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为江渭清6次安排工作无果，毛主席亲自发话：就让他去江西吧

1974年初夏，北京的空气闷得厉害。中央组织部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工作人员把一份任命意见送上去，又默默撤下来。山西、黑龙江、湖南、六机部、中组部……江渭清的名字一次次被写进方案，又一次次被画掉。有人小声嘀咕：“这位老将军，到底往哪儿安排才合适？”直到毛主席一句话扔下来：“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那就让他去江西吧。”这桩几经波折的任用，背后牵着的是一条从湘东山乡一路走来的革命人生。

有意思的是，等正式通知传到他手里时，已经是1974年。组织部同志征求意见，他苦笑着说：“去江西工作当然高兴，可担子太重了，我当个省革委会副主任就行。”这句话听着谦逊，实则透着一种老红军特有的清醒：自己从哪儿走来，肩上扛过什么，心里有数。

一、山乡少年：从“山芋饭”走向革命道路

1910年11月16日，江渭清出生在湖南省平江县秀水乡余家洞，一个普通农家。家里算中农，有几亩薄田，人却多，年景稍差，锅里就见不着多少米粒。他小时候记得很清楚，饭桌上一碗山芋掺米的“杂粮饭”，几乎伴着整个童年。每到吃饭，他盯着碗里那些山芋发怔，母亲总习惯把自己碗里的山芋拨过来，再给他添几勺米饭。这点小细节，后来在他回忆里提起过好几次。

父亲一辈人没读过书，吃过很多不识字的亏，被人骗，被人压。正因为尝够了苦头，哪怕省吃俭用，也咬牙把儿子送进学堂。1919年秋，9岁的江渭清背上书包，穿着家里难得的干净衣裳，第一次走进学校。那一年，外面的世界正在翻滚——五四运动的风吹到了湘东小县城。

在镇上的街口，他听过大人们高声喊“抵制日货”、“废除不平等条约”。“巴黎和会”“卖国贼”这些词，他当时还听不懂，只感觉气氛不一样：不是普通的兵荒马乱，而是一种热闹又激愤的激荡。一个农村孩子的眼界，就这样被悄悄推开了一道缝。

1921年，初小毕业，家里供不起他继续念书，又被拉回田里插秧锄草。转机出现在1925年夏天。一次祭祖，族长看中了这个懂事伢子，对他父亲说：“这伢子聪明，让他考高小，学费族里包了。”这句话，几乎改写了他后半生的走向。经过考试，他被破格插班到高小五年级，学习用功，成绩总在前头，还被推成全校学生队长。

那几年，平江一带暗流涌动。造纸工人罢工，反鄂军斗争此起彼伏。学校里知识分子云集，谈论最多的就是“革命”“新思想”。有一位老师宋润清，经常把他叫到宿舍，天南地北聊：家庭、社会、天下大势，说着说着，就讲到了苏俄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还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对一个十几岁的山乡少年来说，这些词又生又硬，但好奇心一下被点燃。宋润清借给他油印的进步刊物，他一页页啃，慢慢从迷糊变得清楚：世道为什么这么苦，人为什么被压在地上起不来。1926年前后，经党团组织考察，在宋润清介绍下，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那一年，他还不满16岁，但人的路已经大致定下来了。

二、枪林弹雨：在平江土壤里成长为红军干部

1927年春，他从西乡第四高小毕业。政局动荡，家里没钱，他只好放弃深造。就在离校前夕，团组织找他谈话：回乡后要做什么工作、怎么联系组织，一一交代清楚。团关系也转到了平江西乡梓江团支部。没过多久，湖南农民运动在全省铺开，平江成了风口之地。

江渭清回到乡里，眼见农会建立、自卫队集合，乡亲们开始抬头做人。他年纪不大，却已经是有组织关系的团员，在农民中间穿梭，传达信息，动员大家参加斗争。他个子不高，目标不显眼，倒给行动带来方便。他熟悉地形，能摸清土豪劣绅的动向，把情况及时报告农会，给上面制定策略提供依据。白天写标语、告示，替农民填写入会志愿书；晚上参加农民自卫队行动，传消息、带路、抓土豪，样样不落下。

当时，平江西乡的农会组织受中共平江西三区区委领导，区委书记萧助国对他有印象：会做事，敢担当，就动员他脱产参加武装。1927年5月1日，他揣着区委介绍信，来到“平西游击大队”报到，被安排到游击队长身边当警卫员。这个岗位看似不起眼，却让他近距离接触到许多重大决定，目睹部队是怎么在夹缝中生存、发展。

接下来两年，游击战争愈打愈烈。江渭清跟着部队转战乡间，参加多次战斗，从一个学生娃，变成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的红军战士。1929年前后，平江四乡游击队击溃当地反动武装，建立起基层苏维埃政权。那时，他已经从青年团员发展为中共党员，一步步走上骨干岗位，从小队长到中队党代表。

1929年8月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部回师平江，与黄公略带领的红军湘鄂赣边支队会合，合编为五个纵队。红军力量壮大，斗争形势随之升级。1930年春夏，平江县委组织“红五月大暴动”，第三次攻打平江县城成为标志性行动。

5月6日，红五军与湘鄂赣红军独立团，在农民赤卫队配合下强攻县城，一举攻克。敌人一个团被歼，步枪千余支，机枪十余挺落入红军之手。这是自1927年“秋收暴动扑城”、1928年“一月扑城”之后的第三次进城，意义不言而喻。县城拿下后，主力稍作休整，又按上级命令分路出击，只留下红军独立团坚守。

随着兵力和武器增强，独立团升格为湘鄂赣独立师，孔荷宠任师长，下辖三个纵队，兵力过千。江渭清也由中队党代表，提升为大队党代表。6月28日，独立师再次攻打县城。守军被前两次打怕了，听到枪声，远远望见一片红军和农民队伍扑来，心里先乱了阵脚，竟弃城而逃。

不久，1930年7月，第一次攻长沙失败后，根据上级部署，湘鄂赣独立师为基础扩编成红16军，军长胡一鸣。江渭清所在部队编入第7师，他随后又由大队党代表调任团总支书记。那时，他还不到20岁，已经在实战中磨成一名成熟的基层政治骨干。

三、伤在战场：一条腿接回来的红军政委

革命队伍发展越快，国民党反动派就越坐卧不安。1930年11月以后到1934年，针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接连展开。中央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江西打反“围剿”，湘鄂赣边区的红16军也被死死盯上，战斗一仗接一仗。

1931年秋冬，朱木桥一战打得异常惨烈。江渭清在其间负伤，这次重伤几乎让他终身残废。在那之前，他左小腿就中过枪弹，好不容易养好，又奉命从红16军第7师调到红18师48团任政委。第三次反“围剿”中，右腿再次中弹，腿骨被打断，血流不止，野战医疗条件简陋，他昏迷了一个多星期才醒过来。

部队在不断转移，没地方精细治疗，只能用两块木板把断腿夹住，固定在担架上，跟着部队一起转移。后来，上级将他调到红军第三总医院任政委。一方面方便休养，一方面还能继续做党务工作。也就是在这家医院里，一段颇具戏剧性的接骨经历发生了。

医院里有一位被俘的国民党上校军医，当医疗顾问，年近五十，经验丰富。他仔细查看伤情后，给出判断：“江政委，这条腿理论上可以接起来，但没百分之百把握。要是军区能有书面保证，手术失败不拿我的头来抵，我就敢试。”这话说得坦率，也显出那个年代残酷与理性并存的一面。

江渭清把情况上报，军区同意，答应给他动这台风险极大的手术。当时他身体虚弱得厉害，体重只有八十斤左右。为了撑住第二次手术失血，必须先把身体养起来。这位老军医想了个办法，买来猪油、红枣、糯米，专门给他煮高热量的食物，让他整整吃了一个月。不得不说，这种看似简单的“营养疗法”，在物资极差的年代，很不容易。

体力恢复之后，手术正式开始。第一天是清洗伤口，把断裂的骨头锉平，把藏在肌肉里的碎骨头一点点清除。第二天接骨，用夹板和绷带固定。没有麻醉条件可比今天，疼痛可想而知。可他心里盘算得很清楚：“长痛不如短痛，有两条能走路的腿，以后还能在战场上顶上去。”这一念头压过了所有犹豫。

术后休息四十天左右，右腿骨基本长好，他又能随部队行军作战。遗憾的是，由于锉去很多碎骨，右腿比左腿短了一截，从此走路带点跛。但这点伤，对经历过生死的人来说，已算是老天开恩。

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红16军等部队一部分北上，一部分留下坚持游击。江渭清受命留在湘鄂赣边，打了整整三年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中共平江中心县委书记、湘鄂赣省西北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山林、村落、溪谷成了他的战场。在那样的环境里，一个政治干部要做的，不仅是打仗，还要维系党组织、团结群众、筹粮筹款，一环都松不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转入另一条战线。先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参谋长、副团长，新编第1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在高淳、当涂、溧水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编制，他出任新四军第6师18旅旅长，带部队在江都、高邮、宝应、兴化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密林、圩区、水网地带，对熟悉游击作战的他来说，既是挑战，也是用武之地。

1942年，根据中央指示，刘少奇派他赴苏南工作，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新四军第16旅政委。苏南地处敌伪势力和顽固派夹缝中，斗争异常复杂，既要对付日伪，又要应付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还要稳定地方士绅、开辟群众工作。可以说，这一段经历，为他后来驾驭大区域、省级工作的能力打下了很扎实的基础。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恢复新四军第6师番号，组建六纵。江渭清出任副政委，随后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六纵队政委、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率部参加莱芜、苏中、豫东、孟良崮、淮海等重要战役，每一仗都与解放全局紧紧相扣。有意思的是，在许多战役的后勤动员、政治工作中，他那个出身乡村、熟悉农民的底子反而成了优势，既能讲道理，又懂人情。

四、解放南京到“六次安排”：从军旅到地方的曲折转身

1949年，南京解放。新的中共南京市委和市政府组建，他担任市委委员，同时兼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副政委、政治部主任。这座曾经的国民党首都，机构庞杂、势力交错，要接管城市、维持治安、防止动乱，还要迅速恢复生产，难度可想而知。

同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第二副书记。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第三野战军代表，他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那里，他第一次以新的角色出现在全国政治舞台上。会上汇报南京解放后的情况，毛主席听完后点头肯定：“你们的胜利，靠的是三大法宝：群众工作、统一战线、纪律。”紧接着又叮嘱：“要好好学习城市政策，保持党的传统，不要被糖衣炮弹打倒，把南京这个为官僚服务的城市，变成人民的城市。”

这几句话，分量很重。他后来回忆当时情形，说那一刻“心里一下子亮堂了”，今后怎么干，有了明确方向。此后几年，他协助主要领导，参与抗美援朝动员、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重要工作。那是新政权从农村走进城市、从战争时期转向和平建设的关键阶段，政策线条复杂，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很大范围。

1953年，经中央批准，他任中共华东局委员。1954年又出任江苏省委书记。1956年，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他作为代表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可以说，从平江山乡少年一路走来，他在50年代已成为党内重要省部级干部之一。

时间迈到1970年代初，形势急剧变化。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不少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工作安排一拖再拖。江渭清的履历、资历都摆在那里，中央和毛主席、周恩来多次考虑如何重新启用。第一次拟安排去山西，考虑到山西是重要重工业基地，有人提出异议；后来又考虑黑龙江、湖南、六机部、中组部，都因为各种各样的意见搁置下来。来来回回，前后加起来，中央层面的讨论和拟定至少六次。

这种“提了又放”的过程，对任何干部都是考验。有人心里难免起波澜，但从现有资料看，他没有埋怨记载，更多是安静等待组织决定。直到1974年，这个问题才在一次中央讨论中迎来决定性一刻。毛主席听完汇报，说出那句后来被广泛传颂的话：“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那就让他去江西吧。”

江西，是他并不陌生的地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的许多战友都在那里战斗过。如今再去，身份已变，任务也完全不同。

接到任命后，中央组织部负责人找他谈话，征求意见。他先是表示感谢中央信任，紧接着说：“担任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担子太重，我愿意当个省革委会副主任。”这番话，组织上显然不会照办。最终，仍由他担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全面主持江西工作。

五、江西岁月与“十句话”：一生功名的收束方式

1974年赴江西后，他面对的是一个亟待恢复元气的省份。政治生活要理顺，经济秩序要重建，干部队伍要安定，问题堆在案头。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那一年，他已经年近花甲，仍然坐在第一线协调各项工作。

真正的转折出现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作为江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他对这次会议精神表示坚决拥护，回到南昌后，立即抓落实，把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旧框架中拉出来，集中在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上。

在江西，他带领省委一班人，围绕全会精神，重点做了三件事。其一，继续深入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让干部群众敢于讲真话、说实情。其二，推进拨乱反正，为一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和群众平反，恢复名誉，理顺人心。其三，调整经济结构、改革管理体制，稳步推动车间、农田、矿山的生产恢复和发展。那几年，江西的步子不算夸张，却走得比较稳，这跟他谨慎又有担当的风格有直接关系。

1982年8月，他向中央提出因年事已高，让更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的请求。中共中央批准他从领导岗位退居二线。此后，他回到南京定居，同年9月出席党的十二大，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7年，十三大召开，他继续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职务虽在变化，影响力依然在。

进入90年代初，中央领导请他谈谈领导工作方面的体会。他笑着说自己谈不上什么“经验”，只是有几句“体会”。归纳起来十句话：“胆量要大，肩膀要宽，耳朵要硬，办事要公，群众路线，民主作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高瞻远瞩，谦虚谨慎。”这十句，前四句偏人品和气魄，中间两句是工作方法，后三句是思想路线。简单，却把他几十年从枪林弹雨到机关会场的实践，压缩成了一个朴素框架。

离休之后，他依旧没完全闲下来。很看重对青年一代的革命传统教育，多次到机关、学校、工厂、矿山作报告。在这些场合，他一再强调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在各自岗位上扎实干事。这些话听起来平实，但对当时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是来自一个老一辈革命者的直白叮嘱。

他还利用自己对党史、军史的熟悉，为不少革命烈士、英模、领袖人物纪念地题词，为重要历史事件、光荣部队、优秀著作写序或致贺信。有人问他这样做累不累，他半开玩笑说：“能做一点是一点，总得有人记着这些事。”可见他心里一直挂着的是那段共同走过的岁月。

2000年6月16日，江渭清在南京因病去世，享年90岁。回顾他的一生，从平江山乡一碗山芋掺米饭，到游击队警卫员；从断腿重伤的红军政委，到解放南京时的警备领导；从江苏省委书记，到几经波折后赴江西主政，再到退居二线、为青年讲传统的“老前辈”，每一步并不耀眼，却都踩在当时中国大历史的关节点上。

那句“东也不能去，西也不能去，那就让他去江西吧”，看似随口一说，背后既有政治考量，也折射出对这位老红军的信任。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听到任命后没有提条件，只是略带忧虑地说“担子太重”。试想一下，一个走过长征年代、经历战火洗礼的人，在60多岁时，还会对新的工作岗位心怀敬畏，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他一生经历浓缩后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