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上的人间百态

《绿皮火车：我的回忆》是一部用平凡人眼光叙述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的回忆录，既是个人史、家庭史，也是社会史。全书以作者早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意象，串联起两代人的生命轨迹：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生坚毅的母亲、努力上进的兄姐、困难时期的生活点滴、面粉厂当工人、改变命运的高考、跻身大学讲台实现理想。从民国军阀混战、抗战岁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举凡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节点都有涉及。书中配有家庭相册、书信、车票等200余幅珍贵图像，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价值。

《绿皮火车：我的回忆》，郑忆石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在绿皮火车上遇到的人和事

旅途中常遇闹心事。

在我，香烟味居首。

先前，火车不控烟，车厢俨然大烟室。烟民们兴致高、瘾头大，你一根我一支，来回互敬。

硬座车厢人多，烟民自然多。春夏秋还好，冬天车窗密闭，薄云软雾，弥漫车厢顶部。一趟车下来，毛衣上的烟味，几天都不散。曾见一位哮喘病老者，浑浊空气中，咳得眼珠突起，几近断气。

卧铺车厢虽好得多，但也怕烟民。烟雾青云直上，中铺上铺遭殃。我咽喉炎严重，逢他们聚集，便毛毯内练潜功，不憋出一头汗，誓不露真面目。后来，车厢实行控烟，吸烟须到车厢连接处。于是，烟雾随过道风，全车厢飘散，几人凑一块吞云吐雾，规模效应立显。

如今，绿皮火车虽不像高铁和动车，全程禁烟，但也大为改善。前几年乘“杭州—张家口北”直快，车厢连接处的小屋门上，“吸烟处”赫然。烟民与非烟民，各自泰安。

其次是物品被盗或丢失。

我失窃的最大一笔财产是一百五十元钱。

这钱搁今天，或许不算啥。可在每月才领五六张“大团结”（指第三套人民币的10元）的四十年前，这笔钱于我是巨款，差不多抵三个月的薪水。

1983年，我在洛阳电务工程学校实习，利用五一节去上海。时值放假，挤上车已不易，在郑州竟候到靠过道的座位。邻座一对男女放送爱心：“很累吧？换靠窗座位睡睡。”难拒热情，我将外套挂窗钩，昏昏入梦。第二天一早，送餐车乘务员喊“稀饭馒头面条咸菜”，迷迷瞪瞪中，我叫着“来份面条”，一摸衣服口袋，空空如也。清醒后，睁眼扫视，先前“将温暖进行到底”的男女，已不知去向。钱包不翼而飞，何人所为？不得而知。沮丧的是，有一百元钱是朋友托买羊毛衫的。好在车票还在！小偷何不连锅端？不解。先生说：“小偷也讲政策，否则你出不了站，必定报警，他们也怕事情闹大，脱不了爪爪。”

有乘客更悲催，被盗走了皮包。

1988年夏，我从重庆到上海。那天，空气热到爆炸，车窗开至最大。上车后不一会儿，某设计院一位工程师，随手将装满资料的皮包置于桌上。我坐定后，随意看了眼窗外，一个男人坐在相邻轨道，貌似纳凉的维修工。大热的天，也不怕肉嘎嘎烙熟，我暗想。发车铃响起，一个黑影，窗口一闪，桌上皮包，瞬间没了影！工程师连喊带叫：“我的包！我的包！”可火车已经起步。那时没监控，抓这类老吃老做的小偷极难。气恼倒霉的工程师，本是兴冲冲赴京开会，岂料仅乘一站，便打道回府。

我丢失的贵重物品是手表。

计划经济年代，买表得凭工业券，还要托关系。在面粉厂学徒三年，月工资从十七元五毛，涨至二十一元五毛。买只手表，需一百二十元。苦苦攒钱将近四年，1975年底，总算戴上了上海表。表虽大脸盘，欠美观，但看钟点，一目了然。

戴上表，不再担心上班迟到，不用再向人询问时间，为此着实兴奋了好几年。手表伴我，就业就学十年，即便结婚，也不舍得更换。但它却在车上丢了。

那天晨起洗漱，我摘下表，放洗漱台。因忘带毛巾，我便回铺位取，前后两分钟，手表不翼而飞！其时，电子表已流行，机械表和进口表也摆满柜台，谁瞧得起这土老帽？郁闷加心疼，忍不住在心里“问候”顺手牵羊者的祖宗。

还有“赔了夫人又折兵”。

借乘车之便，搞“物资交流”，是那年代的惯例。20世纪70年代，物资供应紧张，乘客带往异地的东西，多为生活必需品。先生的舅舅曾在三线兵工厂，听他讲：“每次从上海回遵义，固体酱油、料酒等，都整箱往车上搬。下车时，一人十几个包，接车同事在站台，浩浩荡荡立一排。”改革开放后，物资供应渐丰，乘客捎带的东西，转为土特产。

北京的肉鸡，体壮膘厚。“吃肥母鸡，治吹牛皮”，赴京后的次年春节回渝，我买了四只冻肉鸡，象征“阖家团圆”。上车后，我把鸡咯咯放入网兜，尼龙绳绑定，悬挂窗外。途中，每次车停靠，纵使半夜，我都开窗，看看它们是否健在。好不容易熬到綦江，距终点的最后一站，想着八星级年夜饭带给亲人们的惊喜，提起车窗，激动地探头：啊！尼龙绳还在，鸡咯咯没了。唉，人生最最痛苦的事，还是发生了。看着尼龙绳，禁不住想起车上的小锅炉，当初还不如熬上一锅鸡汤，起码幸福全车厢人！

重庆的脐橙，味醇价廉。一次回沪，我明知出站要过磅，超二十公斤罚款，却心存侥幸：出站时人多，工作人员忙于验票，容易蒙混过关，带两箱，应该问题不大。到站后，东西多，先生来回搬了几趟，下客寥寥时，我们还在地道忙。忽地，“过来！过秤！”的喝声，由远及近。走近瞧是检票员，那张面孔是上班还是上坟？真不好说。那次被罚二十多元，与上海的售价等值。一次商贸物流，就这么不体面地失败了。

今赏《小林漫画》，上曰：“旅行要把钱花在吃上，而不是购物上，因为回程行李超重要加钱，而人超重不用。”忆自己昔日，体重不足百斤遭罚：咋没化心疼为食量，车上吃掉它半箱！

车内小世界，怪相亦常在。

一次从洛阳到上海，我正在纸床（硬座下面铺报纸或纸板）熟睡，一声尖利的“二流子”，撕裂空气，划破耳道。钻出座椅，循声纵目，一位年轻女子，脸似蟹壳，眼如铜钱，面朝那脸像走油肉的邻座老头，“咸猪手”声不绝。列车员闻声赶来，了解原委后，瞄一眼老头：“乘车讲点规矩！”老头“鸭子虽死嘴壳硬”，回怼：“说谁呢？神经病！”女子顿时怒气爆表，骂道：“老东西！”话音未落，一耳光甩过去。老头也不是吃素的，立马抡起拳头。刹那间，车厢大戏开场，疲惫的人们，瞌睡跑了，精神来了，拉架的、起哄的、劝和的，吵吵嚷嚷，热闹非凡，直到广播传出：“旅客们，上海站马上到了……”

令人辛酸的事也曾碰到。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由京返渝。刚落座，见对面下铺坐着一家三口。女的脸色蜡黄，形销骨立，男的一言不发，愁眉紧锁，小女孩六岁，手指交叉比划，静静坐着。我主动与他们搭讪，拿苹果请小女孩吃。到底是孩子，她很快与我热络起来，在我铺上嘻哈逗乐。她妈妈见状，忙道：“梅梅，莫把阿姨的床弄脏了。”从她口中，知她在重庆中南橡胶厂工作，一年半前查出鼻咽癌，到北京做了手术，这趟去复查，但没说复查结果。

那年月，癌症是绝对的绝症，哪怕全力治疗，预后生存期仍短。看她的脸色，听她的齆声，瞧她有气无力的模样，我心情沉重起来：女儿这么小，她内心该多痛苦，家人该多难受！为治病，夫妇二人两赴京城，生活又该多窘迫！果然，她丈夫白天来卧铺车厢照顾她，夜间便去硬座车厢。

尽管萍水相逢，我还是想为她做点什么。但我能做的也很有限，只能在她丈夫没来时，帮她买饭，倒开水，陪她女儿玩。她丈夫来后，让她躺我的铺，她丈夫得以在她的铺上睡一觉。然而，她纵是病重，也强打精神，轻声给女儿讲故事，微笑着同她打趣，温和地对我讲她的家事，全然不见半点愁容。

三十多年过去了，她那句“梅梅，你听话点嘛”，间或闪现脑海，搅得我心生悲凉：她恐怕没能等到女儿长大，这一定最让她放心不下！愿她的女儿：早已结婚生子，延续着她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