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田汉唯一没有爱过的妻子，被迫离婚后，大度与田汉成为朋友

1929年冬，凛冽的江风刮得人直打哆嗦，黄大琳站在上海虹口码头，背后是一箱简单行李，眼前是即将起锚的“长崎丸”。田汉递上一封信，只说了一句：“好好读书。”黄大琳点点头，没有回身，踏上跳板的那一刻，这段五年婚姻也随浪声终结。

要理解这场体面的告别，还得把时针拨回到1925年春天。那年三月，易漱瑜在北平病榻上突然加重，临终前把好友黄大琳与田汉的手叠在一起：“我走后，你们照顾彼此。”房间里灯芯跳动，空气几乎凝固。两位当事人面面相觑，谁也没有说“不”。

黄大琳1907年生于长沙东乡，自幼随祖母奔走东北，辗转吉林、奉天。身子骨瘦弱，却爱读《湘报》，也听祖父谈维新旧事。易漱瑜是她求学生涯里遇到的那束亮光，从长沙到吉林、再回长沙，两人像影子一样难分难舍。对田汉，她只在信里见过——“那位写《乡愁》的湖南才子”，概念而已，并无爱慕。

田汉当时刚丧妻，心在废墟里飘着。朋友们劝他：“阿汉，该往前看。”他却常常盯着空凳子出神。情势逼人，他和黄大琳决定先试着恋爱。恋爱更像互助契约：他给她讲莎士比亚，她替他整理剧本手稿；夜深了，他在桌前蘸墨疾书，她在灶台旁学做湘味排骨。母亲易克勤瞧在眼里，说：“这姑娘稳实。”

1927年正月十八，花灯高悬，他们在上海徐家汇一座小洋房办了婚礼。郁达夫提着花篮走得最早，徐悲鸿送来一幅速写。热闹过后，生活的窘迫才冒头——剧团开支大、稿费又时常拖欠。为了锅里有米，黄大琳卖掉棕色皮衣，拿出父亲给的200元嫁妆。她从不抱怨，笑着说：“咱家是戏班子，戏散了钱就来。”

然而情感的天平并未回正。1928年夏，田汉收到一封来自南洋的长信，落款林维中。信里夹着一张素描，纸上写着：“愿做你剧本里的蔷薇。”这句话像火星落进干草堆。往返数封后，田汉心神不定；秋末，林维中抵沪，二人数次避开黄大琳私语。黄大琳并非迟钝，一天清晨，她在案头看到那封未合上的信，才明白自己终究只是过客。

她没哭闹，反而为田汉煮了最后一顿紫苏鱼汤。饭桌上，她轻声道：“分开吧，你自由，我也自由。”田汉沉默良久，低声说：“对不起。”对话不过十几字，却把局势说透。离婚协议写得干干净净：无财产纠纷，无子女牵绊，只留一句——“愿后会有期”。

海轮汽笛划破夜色，黄大琳把那封“好好读书”的信收进册页，随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旁听教育心理课程，空闲时去看歌舞伎，也到银座偶遇早稻田留生。异国的冬天，她常想起长沙的米粉香，却很少再想田汉，想了也只是旧同学的层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留东学生纷纷返国。黄大琳留到1937年才回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兼职教国文。1939年初夏，剧作家田汉随抗敌演剧队到桂林，排演《扬子江暴风雨》，两人竟在八路军办事处的茶座相遇。田汉先看见她，微微一怔，又笑着举杯：“大琳，好久不见。”她端起茶盏回敬：“阿汉，别来无恙。”四目平静，像同窗会面，旁人很难想象他们曾是夫妻。

当晚，演剧队宿舍灯光未熄，两人谈到日本战机轰鸣下的东京，也谈到长沙火烧连营的故乡。黄大琳只说一句：“时代比个人重要，别为旧事耽搁创作。”田汉点头，应了一声：“记下了。”那夜，他们像朋友，更像彼此的镜子。

后来，黄大琳随学校辗转贵州、昆明，再回到西南联大旁旁听西方教育史。胜利后，她经港赴英，数年后与旅欧学者罗某成婚，生活平稳。田汉则在1949年走进北京，主持文化部艺术局，忙得脚不沾地。朋友问他后悔否，他摆摆手：“有些情，落在心里就好。”

几十年过去，田汉留下《义勇军进行曲》与无数剧本，被后世称为“风云里的诗人”；黄大琳名字鲜少出现。偶有访谈提起，田汉只说：“她是个好人。”再多只字未提。两人青年时的合影仍夹在他的剧本草稿里，边角已卷，却从未被弃。

那场无爱的婚姻像一段错位的插曲，旋律并不和谐，却让两位性格倔强、同样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在离散之后学会尊重、学会体面，也为彼此保留了最后的善意。往后岁月，他们以朋友相称，风雨中偶有书信往来，不痴缠，不追悔，只把记忆摆在心底安稳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