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婚就被叶剑英调走，从此杳无音讯，丈夫李清等待44年才知真相

1940年冬天，陪都重庆的山城夜雨刚停，一位从延安来访的老同学，在一间昏黄灯光下的小屋里，压低声音对李清说了一句话：“李清，我在重庆街头，看见她了，她挎着国民党军官的胳膊。”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剩下茶杯轻轻碰在桌沿的声音。李清的手却在颤，他很清楚，同学口中的“她”，指的是刚结婚不久就被组织调走、从此失去音讯的妻子——张露萍。

这位妻子，曾在延安与他并肩学习，曾在窑洞前一起讨论抗日救国的道路，也曾在新婚时对他说过一句很朴素的话：“只要国家好，咱们以后总有机会团聚。”谁也没想到，这一别，就是生死两茫茫；谁也没想到，关于她的真正身份和下落，他要足足等上四十四年，才听到结果。

有意思的是，在李清久久等候真相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另一条隐秘而笔直的线索：延安女孩、秘密电台、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再到1945年夏天那片山谷中的枪声。把这些支离的片段连起来，就能看见一个被尘封多年的名字缓缓浮出水面——张露萍。

一、从川西贫家女孩，到延安窑洞里的青年学员

时间往前推回到1921年5月，四川一户普通农家迎来了一个女儿。家境清苦，童年多是粗茶淡饭，这个后来取名张露萍的女孩，很早就尝到了生活的艰涩。也正因为穷，她对社会的不平之感来得格外直接。

进入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在成都读中学。那个时候，抗日救亡的思潮已经在西南地区蔓延，校园里悄悄流传着各类进步刊物。张露萍结识了同学车崇英，而车崇英的父亲，正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军委负责人车耀先。通过这个渠道，她接触到越来越多的进步书籍，慢慢形成了清晰的政治立场。

在这种影响下，她加入了当时颇具号召力的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开始在校园和社会上参与抗日宣传、组织活动。那时的她，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学生，但在不少同学眼中，她已经颇有主见，说话干脆，不怎么拐弯。

1937年冬，全面抗战爆发已一年多，局势愈发紧张。车耀先帮助她离开成都，准备奔赴延安。对许多有志青年来说，延安既是象征，也是目的地。张露萍自然也不例外，她认定，只有去那里，才算真正走到了民族解放事业的最前线。

然而事情刚迈出一步，就出现了变数。她途经西安，在旅馆暂住时，被国民党方面的人盯上。原因很简单，她的大姐嫁给了川军军阀余安民，而这位姐夫在得知她要去延安的消息后，立刻向西安当局进行了报告。对于敏感年代的国民党情报系统来说，这种动向显然要特别留意。

为了摆脱监视，她不得不更改姓名，对外自称“黎琳”，再想方设法脱离西安。这段经历看似只是身份转换的开始，却为她以后长期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从那一刻起，她的人生就已经偏离了普通青年应有的轨迹。

几年后，有人曾在成都街头远远望见她，穿着做工精细的裙子，举止从容，和过去那个清贫学生判若两人。街上行人谁也想不到，这个打扮像富家小姐的年轻女子，早已走上了一条暗线之路。

二、延安相识、蜜月新婚，却被一纸调令隔着千山万水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张露萍辗转抵达延安。那是个黄土地与窑洞交织的地方，既艰苦，又充满理想色彩。她先进入陕北公学继续读高中，白天学习，晚上参加各种政治讨论。窑洞门口，灯光昏黄，青年人围在桌前争论问题的场景，在当时并不少见。

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命运安排了另一段牵连许久的相遇。一次搬运行李的时候，一双有力的手主动接过她手中的包裹，两人的目光在拥挤的人群中短暂相对。对方名叫李清，比她大一岁，亦是从各地奔赴延安的青年之一。两人一来二往，很快熟悉起来，经常在延河边一边散步一边讨论革命理论、战局形势以及未来的打算。

延安时期的生活虽然清苦，却让人踏实。张露萍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环境，积极参加各项课程。单从表面看，她似乎也只是千万青年中的一个，日常不过是上课、劳动、学习、讨论这些固定节奏。

1938年前后，她提出想去前线，亲自投入战火。但是组织从整体考量，没有同意她立刻上前线，而是将她调到中央军委通信学校和中央组织部训练班，重点学习无线电通信、密写、照相技术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斗争的策略和方法。不得不说，这一调整改变了她此后的全部人生。

她很清楚，这样的安排意味着更危险的工作，更隐蔽的战线。也正因此，她压下奔赴正面战场的冲动，老老实实钻研各类技能。不久，她便熟练掌握了发报、收报、密写等本领，已经可以承担较为复杂的情报任务。

在这段紧张又充实的时间里，感情也在悄然生根。张露萍与李清在组织批准下走进婚姻，延安的同志们简单地为他们送上祝福。环境艰苦，婚礼朴素，但两人都很清楚，这份结合，更多是一种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相互扶持。

新婚不久，两人还享受了一段短暂的蜜月时光。在那样的岁月里，有伴相陪，已经是难得的幸福。可惜宁静保持不了太久，很快就迎来了决定命运的一纸命令。张露萍接到组织安排，要立即赶赴重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任务的内容，她没有对李清说明。纪律摆在那儿，她只能沉默。李清虽有疑惑，却没有追问，只是主动送她到延安兵站，再由兵站统一护送去重庆。临别时，两人都没有太多话，只是望着对方的眼睛，各自明白心里的牵挂。这一别，表面上是工作需要的分离，说到底，两人都以为不过几年就能再见。

1939年10月，她抵达重庆后，还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托人往延安捎了一包糖给李清，表示自己已经顺利到达。那时她大概也未曾想到，这包再普通不过的糖，会变成留给丈夫的最后一份礼物。

三、潜伏军统电台，七人小组走向息烽集中营

1940年前后，重庆作为陪都是非之地，人声鼎沸的山城表面热闹，暗地里却暗流涌动。各路情报机构、特务机关盘踞其间，角力不断。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开展情报工作，既要胆大，又要心细。

张露萍刚到重庆不久，就接到了时任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叶剑英的指示。经过组织综合考量，决定让她打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控制的情报系统。这个决定，说是冒险一点也不为过。

之所以选中她，原因有两点。其一，原本准备安排她做川军统战工作，但潜入军统电讯系统显然能获取更核心的情报；其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周公馆附近，正好就是戴笠的特务机构所在地，当时已有两位关键人员——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电讯监察科干部张蔚林，以及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在秘密向中共提供情报，但两人每次与南方局接头，都不得不经过军统的眼皮底下，风险极大，亟须建立一个更隐蔽的联络站。

在这样的背景下，张露萍被安排成张蔚林的“妹妹”，以新的身份出现在重庆的社会圈层。为了工作需要，她摇身一变成为着装讲究、出入军统关系人群的“富家千金”，常穿蓝色旗袍，披白色围巾，举止大方。这幅形象，与当年成都街头有人远远望见的那位“打扮精致的女子”，正好对上。

张蔚林随后以军统内部名义，在嘉陵江边申请了一套住房。这套房子对外看极为平常，实际上却被布置成中共南方局与潜伏在军统电台内部特情小组之间的秘密联络站。张露萍这位曾经的延安学员，就这样被送进了敌人内部，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重要一环。

在这个阶段，她的工作极其复杂。白天，她要以“张家小姐”的身份与军统方面的人员打交道，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身份可信度。到了晚上，往往又要以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召集同志交换情报、整理资料、安排传递线路。她承担的核心任务，是把从军统机关内截获的情报，通过联络站安全送达中共南方局，有的甚至直接发往延安。

随着工作逐步展开，以她为核心的“中共军统局电讯总台特别支部（七人小组）”正式成立。七个人，看起来人数不多，却掌握着军统几百个电台、上千电讯人员的大量行动信息。对抗战全局而言，这类情报具有相当分量。

不过，隐蔽战线从来没有绝对保险。1940年寒冬，意外降临。张蔚林因为某个环节暴露，被戴笠手下逮捕。敌人在他家中搜出一份写有“七人小组”成员姓名的名单。这张名单，等于是将暗中经营已久的秘密网一把扯开了口子。

当晚，冯传庆急赴周公馆求助，叶剑英当机立断，决定安排他立即转移，尽量保住还有利用价值的力量。为了伪装，叶剑英让人给他准备了皮大衣，试图掩人耳目。然而重庆城中的情报网络已经高度紧张，冯传庆还是在途中被特务认出，落入敌手。

随着这两个关键点被突破，军统方面很快顺藤摸瓜，查到张露萍等数名成员。七人小组先后遭到收捕，被先押往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最终转送至贵州息烽集中营。至此，这支曾深入敌腹的秘密电台小组，从暗线彻底暴露到敌人的牢房里。

蒋介石得知内情后非常震怒，责怪戴笠防范不力，让中共地下组织渗透到军统电讯系统内部。戴笠接到斥责，便将怒火全部撒向被抓获的电台小组成员，对他们施以严酷审讯和酷刑，企图掏出背后的完整网络。

然而，从审讯记录来看，结果只有八个字：“一再诘讯，坚不承认。”在敌人的种种刑具面前，这几名年轻人宁死不吐实情，甚至连真实身份也尽量隐去。也正因为此，张露萍的真正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无人说得清楚。

四、息烽牢房里的“253号妈妈”，以及1945年夏天的枪声

被押往息烽集中营后，张露萍在狱中结识了许多难友。她与徐宝芝结为义姐妹，对对方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孙达孟格外照顾。每天早上分到稀饭时，她常把稀饭里的米粒用嘴嚼碎，再小心喂给孩子。有人曾见她把难得的一点营养，尽量留给狱中最弱小的人。

她还凑钱托看守买了一只鸡，本可以自己补一补长期受折磨的身体，却坚持留着等鸡下蛋，把鸡蛋专门给孩子们吃。除了孙达孟之外，还有一个后来广为人知的小囚犯——人称“小萝卜头”的男孩。监狱里大人们被她的爱护和坚持打动，让孩子们都认她作干妈。

在牢房里，她的编号是“253号”，孩子们便叫她“253号妈妈”。多年后，孙达孟回忆这位“露萍妈妈”时，还能清楚记得她的模样：人很瘦，精神却很活泼，喜欢唱歌、跳舞，对孩子管得严却也很温柔。每当夜里牢房里传来特务毒打犯人的惨叫声，她就用棉被裹住孩子，一边和他们说话，一边转移他们的恐惧。

不得不说，这样的画面，在当年的监狱中实在难得。身处绝境，却仍尽力去保持人的体面和温度。这种看似不显山不露水的坚持，反而最能说明她内心的坚韧。

时间到了1945年初夏，抗战形势出现转折，但集中营里的气氛反而更加压抑。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接到重庆军统总部密令，要秘密处决“电台小组”的人员。为了掩人耳目，处决被伪装成“开释”，对外宣称要将几名犯人转往他处或予以释放。

在许多被羁押的人员看来，“开释”本应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但张露萍却敏锐感觉到，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步。国民党方面对电台小组久审不出情报，正好趁战争尾声、局势混乱之机，用这种方式悄悄解决掉“麻烦”。

当天，当军官通知她“出狱”时，她并没有表现出明显恐惧，只是请难友帮忙梳理头发，又从箱子里拿出被捕时穿的那件咖啡色薄呢连衣裙，取出一个小皮箱，打开压在底层的绒布盒。那里面，是一枚镶红色宝石的戒指，还有一盒简单的胭脂。

据当时的难友回忆，她微笑着说了一句：“这枚戒指真好看，可惜再也没有机会戴了。帮我化最后一次妆吧。”话说得很淡，却让人听得心里发酸。她没有多谈生死，只像是要体面地完成人生的最后一程。难友一边流泪，一边给她轻轻涂上胭脂。

随后，她与电台小组的同志一同被带出监狱，押往距离息烽监狱约三公里的一片树林。沿途看守声称只是先去仓库稍作休息，再继续转移。等他们走上台阶，背后却突然响起枪声。就这样，几名深入敌后的情报人员，在1945年夏天结束了生命。

那一年，张露萍二十四岁。她的真实身份，在随后的很长时间里被埋在层层误解和档案空白之下。有人只记得一个打扮讲究的“小姐”，有人记得牢房里的“253号妈妈”，却没有人能把这两种形象完整地拼在一起，更难与她在延安的人生一体相连。

五、44年等待：从误会到澄清，李清迟来的答案

在张露萍被秘密处决的那一年，远在延安的李清，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能掌握的消息非常有限，只知道妻子早已断了书信往来，迟迟没有回延安，也没有新的线索。

战争年代，夫妻分离是常态，很多人把相互失联当成形势所迫的结果。然而，关于张露萍的种种传言，还是开始在一些人之间流传。前文提到的那位老同学从重庆回来后，说自己曾亲眼看见她打扮华丽、挽着国民党军官的手臂在街头行走，这番描述在当时很容易被理解为“投靠了敌人”。

对于这种说法，李清内心强烈抵触，却又苦于无从证实。他既不能公开追问妻子的任务细节，也没有渠道直接打听她的真正身份。长期的沉默，加上零散的传闻，让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中充满痛苦的疑虑。既不愿相信她变节，又缺乏确凿依据替她辩护，只能寄希望于组织有一天能给出明确答复。

抗战结束，新中国成立，时间一点点推移，很多事情仿佛被历史的尘土覆盖。隐蔽战线出身的人，因为当年使用化名、身份多重，往往在档案中留下不少空白。加之张露萍被捕后一直未暴露真实身份，外界“她是军统特务”的误解在一定范围内迟迟没有获得澄清。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相关历史问题的系统梳理，一些被遮蔽多年的材料才逐步浮现出来。1983年夏天，时任有关部门负责人的雷英夫，将对息烽集中营部分烈士身份的调查情况，向叶剑英作了汇报。当谈到“张露萍”这个名字时，已经离开重庆许久的叶剑英立刻表示：“张露萍这个同志，我记得。”

这句“记得”，并非泛泛之语，而是对当年亲自布置潜伏军统情报工作那段经历的清晰回忆。随着调查小组追查档案、走访知情者，张露萍此前的另一个名字——余硕卿，也被确认下来，个人经历、家庭背景、延安学习记录以及重庆隐蔽战线的工作材料，一点点被拼合在一起。

在综合多方证据后，相关部门明确结论：张露萍并非军统特务，而是为情报工作牺牲的中共地下党员，是“中共军统局电讯总台特别支部（七人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这个结论，随后登载在《光明日报》的报道中，向社会公开。

也正是在这一年，李清终于得知妻子的真正去向——先后被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及贵州息烽监狱，在狱中坚持立场，遭受五年之久的折磨，最后于1945年被秘密处决。他心中压抑了几十年的疑团，就此获得解答。

试想一下，一个人在新婚不久就与伴侣分别，四十多年间始终不知道对方究竟身在何处、是生是死，只听到零星的流言；直到晚年，才得知对方早已用生命完成了危险的任务，这种复杂情感恐怕很难用几句话说清。对李清而言，这个迟来的真相既是慰藉，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告别。

从历史的角度看，张露萍的经历，不是一则传奇故事那么简单。她从四川贫家走出，进入成都中学读书，接触革命思想；在车耀先、车崇英一家人的影响下，走上抗日救国之路；1937年前往延安，接受系统训练；1939年秘密赴重庆潜伏军统，领导七人小组开展情报工作；1940年组织暴露被捕，辗转数地关押；1945年夏天在息烽集中营外的树林里被枪杀。每一个时间点都有清晰的背景，每一个决定背后都有当时的大局考量。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名字只是零星出现在一些难友回忆、孩子们的记忆和少量内部材料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系统调查展开，她的事迹才逐渐被整理、公开，走进更广泛的视野。

对许多后来者来说，她的故事或许只是浩繁史料中的一小页，却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那些看不见的战线背后，有不少人默默做出了极为沉重的选择。有人留下了完整档案，有人留下的只是一个编号、一段模糊身影，甚至多年被误解为“敌对人员”。张露萍恰恰属于后面这一类。

李清等待的那四十四年，表面看只是个人命运的波折，实则折射出隐蔽战线复杂而漫长的善后工作：查找资料、核实身份、还原真相，一环接一环，来不得半点虚构。也正因为如此，当1983年的调查结果最终确定时，这不仅是对一名地下工作者的交代，也是对那一代无名者的一个象征性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