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他逃亡美国，随身带走7.5吨黄金，晚年遥望着中国喃喃自语

1953年的春天，旧金山湾的海风依然带着刺骨的寒意。港口的一家小报社里，几名华人移民围着桌子，盯着报纸上一条不起眼的消息，有人低声嘀咕了一句：“听说了没？从台湾跑来的那个宁夏大军阀，把几吨黄金都弄到美国来了。”屋里一阵沉默，谁也没再说话。

消息里的那个人，就是曾经叱咤西北的“宁夏土皇帝”马鸿逵。六年前，他还在兰州、银川发号施令，手下几十万军队，人财两旺；六年后，却在太平洋彼岸悄悄落脚，身边只剩下带来的几箱黄金和日渐稀薄的旧日门生故旧。更有意思的是，到了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几乎每天要望向东方，嘴里念叨的，还是“我要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这一句。

从清末一支地方武装，发展到民国时期西北赫赫有名的“马家军”，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仓皇逃亡、远走美国，这个家族折腾了整整一个世纪。而马鸿逵的一生，恰好踩在这个百年波折的节点上，把荣华、残虐、投机、败亡，几乎演了一遍。

一、从“良回”后代到“西北新贵”

马鸿逵1892年出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一带），出生时“马家军”的路，其实早就被上一辈铺好了。再往前翻两代，这个家族的命运转折点，落在清朝同治年间那场席卷西北的大起义上。

1863年前后，甘肃、陕西的回民起事，此起彼伏，波及范围极广。西北大地战火连天，朝廷派出的重臣左宗棠奉命“剿办”，这件事在史书里叫“平定陕甘回乱”。而在起义军中，名气最大的，就是马占鳌。

马占鳌出身地方武装，指挥作战有一套，短时间内控制了大片西北地区。他是当时回民起义的旗帜人物，多少人跟着他押宝。清军一度在西北吃了大亏，左宗棠也被这一局面拖得焦头烂额。

就在这种焦灼僵持中，马鸿逵的祖父马千龄出场了。马千龄是马占鳌的长辈，既懂官场门道，又明白打下再多地方，只要硬顶着朝廷的旗号“造反”，早晚会被反扑掉脑袋。他多次劝马占鳌改变路子，别做“绝路生意”，一边与官军接触，一边做通内部人的思想工作。

谈了很久，马占鳌终于被说动，选择投降并改旗易帜。这一步走稳了，局面立刻反转。左宗棠对这支愿意“立功自保”的部队态度大为缓和。马家这支力量被“合法化”，不仅没有被清算，还获得了官职、饷银和地位。

左宗棠后来曾把马千龄称作“良回”，意思是听话、可用。这个评价看似轻飘，却直接改变了马家后辈的命运。马千龄一脉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家族的军权也固定在“马家”之手。

家族势力扩大后，马千龄的儿子们纷纷出头。他的二儿子马福禄考中了武举人，成为清军军官，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战死沙场。小儿子马福祥原本排序靠后，按惯例轮不到他接班，但因为大哥阵亡，马福祥继承了部队与名号，成了这支回族武装的新核心。

从马千龄到马福祥，“马家军”的政治立场从“乱中求存”，变成了“借朝廷旗号扩张地盘”。等轮到马福祥的儿子马鸿逵，家族已经是西北一支响当当的地方武装，权力、名望、地盘，都摆在那儿了。

马鸿逵少年时在家中备受重视，几乎被当哥儿们中的“接班人”培养。18岁那年，他被送进甘肃陆军学堂。这所学堂在当时已经算是新式军事学校，讲的不再只是冷兵器格斗，还教军制、战术、甚至一些西方军事理论。

在学堂里，他接触到了新式思想，也听说革命党、同盟会这些名词。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容易被“推翻腐朽朝廷”“建立共和新中国”之类口号打动。没多久，他就通过关系加入了同盟会，还参与组织反清活动。

这在当时是要掉脑袋的事。事情败露后，清军将他逮捕下狱。要不是马千龄和马福祥在官场上有人脉，四下里托人说情、打点，马鸿逵很可能早早就把命赔在牢房里。

从监狱里出来后，他被安排进部队担任军官，算是既看紧人，又不浪费战力。就这样，一个本来有点革命理想的青年，被重新拉回了家族武装那条老路上。

二、北洋军阀夹缝求生，转身投靠蒋介石

清朝覆灭，民国建立，中央政府换了牌子，地方军阀却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对于马家这样的西北势力来说，天下是谁当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能不能保住自己手里的地盘与队伍。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很清楚各地军阀手里都有兵、心里都有盘算。为了牵制这些地方势力，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各地军人的儿子、心腹部将，纷纷“进京受训”。看上去是培养人才，实际上是把人质握在手里。

马鸿逵就在这波“集中教育”中，被送到了北京。他在袁世凯身边当侍卫武官，见识了北洋中枢的运作。后来又因参与剿匪、军务整顿，升任陆军少将。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内部分裂，段祺瑞、冯国璋、曹锟轮番折腾。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与冯国璋走得近，算是“直系”的一环。于是在军阀混战的乱局中，他这支西北武装，靠着“站对队”免去了不少麻烦，反而逐渐坐大。

为了给“马家军”更多合法性，北洋政府还给了不少官衔。马鸿逵一路升到了第五混成旅旅长。这份军衔既是肯定，也是警告——你是局内人，但别忘了谁才是中央。

然而北洋逐渐失势，南方的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推进，到了1928年前后，北洋政府的大厦终于轰然倒塌。蒋介石拿下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再一次接盘这摊烂账。

对于蒋介石来说，西北的“马家军”是个棘手又有用的存在。棘手在于这支部队根深叶茂、尾大不掉；有用在于它长期盘踞西北，既能挡苏联、也能压当地其他势力。要打垮它成本太高，要拉拢它又心里没底。

1930年前后，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战火从河南、山西一直烧到河北。蒋介石虽然赢了，但国民党军队伤筋动骨，许多嫡系主力损失惨重。这种时候，没卷入大战的西北军阀，在蒋的算盘里，就有了更大的“利用价值”。

马鸿逵看得很清楚：如果坐山观虎斗，看着中原诸侯互相残杀，短期看可以保存实力，长期看却容易被视为“不听话”，迟早要被算账。于是他干脆做了个漂亮动作——向蒋上报唐生智、石友三等人联络反蒋的情报。

这一步，打中了蒋的要害。蒋介石当时正最忌惮内部再起风波，有人主动“告密”，当然要加以重用。马鸿逵捧着这份“筹码”投靠南京，不但洗清了过去在北洋时期的暧昧关系，还赢得了蒋的一份信任。

有意思的是，两人之间的“蜜月期”并不长。随着国共对立加剧，蒋介石开始调集各路军队围剿红军，“马家军”也被拉上战场。

西北军素以悍勇闻名，骑兵冲击凶狠。对付尚处弱小阶段的红军，这种部队杀伤力极大。红军在陕甘一带的多次行动中，都受到了“马家军”的严重牵制，许多战士倒在他们的枪口之下，这笔仇账，在后来的回忆中，多次被提到。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马鸿逵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刘志丹，早已暗中倾向共产党。刘志丹在陕北的威望很高，对西北革命力量的整合，是关键人物。正因为有他坐镇，马鸿逵部队在围剿中并没有使出全部家底，表面勤王，实则敷衍。

蒋介石对这一点不是没有感觉。他向来疑心重，很快就给马鸿逵扣上了“作战不力”的帽子，甚至命令其他部队对马鸿逵驻地形成包围。那阵仗，说不好听的，随时可以升级成“先下手为强”。

听说儿子有被“拿下”的危险，年迈的马福祥急得病情加重，拖着病体在北平、南京之间奔波求情。可走到北平途中，他因病情恶化去世，最终倒在了赶路的途中。

这场死亡，对马鸿逵来说，是一个微妙的节点。一方面，蒋介石为了表示“哀悼”和“安抚”，不得不收回前线的兵锋，免得被人说成“逼死老臣”；另一方面，这件事也在两人之间留下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在“补偿”这一块，蒋给得一点也不小。他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把宁夏这个新设不久的省份，几乎整块交给他打理。名义上是重用，实际上是“圈地”：在这块地盘里混，可以，但想伸手出去，就要看南京脸色。

然而蒋介石没有想到，很快，他就会发现这位手下，比自己想象中更滑、更狠。

三、宁夏“土皇帝”：敛财、抗战与败走

到了宁夏之后，马鸿逵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心机，几乎全用在了一个字上——“控”。控军队，控官场，控财富。

蒋介石为了防止地方坐大，安排马鸿逵的堂兄马鸿宾掌管部分部队，企图用“以亲制亲”的方法削减他的独立力量。这一招在纸面上很好看，到了实际执行时，却被马鸿逵轻松化解。

他表面上把部队交出去，私下却悄悄把精锐调回宁夏，把战斗力最强的部队集中在自己身边。等蒋发现马鸿宾手里大多是老弱残兵时，一切已经成了既成事实。

这种“偷天换日”的手法，不得不说颇见老油条本色。蒋介石再不满，也只能暂时咽下，因为此时西北局势复杂，他离不开“马家军”的配合。

1934年，蒋介石另起一招，打算借孙殿英之手牵制西北。那个挖过清东陵、臭名远扬的孙殿英，被派了八万大军，进攻宁夏。蒋这步棋，是打着“削马家势力”的算盘——两虎相斗，哪怕打不死，也要咬掉一身肉。

然而事情发展得出乎意料。面对孙殿英的进攻，“西北四马”暂时放下内部恩怨，马步芳、马步青、马鸿逵、马鸿宾联合抵抗。孙殿英部在地形陌生、补给不畅的情况下，被打得狼狈不堪，只得败退。

这一仗，让“借刀杀人”的算计彻底落空，还倒逼蒋介石不得不安抚西北势力，加官晋爵，把马家推得更高。马鸿逵也就在这时，真正确立了宁夏地区的“土皇帝”地位。

在宁夏，他一手抓军权，一手抓政权，省政府、保安队、警备司令部，几乎都绕不开他的签字。对外，他会宣称自己搞了许多“新政”：颁布土地条例、修建学校、资助贫寒子弟读书。报纸上偶尔还会登几条“马主席爱才惜才”的消息，颇有几分“父母官”的姿态。

然而翻开账本，就会看见另外一面。宁夏的盐、羊皮、粮食、手工业，凡是能挣钱的行当，都不同程度被他或马家亲信控制。各地办事员、团练头子借他的名义横征暴敛，百姓敢怒不敢言。

最典型的，就是“金圆券”换银元这一出。1948年前后，国民党政权财政崩溃，物价飞涨，中央推出所谓“金圆券”，号称一券顶几万旧法币。对于懂行情的人来说，这些纸不过是迟早要贬得只值废纸的东西。

马鸿逵却借着“响应中央政策”的名义，大量私印金圆券，然后强迫老百姓拿真金白银、银元、金饰去兑换。他手里屯的金银，越堆越高。宁夏普通人家的积蓄，就这样被几张印刷粗糙的纸票“洗”走了。

有人曾回忆，当时宁夏城里，有人抱着箱子去换券，回家两年不到，那些券连一斗小米都买不起。试想一下，辛苦攒了一辈子的银子，最后换来一堆废纸，这种恨，是不会轻易消的。

正是通过这种层层搜刮，马鸿逵手里聚拢了惊人的私人财富，那7.5吨黄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一步步压榨出来的。说得难听一点，他几乎把一个省的血汗都抽到了自己身上。

如果要说这人对国家有没有一点贡献，那也不是完全没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家军”奉命在西北、河套一带牵制日军，参与了平绥线、包头附近的作战。尤其是在阻击日军西进、威胁甘宁的几次行动中，“马家军”确实打死了不少日本侵略者。

战场上，西北骑兵的冲击力令人侧目，许多战报里都提到他们的勇猛。有老兵回忆：“打鬼子的时候，这帮人是真敢死。”这也算是他们历史账本上，为数不多的一条亮色。

然而，日本投降后，风向彻底变了。国共内战爆发，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节节胜利。到了1949年上半年，西北战场的形势，已经摆在那儿：国民党军队整体士气低落，地方军阀人人打算留后路。

1949年8月，兰州战役打响。西北野战军势如破竹，对国民党守军展开猛攻。“马家军”虽然号称精锐，却在现代化的解放军炮火及政治攻势面前，节节败退。打了不到三天，兰州失守，军心溃散。

在这种形势下，马鸿逵选择了弃城逃走。他先撤往西宁，想利用熟悉地形打游击，结果西宁很快又被解放军攻占。再打下去就是死路，他这才彻底断了念头，仓皇南窜，逃到重庆一带。

此时，他的堂兄马鸿宾选择了另一条路——起义投诚，带部队向人民解放军交枪。这一选择，虽然不能抹去过去的历史问题，却至少保住了性命和一部分家族成员的前途。

马鸿逵也不是没有机会。一些中间人士曾试着做工作，劝他“放下武器自新”。但他对蒋介石仍抱侥幸心理，希望能跟着退守西南、再退向台湾，等“东山再起”。

历史并没有给他留这条缝。兰州一败，“马家军”的招牌从此砸了。对蒋介石来说，马鸿逵既失去了军事价值，又背着一身败绩。相比之下，马步芳在蒋心中更能打、更肯听话，自然显得更有用。

于是，很快，马鸿逵成了背锅的人。国民党政府内部对西北丢失的责任追查，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他。军职被撤，党籍被开，昔日的“宁夏王”一夜之间成了“战败主将”。

跟着去台湾之后，他发现自己被有意冷落，既无实权，也无重任。整个台北，曾经无数巴结他的军政人物，现在纷纷避之不及。权力的风一旦吹向别处，旧日的交情，瞬间变得不值钱。

在这种充满危机的环境下，他开始盘算下一步出路。

那句坊间的笑话其实挺扎心：“马主席那会儿在台北听飞机声，白天一班班送人来，晚上说不定就送他走。”这种暗暗的不安，也许就是他后来下决心离开的原因之一。

四、携金出逃，远在美国的暮年叹息

1953年前后，台湾局势对马鸿逵来说并不友好。蒋介石对他冷淡，军中弟兄分散各地，他再想卷土重来，几乎不可能。反过来说，这时候如果有点风吹草动，把责任再扣他头上，也是不难想象的事。

在这条灰暗的前景之下，他动了一个念头——离开台湾，远走美国。

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打的是“赴港治病”的旗号。从台湾到香港，他一路小心，然后借助旧部与商界关系，在香港秘密安排了前往美国的私人航班。等到蒋介石得到确切消息时，人已经在太平洋对岸了，连带着，随身携走的，还有那批价值惊人的黄金。

关于这批黄金，坊间传说众多，有说7吨，有说7.5吨。结合当时宁夏“金圆券换银元”的疯狂程度，加上多年搜刮与战争中各种“进项”，马鸿逵带走巨量贵金属，并不是什么离谱的事。这些东西原本就不是他挣来的，而是压在无数普通百姓头顶的“血汗”。

对于蒋介石而言，当时台湾百废待兴，财政极其紧张。一笔几吨黄金的外流，无异于往伤口上撒盐。这也是为什么他事后得知此事后会勃然大怒，恨不能“啃其骨食其肉”。

不过，事情到了这一步，再心疼也没用了。马鸿逵已经落脚美国，在加州买房置产，表面上过得挺风光。按理说，带着几吨黄金移民，后半辈子衣食无忧，怎么也不会过得太难。

偏偏问题就出在“怎么花”上。

马鸿逵早年养成的生活方式，是“花钱如流水”。在宁夏时，开销几乎不用自己掏腰包，任何支出最终都是摊到老百姓身上。到了美国，他保持了这种习惯：豪宅、豪车、高档社交，一样不落。

他带去的两个儿子也没有受什么节约教育，从小在优渥环境中长大，到了美国，眼界更大，花起钱来更凶。吃喝玩乐、买房投资，一个接一个项目上，财产消耗速度惊人。

有意思的是，他还曾试图通过政治关系重返台湾。据说台北方面一度传出“反攻大陆”的声音，他也托人放话，希望能回去出出力。可得到的答复非常冷淡，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已经没有你的位子了。”

这一盆冷水，让他彻底看清了自己在旧主眼中的分量。大概从那以后，他也不再谈什么“复出”，开始一门心思在美国混日子。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账面上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手里能变现的资产越来越少。有一年，家里为了维持表面体面，把刚买几年、装修豪华的大房子卖掉，换了个普通住房。车子一辆辆出手，名表、古董、字画，陆续流进了旧金山、洛杉矶的古玩市场。

这种日子撑了一阵，家中矛盾越来越尖锐。两个儿子互相指责对方挥霍无度，甚至为剩下的财产闹到翻脸。有人回忆，说马家后院里时常能听到激烈争吵。

有一次，马鸿逵在病床上听见他们又吵，忍不住拍床板吼了一句：“都给我住口！还嫌不够丢人吗？”吼完，他自己喘了半天气。那一刻，他大概也意识到，当年在宁夏指挥若定的权势，在美国这座医院里，已经完全成了笑话。

到了晚年，他身体每况愈下。心血管病、老年慢性病叠加，行动需要轮椅，吃饭需要人伺候。曾经骑马驰骋、下令千军的“西北爷们儿”，最后只能在病房的窗前发呆。

1969年前后，他的清醒时间越来越短。有时一天能说话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每当这时，他往往会让人推他到窗边，望向远方。他知道那边是太平洋，再过去才是中国，但方向感仍然执拗地指向东方。

有家人曾偷偷记下他反复念叨的话：“我是中国人，我死了也要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句话听起来有几分感伤，却并不能洗白他曾经在宁夏犯下的种种罪行。更多只能说明一点：哪怕离开故土再远，骨子里那层“落叶归根”的观念，从未真正消失。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美国病逝，享年七十八岁。消息传出，并没在当地华人社会激起什么太大波澜。曾经依附于他的旧部，很多早已散落各地，有的改行经商，有的沉寂无闻。对这个名字，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纵观他的一生，从清末军阀家族子弟，到北洋小将、再到国民党麾下省主席，最后成为带金远走的逃亡者，轨迹几乎把旧中国的诸多乱象串在了一起。说他有胆识也罢，说他会钻营也好，最难回避的，是他对宁夏百姓和西北局势造成的伤害。

抗战岁月里，他的部队确实打过鬼子，这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但在更长的时间里，他把权力当成个人敛财的工具，把一个省当成私产来盘剥。这种做派，在风云变幻中也许能支撑一时，却支撑不了一世。

他晚年望着东方喃喃自语的画面，看上去有几分凄凉。可对那些被迫交出银元、首饰，拿几张废纸回家的宁夏人来说，这种凄凉未免显得太轻。对许多家庭而言，曾经的苦日子，远不是一句“晚景凄凉”能抵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