是军统的人。”

短短一句，空气仿佛凝住。杨续云抬眼：“那就让她走吧。”这番劝说击中了要害。潘文华沉吟半晌：“相伴多年，总不能叫她陪我去死。得安排退路。”几天后，他把大部分金银首饰装箱，托信得过的商人送叶婉贞出海赴港，自己则轻装返蓉，“以养病为名”靠近老友刘、邓。

11月30日，重庆易帜。蒋介石仓皇飞抵成都，仍梦着“西南最后堡垒”，命胡宗南、刘峙十余万败兵固守川康。面对风声鹤唳，蒋试图绑架最后的地方势力：先是要刘文辉出任“西南行营副主任合署办公”，又对潘文华递出去台机票。12月5日夜，特务封锁了潘公馆，毛人凤亲自盯口径：“生要见人，死要见尸。”谁知午夜，轰鸣的福特小车撞破夜色冲出城门，车上是卫士长伍丁，假扮少将。追兵将其射杀后，却只捞回一具年轻尸体。真正的潘文华早已另辟蹊径，连夜抵彭县。

蒋介石惊怒交加，第二天召刘文辉、邓锡侯到北较场“会谈”。刘文辉眉头紧锁，低声同邓锡侯商量：“此去凶多吉少，不出十里，飞机舷梯就等着。”两人心知肚明。当夜，他们换乘军用吉普，沿岷江旧道西去雅安，身后灯火如兽。到了名山境内，才稍稍松一口气。

12月9日清晨，昆明电波传来震动：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起义。消息像一记闷雷在川西山谷炸开。傍晚，彭县简陋的指挥所里挂起三面白炽灯，刘、邓、潘三人联名通电全国：“本日起与蒋介石集团脱离关系，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电文先传雅安，再由地下党电台发往西柏坡。两小时后，新华社加急稿飞向各解放区。

成都城里，胡宗南举着望远镜向西北方向发呆，蒋介石已准备最后一班飞机。12月10日凌晨，国民党机关枪声偶尔响起，更多士兵干脆拆下枪机，扔进护城河。13日拂晓，解放军18军翻过龙泉驿，城防司令王陵基无心抵抗，开城门迎接。四川宣告和平解放。

起义后的潘文华并未久居成都。体弱多病的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久迁往武侯祠旁养病。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前线需要棉衣，他把多年积蓄折合旧币两千万全数捐出。当时有记者求见，他只说一句：“国是国，家是家，总得有人添柴。”当年11月12日清晨，潘文华溘然长逝，终年六十四岁。军委来电，批示灵柩覆以五星红旗，于武侯祠侧安葬。

从拒信蒋介石，到决断起义，左右潘文华的那根弦正是“心中民族大义”与“枕边暗线”的拉扯。将星隐没，硝烟散尽。他的一声坦言——“我的如夫人是军统特务”——道尽旧军阀与新时代之间最细微也最危险的缝隙。而历史在1949年的隆隆炮声中，将缝隙彻底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