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的爆发，根源在于苏轼忽视了批评对象的调整

那些被对方盯上的所谓“谤讪”诗，其实是苏轼在不同地方任职时写的，时间跨度很长，包括两次出任杭州。尤其是在徐州，他带领当地军民筑堤救灾，深知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对新党施行的不切实际的农田水利法，表现出相当的反感。他把感受写进诗里，也把隐忧写进诗里。

如果有人找麻烦，早就有麻烦了！

这些诗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时间，由于切中时弊，影响力还很大。但除了掌声喝彩声，似乎也没啥负面评论。

苏轼之所以能够安然无恙，还是受益于当时良好的社会氛围。

不得不说，新法执行期间的舆论环境，其实还是蛮好的，“拗相公”王安石虽然脾气倔，却对反对派还算相当客气，要么让他们出任外职，像苏轼，就被外放到杭州任通判，要么离开重要岗位担任闲职，不碍事就行。还是像苏轼，外放之前，王安石让他“值官告院”，一堆杂事缠身，让你没时间掺和。

庙堂斗争激烈倒是激烈，但毕竟没流血，也算是温和有度。

苏轼是“奇才”，最不缺的就是爱折腾的心情和特充沛的精力，他处理那些杂事，快捷有效，节省下来的时间全用在指摘新法上了。“奇才”往往有个通病，就是恃才放旷，“嘴大”，啥都敢说。苏轼参加进士科考试的时候，就占过“胡说八道”的便宜。他在考卷上写“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主考官欧阳修不知道这句话的出处，觉得学问不如人，郁闷了很长时间。放榜后，苏轼登门拜访。欧阳老师求知若渴，存不住气，问苏轼那句引言出自何经哪传。苏轼大声唱喏说是“想当然”。把欧老师都气笑了，猛夸他“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参加工作以后，他把这个“特长”又“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说话更无拘束了。他老爹苏洵活着的时候就很担心他这个毛病，劝诫苏轼“藏锋”、“守拙”，但他“逆反”，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愈加锋芒毕露。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苏轼再嘲讽讥刺，也无非是对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达不满，而这些毛病也确实存在。

但他只顾着嘴痛快，却忘了时移势易，对面换人了。

王安石变法，触动了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对方反扑的力度之大，连神宗皇帝都难以招架，王安石万般无奈，只好辞去职务，回南京避风头。他留下的班底儿，吕惠卿是旧党，不敢用，王珪老迈，不堪用，吴充是王安石的亲家，不能用。火线提拔？生手儿，也不济用。

外挂不成，神宗皇帝只好临时这苦活儿，亲自主持朝政。王安石的“新政”，无形中变成了神宗皇帝的“圣政”。

这个变化，意味着的不是政策的变化，而是执政者的变化。以前的嘲讽，是冲着王安石去的，而今再有不逊，就是针对神宗了！

言论环境发生了变化，可骂顺口了的苏子瞻有点收不住嘴，刹不住车，那，就有危险了！

果不其然，亲政的宋神宗忙得焦头烂额，也没取得啥政绩，再加上南北用兵的失败，脸上有点儿挂不住，就把一肚子火迁怒于他人。

皇帝手下，干脏活的不乏其人，神宗一个眼神，爪牙蜂拥而上。

苏轼的厄运，自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