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带兵进入龙虎山：那些封印的坛子，真装过宋江等梁山好汉？

1940年前后，在长沙、南昌一带的老兵茶馆里，常有人提起一桩“奇事”：说是抗战最激烈的时候，有位黄埔出身的名将，打完恶仗不久，偏偏带着部下跑去江西龙虎山，看张天师、看镇妖井、看那些贴着黄符的坛坛罐罐。有人半信半疑，有人摇头冷笑，但有一件事大家说得都一样——这位将军姓王，山东大汉，后来当了七十四军军长。

说的，就是王耀武。

有意思的是，这位在战场上以悍勇著称的军人，面对龙虎山天师府里那些封了口的坛子，居然也没敢让人打开。按他的原话，就是一个“玩笑”——但谁都知道，那会儿天下局势已经够乱，再往外“放点东西”，哪怕只是说说而已，也总让人心里发毛。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正是这一趟龙虎山之行，把《水浒传》里“洪太尉误走妖魔”的虚构，和《宋史》中的“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的记载，拉到了一处。小说里的妖魔、石碑、石龟、石板，与史书中的宋江、张叔夜，再加上被战火裹挟的王耀武、曹聚仁、张天师，几条线慢慢就缠在一起了。

一、疆场名将上龙虎山：战乱之中拜访“张天师”

一九三八年，淞沪会战已过去一年多，武汉会战尚未落幕，全国战火连绵。就在这一年冬天，时任七十四军副军长兼五十一师师长的王耀武，从前线抽身暂歇，到了江西一带。陪同他游览龙虎山的，是战地记者曹聚仁，还有当时道门中赫赫有名的第六十三代张天师。

张天师所在的龙虎山，自东汉张道陵起家，到宋徽宗时已是天师道的象征。宋徽宗宣和年间的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善行“五雷正法”，在朝中颇受尊崇。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时，“天师”之号曾被认为亵渎天尊而一度革除，改称“真人”。而到了民国，这一脉传承仍在，龙虎山天师府香火不绝。

曹聚仁在当天的记述里说，他们被引进天师府，在殿内、偏房，见到不少封口的坛子。坛口上贴着符箓，封得严严实实。张天师对众人说，坛中装的，都是“收捉来的妖魔”。这句话，放在乱世里听着，多少有点讽刺意味。

王耀武听完，半哂半信，嘴上打趣：“要不打开一个看看？”他这话，既像试探，又像玩笑。张天师自然不会答应。曹聚仁后来回忆，说王耀武其实心知肚明——真要打开，他也不会硬去看。抗战打到一九三八年，北方多地已沦陷，南昌上空不时有日机盘旋，天下已经够“妖魔横行”，再多几坛“妖魔”，戏说可以，当真就有些寒人。

曹聚仁忍不住赋诗一首：“空祭斩妖剑，登台鬼画符。六州百魔出，一窟聚洪都。”几句诗里，把龙虎山的坛坛罐罐，写得阴风微起，又借“百魔”隐约照出当时乱世群雄、列强虎视之象。

王耀武则更实际。他在龙虎山除了看坛子，还看了所谓“镇妖井”，按说是用来压制妖气的地方。他照例喝了口井水，半开玩笑说，这井要真能镇妖，干脆把倭寇全塞进去，封个干干净净。听上去豪气，其实隐着一股无奈。

让人在意的是，这位山东大汉出身的黄埔将领，对《水浒传》、对宋江梁山，兴趣不小。他不是书斋里的“水浒迷”，却来自泰安农家，少年时受私塾老师张宝亭启蒙，山东乡间那些梁山好汉的传说、石碣的故事，自小耳濡目染。一个在战场上历过生死的军人，在战乱之中走到龙虎山，再听张天师说坛中是“妖魔”，心里自然而然会把天师、封印、宋江等影子串起来。

二、《宋史》《水浒》与龙虎山：张天师、石碑和宋江三十六人

要说龙虎山上的坛子究竟装过什么，没人敢打包票。但如果从史书和小说往回捋，龙虎山这条线，确实和宋江“搭得上话”。

宋徽宗朝，《宋史·徽宗本纪》中明确记载了宋江盗伙。“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另有《宋史·张叔夜传》，对宋江势力也有描摹：“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这里点出一个关键数字——三十六人。

《水浒传》写梁山泊，有“一百单八将”的说法，这个数字后世耳熟能详。可在官方史书里，宋江身边只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多出来的七十二人，大多是小说家和民间传说的续添。换句话说，梁山一百零八好汉的格局，是在“宋江三十六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这一点，似乎在元代一块出土石碑上也有影子。元惠宗年间，孔子后裔孔齐在《至正直记》中记下自己在高邮见过的一块唐碑，碑上有一句：“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张掖同音列……”这段话解释空间很大，但“ 三十六”“十八”这样的数字组合，触动了许多好古之人的联想。有人就把它与“宋江三十六人”和“水浒一百八人”联系起来，认为民间早有类似数目象征，只是后来借用到了梁山故事中。

张天师的影子更明显。小说《水浒传》开篇，以“洪太尉误走妖魔”为引子。童子张天师在龙虎山镇压“一百零八魔星”，封印在石碑之下，以石龟承碑，再以青石板封口。洪太尉一行在龙虎山酒醉念咒，把石碑、石龟、石板挪动，结果封印松动，一百零八星飞上天去，改投人间，落草梁山。

这一套说法看着玄，其实暗藏寓意。封印妖魔的“张天师”，不少研究者认为有象征性，很可能影射北宋宣和年间与宋江有直接关系的朝廷重臣。名字上最容易让人想到的，是“张叔夜”。张叔夜，字仲举，徽猷阁待制，曾任海州知州，在平定宋江等盗中立下大功。宋江最后选择招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梁山副帅李进义落到张叔夜手里。要保住兄弟性命，就必须交出兵权、接受朝廷招抚。

在《水浒传》的艺术处理里，招安前的梁山，靠的是“天命星宿”聚义；招安的转折，实则是“石碑搬动”“封印破裂”。如果把张天师看作张叔夜的化身，“镇压魔星”的故事，就变成张叔夜在史实中“招降宋江”的隐喻。梁山好汉的“星宿”能上天，也就能被朝廷收回；封印一开，人间战乱，就不可收拾。

王耀武这趟龙虎山之行，正是站在这种“历史与传说的交叉口”上。他听张天师说坛子封了妖魔，会想到的是“天下不宁”“兵燹四起”；他看镇妖井，会自然联想起战场上的日军；而“张天师”的名号，落在一个山东将领耳里，很难不勾出“张叔夜”“宋江三十六人”的旧事。

不得不说，这种跨越八百年的联想，未必严谨，却有一种乱世特有的味道：史书中的宋江在北宋宣和年间被招安，传奇中的梁山在小说里百战而胜，到了民国，现实中的军人站在龙虎山天师府前，面对贴符的坛子，却谁也不敢说“打开看看”。

三、石碑、石龟、石板与梁山头领：小说背后的暗线

再往下看《水浒传》第一回，会发现作者在“妖魔封印”的描写上颇下工夫。石碑、石龟、石板，不是随手带过的摆设，而是一个个有象征意味的“道具”。

封妖石碑，立在龙虎山之巅，下面是一只石龟驮着，前面有一块青石板封镇。一百零八魔星被压在石碑之下，靠天师道法才能锁住。洪太尉到了龙虎山，醉酒失仪，命人搬动石碑、移走石板，结果封印大破，群星腾空。

这三样东西，如果对照梁山聚义的过程，倒也能找到几处暗合之处。

其一，石碑象征“法统”与“名分”。梁山好汉聚义，不能只靠草莽身份，总得有个说法。小说中的“白衣秀士”王伦，是梁山最早的寨主。他出身读书人，自恃文名，态度又谨慎多疑。王伦后来被晁盖杀死，表面看是个人恩怨，实际上也像是一块“旧石碑”被推倒，为新的势力腾地方。

传说中，有说法称王伦曾驮碑而行，借碑镇住梁山气数。虽属民间附会，却暗合了一个事实：没有最初那批人打下基业，后来的宋江没处落脚。换句话说，王伦这块“石碑”若不曾被竖立，后来的“一百零八星”根本没有聚集的平台。小说安排他死于内斗，实际上是借一个旧碑被推翻，来开启新的篇章。

其二，石龟寓意“承载”和“气运”。在中国传统象征体系里，龟常常与长寿、承载、镇压联系在一起。石碑若无石龟驮着，立不稳；梁山若无中间一批肩挑梁梁的骨干，天下闻名无从谈起。

这里就绕到了罗真人与公孙胜的那条线。公孙胜本是罗真人门下，学得一身道法，本该终身修行，却被师父派下山，参与“智取生辰纲”。七星聚义的关键人物，从此到位。罗真人这一“点将”，等于在梁山下面托了一个“石龟”——让原本零散的好汉，有机会围绕一桩大案结成气候。

罗真人本人在小说中出场不多，但其功能不小。没有这位道士出手，晁盖一伙劫走生辰纲的成功率非常有限。而“智取生辰纲”一役，又是梁山声望真正打出去的开端。这样看来，道门与梁山的因缘，并不只是龙虎山“封妖”的一段虚构，而是小说借用道家符号，把民间武装结党的“气运”寄托其上。

其三，石板对应“遮掩”与“门槛”。《水浒传》里，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情节：晁盖等人在梁山上立住脚跟后，晁盖后来在曾头市偷袭中中箭身亡，宋江接过了梁山寨主之位。宋江能替晁盖“坐头把交椅”，往往被解读为“搬开石板”的结果。

晁盖在梁山时，是一个极有威望的头领，但对宋江并不完全放心，两人之间有微妙的权力角力。晁盖之死，看似意外，实则为宋江让路。石板一旦被挪开，下面的东西才会露头。宋江由“济州押司”转为梁山首领，象征地位的跃迁，是建立在前任陨落的基础上的。民间许多说法，将晁盖视作梁山真正的“正统”，宋江则是后来“接盘”的那一个，这正像是封印之物被人为搬动后引发的新局。

从这个角度再回头看“洪太尉误走妖魔”，就不那么简单是“喝醉误事”了。天师府的石碑、石龟、石板，是为了封镇一百零八魔星；朝廷的制度、官员的把持、对地方武装的压制，何尝不是一块块横在梁山好汉头上的“石板”？有人醉心权力，有人失察时局，板一搬，碑一倒，下面积蓄已久的力量倾巢而出，天下从此多了一股难以收拾的乱流。

王耀武若在龙虎山听人讲到这些典故，大概会点头：军人最清楚，一旦某个“封印”被无意或有意撕开，后面失控的局面，不是轻轻一句“误走妖魔”能概括的。

再说回那一百零八星。宋史中的宋江只有三十六人，施耐庵给他添了七十二员好汉，让梁山从一支强盗集团变成了一座“天命群星”的舞台。梁山军招安后，破辽国、打田虎、灭王庆、征方腊，四大征战写得热闹。但在宋徽宗的真实朝政里，类似的征伐不过是朝廷内部权力博弈的一部分。梁山好汉被“封”为将，实际上也被封在新的“坛子”里。只是这回不再是龙虎山天师府，而是朝廷的军制和官僚系统。

宋江的形象，就在这样的双重封印中被撕扯。一头连着《宋史》里“横行齐魏”的悍匪，一头连着《水浒》里“忠义两全”的义士。到了清末民初，宋江的形象又有了新的变化。北方不少军阀、土匪头目，把他当成“强盗祖师爷”，甚至供起牌位。孙殿英据说就备着两套画像——一套是老蒋，一套是宋江。有人来视察，就挂“委员长”；平日里香火，还是烧给梁山泊的黑宋公明。这些行为未必都可信到字字无疑，但民间流传中宋江的威望，其实挺能说明问题。

王耀武是黄埔三期，正规军人，虎将出身，对梁山好汉却并不排斥。对他来说，宋江之招安，是迫于现实的理性选择。史书记载，宋江最终放下武器，除了形势已不可为，很大程度也是为了救副帅李进义性命。若不缴械，兄弟不保，结局只会更惨。这样的人，哪怕曾经“为盗”，在不少军人眼里，反倒有一份“讲义气”的影子。

这样一来，龙虎山“装妖魔的坛子”，在王耀武眼里，就自然不单是神怪故事的道具，而可以当成历史上各类人物命运的隐喻。坛子封得住什么？封得住妖？封得住才气？还是封得住那些既不能彻底拥抱朝廷，又不能放手江湖的“宋江们”？

如果把这一层意思看进去，王耀武没有坚持让张天师打开坛子，倒显得格外耐人寻味。

龙虎山上的那些坛子，终究没人去验明正身。坛口的符箓，贴了多少年，也说不清。可围绕着它，人们讲了许多故事——张天师镇妖，洪太尉误行，梁山泊聚义，宋江三十六人，张叔夜招降，罗真人点将，王伦驮碑，晁盖让位，施耐庵落笔，吴承恩、罗贯中等人的文笔互相映照，再到民国年代军人、记者游走其间，在乱世缝隙里看这些旧物、谈这些旧事。

王耀武那一趟龙虎山之行，表面只是战事间隙的一次游览，实际却留下了不少值得顺藤摸瓜的线索。人没有再去开坛验妖，历史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坛子里到底装过什么，可能只有龙虎山上的风知道。对读书人来说，与其真去找妖，不如继续去读《宋史》《水浒》，顺着张天师、石碑、石龟、石板这些线索，一点一点把那段被封、被压、被搬动过的故事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