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叛投国军后任中将，被俘拒写悔过书：那么多共产党大官没带好我

1946年初春，长沙城里还带着战火后的焦黑痕迹。有人在茶馆里感慨：“这一仗一仗打下去，谁晓得以后会落到啥个下场？”坐在角落的一位中年军官放下茶杯，淡淡回了一句：“有的人，会当将军，也会当战犯。”这句话如果让文强听见，大概会觉得刺耳，却又不无道理。

解放战争期间，从“起义将领”到“战犯”，往往只差一个抉择，有时甚至只是几天时间的差别。天津守军司令陈长捷死守不退，被解放军俘虏；半个月后，他的顶头上司傅作义在北平接受和平改编。前者押往功德林，后者则成了“和平将军”。有意思的是，在同样的功德林，有一个人明明身上背着一堆“老关系”，却倔强得像块石头——只要写一份悔过书，早就能走出去，他偏不写。

这个人口口声声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兼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话听着有点夸张，却并非空穴来风。他叫文强，从少年时代的红色青年，到抗战后的军统中将，再到功德林里的“刺头战犯”，一生几乎被时代的浪潮抛来抛去。

有些人一生路子很直，有些人的人生轨迹则像在一条岔路丛生的山道上走，从一个拐弯转到下一个拐弯。文强显然属于后者。

一、从“毛家表亲”到黄埔学生：少年路子很“正”

追溯文强的家世，会发现他的起点并不低。文氏一族自视不凡，自称是文天祥的第二十三代后裔，“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家训，经常被长辈挂在嘴边。家族里念书的多，讲气节的多，对后辈的要求也就格外严苛。

更关键的是，文强的姑母文七妹，正是毛泽东的母亲。按宗族关系算，他确实可以称毛泽东一声“表哥”。加上在中学时，他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是同学，两家来往比较频繁，毛家那边的说话做派，他从少年起就不算陌生。

1925年，正是广州最热闹的那几年。孙中山逝世不久，国共合作方兴未艾，广州既是政治舞台，也是年轻人心中的热土。那一年，文强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那所军校被誉为“革命的熔炉”，后来叱咤风云的将领从这里一批又一批走出，林彪正是他这一期的同学。

毛泽东当时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忙得脚不沾地。一次，文强在讲习所门口见到毛泽东，习惯性地立正敬了个军礼。毛泽东看了看他，回了礼，又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小文长成大文了，考取了大学不去上，偏偏要进黑臭的黄埔军校，由丘九变成丘八了。”这句话有调侃，也有几分亲近感。对当时二十岁上下的青年而言，能被这样记上一句，心里难免有些得意。

那段时间，黄埔军校里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周恩来。他担任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负责政治工作，对学生影响很大。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和文强是同期同科，两人走得近，通过这个关系，文强常能见到周恩来。1925年8月，周恩寿还专门通知他去参加兄长的婚礼。年轻人要给老师送份礼，他便亲自写了一幅“花好月圆人寿”的字卷。周恩来夫妇看后连声称赞，这件小事，文强记了一辈子。

同年，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介绍下，文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的他，是标准的革命青年：有文化，有热情，有人脉，对前途充满憧憬。值得一提的是，他同时也在国民党一边登记了党籍，由邵力子介绍入党。那个年代，“跨党党员”并不少见，被认为有利于国共合作和统一战线。只是没过多久，矛盾就逐渐显露。

1926年3月，蒋介石在军校下达指示，严禁一人同时参加两个政党，要求“二选一”。摆在文强面前的，是一张国民党党证，一张共产党党证。结果，他毫不犹豫地选择退出国民党，保留中共党籍。就这一点来看，他的起点和立场，当时无疑是站在革命一边。

二、几经生死与误解：从铁杆党员到被开除党籍

北伐战争打响后，年轻的黄埔学生成了军队的骨干。文强也投入其中，跟随朱德入川，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部组织科长，负责党内工作和政治动员。那时的朱德，还是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军官，还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合。两人同在一支队伍里，关系自然不一般。

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大批起义部队四散。在这场风雨飘摇的变局中，文强奉命回到家乡，等待组织进一步指示。这一等，就是一道命运分水岭。等待中的革命者，很容易被怀疑“动摇”“观望”，历史上许多类似的悲剧，往往就发生在这样的缝隙里。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进入四川，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靠的不是运气，而是旧日同学的线索，他在成都碰到了黄埔时认识的廖宗泽——此人当时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书记。两人重逢，廖宗泽帮助他恢复了组织关系，总算没有被遗忘在角落里。

可命运并没有就此放过他。1931年，文强在重庆被叛徒出卖，落入敌手。逮捕、审讯、威逼利诱，这一套流程他都走了一遍。后来，重庆地下党设法营救，将他从牢里弄了出来，算是捡回了一条命。照理说，被捕后能脱险，一般还会被当作“烈性干部”看待，至少不会被轻易否定。

但当时四川党组织已经深受“左”倾路线影响，对任何“出狱干部”都高度戒备。文强回到四川，带着伤痕与委屈向上级汇报，却等来一纸处分——认定他“有变节嫌疑”，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对一个从黄埔时期就跟党走的老同志来说，这一刀砍得很重。

他不服，向上反映，态度激烈。结果，不但没有“翻案”，反而被升级处理，直接开除党籍。那一年，他三十岁出头，从“早期党员”一下子被打到“可疑分子”的位置上，这种心理落差，不难想象。许多年后，他回忆起这一段，仍然耿耿于怀。

值得注意的是，廖宗泽看着这一切，也心生怨气。本来他自己就对组织有意见，加上政治路线的偏差、斗争方式的僵硬，他最终选择脱离革命队伍。1930年代初期，这样的离心行为并不少见，一旦认定路线错误，很多人干脆“另谋出路”。

紧接着，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局势紧张，抗日情绪高涨。蒋介石抓住机会，向散落各地的“黄埔生”发出“归队”信号，希望拉拢旧部，加强军力。这一招，对那些对共产党心灰意冷、又不想沉寂下去的旧同学来说，无疑是个台阶。廖宗泽就是借着这股风，转到了国民党情报系统，后来一步步进入军统。

而此时的文强，已经处在极其尴尬的位置：共产党那里宣布把他清除，国民党那边却对他的经历和能力颇有兴趣。被误解、被排斥，再加上现实生活的压力，他很难不动摇。这一段心理变化，虽然缺少详细记录，但从后来的选择看，这种心路基本可以推得出来。

三、投身军统与中将军衔：一步一步走向“对立面”

转折发生在1935年前后。那一年，文强再次遇到旧同学廖宗泽，只是角色完全变了。廖宗泽已经成了军统局中的骨干人物，代表戴笠“招兵买马”。两人寒暄之后，廖开门见山：“老文，你这样的人留在社会上浪费，不如到这边来干事。至少有用武之地。”

在时局极其混乱、个人前途渺茫的时候，这样的邀请很有诱惑力。文强早年接受过政治训练，又有军队经验，在情报、保防方面确有用武之地。就这样，通过廖宗泽引荐，他见到了戴笠，随后正式进入军统系统，从此站在了中共的对立面。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统活动比以往更加频繁，对内防范“异己”，对外也从事情报与暗杀。不可否认，军统内部高度残酷、倾轧严重，但在国民党高层眼中，这支队伍却是“掌握局势”的利器。文强在这种环境中做事，一方面靠早年的党务经验处理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卷入复杂的人事争斗。

随着抗战进程推进，他的职位水涨船高。到1945年，抗战胜利之时，年仅三十八岁的文强被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据当时的说法，他是军统系统中最年轻的中将之一，在整个国民党军界也算“少壮派”。

不得不说，这样的军衔对一个出身革命阵营、后来被开除党籍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具讽刺意味的“成功”。有人在背后议论：“当年他如果继续留在共产党，说不定也是个大干部。”这些话传到耳朵里，只会让人百感交集。

1946年春，戴笠在南京雨花台附近空难身亡，这件事对军统打击巨大。失去主心骨之后，军统内部既有权力争斗，也有人开始寻找退路。文强敏锐地意识到，继续留在这个系统里，未必是长久之计。他主动提出调离情报圈，希望回到正规军建制中去。

不久，他被安排到湖南军政系统，跟程潜有所接触。程潜曾是北洋名将，又是湖南地方实力派，对局势看得比较通透。与他共事期间，文强对国共力量对比有了更直观的认识。程潜后来对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这次要去的地方，怕是离枪声更近，也离俘虏更近。”话说得不算重，但意思已经很明白。

很快，蒋介石发出新的调令，要求文强前往杜聿明麾下，担任代理参谋长，参与部署正面战场的作战。对于一个军衔不低、又有情报背景的军官而言，这既是信任，也是牵绊。听了程潜的提醒，他心里并非没有挣扎，但最终还是选择服从命令。

后来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如果当时留在湖南，跟着程潜走，极可能在1949年长沙和平起义时选择同样的道路。只是人生不能重来，已经走向东北战场的他，事实上已踏上另一条轨道。

跟他境遇不同的，还有另一个名字——李觉鸣。此人同样因为“左”倾路线时期遭受不公，脱党后投身国民党军，在抗战中打过不少硬仗。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任湖南警察局长。到了湖南起义那一刻，李觉鸣毅然站到了起义一边，与过去的选择划清界限。比较之下，两人的结局与名声，已经出现了微妙分野。

文强最终随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北一线转战。随着解放军步步逼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他和许多中高级军官一样，被卷入一场难以逆转的溃败中。直到战局整体崩盘，这些“少壮中将”才不得不面对一个冷冰冰的事实：胜负已定，个人武功再高，也救不了一整套即将倒塌的制度。

四、功德林里的倔强与迟来的自由

1949年前后，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或起义、或被俘。文强的结局，与起义那条路擦肩而过，只能以战俘身份走进战犯管理所。相比陈长捷、杜聿明等野战军将领，他的军事指挥资历并不算最突出，但军统背景和中将军衔，让他在名单上格外显眼。

按照当时的政策，对战犯并非“一刀切”。在功德林管理所，学习、劳动、反省，是每天的主课。只要认真改造，写下对过去道路的检讨，很多人都看到了早日获释的希望。文强在这种环境下，表现得颇为“矛盾”：学习态度认真，劳动成绩突出，管理所多次让他担任学习组长、劳动组长，从执行任务的角度看，是个积极分子。

可一谈到写悔过书，他就像变了一个人。有人劝他：“你早年也是共产党人，写几句表示愿意跟着新社会走，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他却摇头，语气冷硬：“如果说我有错，那么最起码也有一半要算在那些当年打击我的人头上。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兼入党介绍人，刘少奇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没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该他们写。”

这番话传出去，自然显得狂妄。但从个人心理上看，里面有一股积压多年的不平：早年曾经站在队伍里，被路线错误伤害，后来被推到对立面；到了新中国，他又要为“叛变”“投敌”承担全部责任，这种复杂情绪，很难用几句话抹平。

值得一提的是，在功德林不少管理干部眼里，文强并非“顽固不化”的危险人物。他不闹事，不煽动，不破坏纪律，就是咬死不写那几页纸。于是多年下来，特赦的名单一批又一批公布，从1959年第一次大规模特赦战犯开始，到六十年代几次补充特赦，都没有他的名字。别人在一个个走出高墙，他却一次次留在原地。

从被俘算起，他在管理所里度过了整整二十六年。直到1975年，国家对战犯工作进行最后一轮处理，准备结束这一历史阶段，文强才被列入最后一批特赦名单。那一年，他已经接近七十岁。走出功德林大门时，外面的世界已完全不同，他熟悉的许多人或已离世，或已步入晚年。

特赦后，他没有被送回原籍，而是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这一安排颇有意味：一个曾经走过弯路的历史见证人，后来被放在整理、研究历史资料的岗位上，既是信任，也是提醒——对过去的经验教训，需要冷静记录下来。

1983年，文强正式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身份从“战犯”转为“委员”，这种落差，在世人眼中非常醒目。他虽不再握枪挂剑，却成了一位被邀请听政议政的老人。

1987年7月，全国政协组织休假团，三十多位委员一同游览磨镜台。那时的文强八十岁整，按理说该是步履蹒跚的年纪。可同行的人发现，他精神格外好，上山下坡都抢着走在前面，脸上总是带着笑。有人打趣：“老文，你这哪像八十岁啊，顶多七十出头。”他大笑回应：“在功德林练出来的。”

在日常相处中，文强有个习惯——见到人，不论认识不认识，总喜欢先点头笑一笑，再说话。这种亲近感，有人觉得是性格开朗，有人则认为，是长年身处高墙之内后，对“自由空间”的格外珍惜。

再往后，他安安静静地在文史资料的档案堆里做事，偶尔写写回忆，整理一些旧事。当年那句“那么多共产党大官没带好我”的牢骚，慢慢淡出他的口头；取而代之的，是对某些关键节点冷静而具体的叙述。情绪仍在，但语气比年轻时平缓许多。

2001年10月22日，文强在北京病逝，享年九十四岁。以寿命来说，他算长者；以经历而言，他的一生像是把近现代中国的几个重要阶段，都走了一遍：黄埔军校、北伐、南昌起义余波、四川地下党、军统系统、解放战争战犯、特赦之后的文史工作，环环相扣，中间每一次转向，都与当时的政治风向紧密相连。

从家族出身到个人性格，从时代风云到组织路线，一层叠一层，把他推到了那句自我辩解上：“要写悔过书也该他们写。”这话听起来固执，却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大时代里，有些人的命运，是被多重力量塑造出来的，既有自己的选择，也有外界的误判与裹挟。

他最终没有被历史简单归入某一种单一标签，而是作为一个复杂、曲折、颇具争议的人物，留在了文史资料里。对于关注那段岁月的人来说，文强的经历，算是一面颇为特殊的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