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士富：长春和平解放的功臣，建国后要求回家务农，3年后被枪毙

1948年9月18日，松花江畔的晨雾刚散，国民党新七军驻地里却弥漫着另一股浓雾——惶恐。警卫跑进指挥部，压低声音说：“解放军的外线又缩紧了一里多。”这句话像石头砸进水面，郑洞国、邓士富等人对视片刻，却谁也没开口。辽沈战役进入深水区，长春已被包围百余日，城内兵、民、马三方的粮食都要见底了。

外界的形势同样不妙。10月初，解放军在塔山挡住了廖耀湘，使沈阳援军梦彻底破产。蒋介石急得在沈阳机场边摔了军令，但飞抵长春的，只有满仓投下的传单。郑洞国再看那些印着“和平解决”四个大字的纸片，脸色比北风还冷。他知道，这不仅是劝降书，更是一面镜子，照出城内军心动摇的真相。

曾泽生第六十军是第一块松动的砖。士兵冻着肚子空空，枪一响就往后躲；高层会议上，曾泽生直言“再守下去，只剩死路”。郑洞国沉默，副军长史说、师长邓士富却交换了眼神。邓士富率六十一师守北门，和百姓接触最多，他比谁都清楚粮仓空成什么样。当天深夜，史说找到邓士富，低声一句：“兄弟，再这样拖，大家都得陪葬”。两人随即拟出三条底线：一，不内战；二，保全士兵性命；三，保护百姓存粮。要做到这三条，唯一选择就是起义。

邓士富之所以敢于冒险，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1903年生于贵州一个苗岭小村，他在清末听父亲讲过“吃粮当兵”的粗糙道理，也亲眼看过兵匪横行的惨景。1924年进入黄埔二期，他没读过多少书，却记住了两件事：一是孙中山亲自训话时提到的“联俄联共”；二是教官上课时说“军人要懂得为谁而战”。以后多年辗转北伐、剿共、抗日，他见惯了命令朝令夕改，更见过前线兄弟倒在雪地里无人收尸。抗日战争中，他在第一次长沙会战担任52军团长，腿上留下弹片，冬天仍隐隐作痛。那份伤疤，加上对日寇的刻骨仇恨，让他对“内战”两个字越来越反感。

1947年夏，他被调到东北，先在新编第一军第38师任副师长，翌年春被郑洞国要到新七军。那时的东北，铁路被炸成断线手串，城市之间靠骡马运粮。邓士富坐吉普车走过辽阳到长春的残破公路，车窗外一排排坟头，从白雪中探出黑色碑板。他心里嘀咕：再打下去，这条路上要新添多少冢？

时间推到1948年10月13日，长春城墙外传来三声礼炮——这不是进攻信号，而是解放军对内外广播的暗号。城内高层随即召开所谓“最后一次”作战会议。郑洞国依旧主张突围，他在地图上划线，口干舌燥。史说摇头，邓士富干脆把铅笔掰断，冷声一句：“兵没粮、马没草，突围就是让兄弟们去送命。”会议就此陷入僵局。当天深夜，曾泽生向解放军发出电报，要求谈判；两小时后，邓士富的六十一师派出联络员翻出西北角缺口，也递出同样的请求。17日凌晨，长春城门缓缓打开，没有硝烟，只有哨兵交接时相互点头的“辛苦了”。和平解放，就这样完成。

起义后的邓士富被统一编入东北军区“起义将领训练班”。别人议论分配前程，他却提出回贵州务农。干部劝道：“留下吧，国家正缺得力军官。”他摆手：“枪声停了，我想种地。”1949年冬，他带着妻儿回到家乡，接管了阔别二十多年的山坡地。村民推举他当村长，他索性挑起肩担，把修水渠、修山路的活计一口咬下。

谁也想不到，风云忽变。1952年，当地开展镇反运动。有人匿名举报：邓士富曾在国军任师长，手上“血债累累”。县公安局调查后，将他列为重点对象。审讯室里，办案员拍桌：“承不承认反革命本质？”邓士富沉吟，答：“我带兵时没杀过群众，你们可查。”调查一时难以核实，但对过往资历的猜忌已足够要命。1952年11月6日，他被以“隐藏身份、蓄意颠覆”罪名执行枪决，时年49岁。执行前，他向在场人提出最后要求：“若能查清事实，替我给乡亲们留封信。”没有结果，信也没写成。

整整三十一年后，1983年，贵州省有关部门复查当年卷宗，发现全部指控缺乏实证。8月，省高院作出平反决定，认定邓士富起义有功、建国后无反革命行为。这一年，他的长子已五十出头，拄着拐杖领回那张薄薄的判决书，更领回父亲的名誉。

长春城至今仍立着一座起义纪念碑，碑文刻着三十八位起义将领的姓名。人们或许先注意到曾泽生、郑洞国，但在第十六行，会看到“邓士富”三个朴素的小字。硝烟散尽，他没留下华丽传记，却留下一段被尘封多年的曲折人生。对战争亲历者而言，最奢侈的奖赏往往不是头衔，而是有机会把枪放下，安稳活到白头。遗憾的是，他与这份奖赏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