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服徐远举，保住半个海珠桥：程一鸣和郑耀先谁才是战略特工？

1963年春天，广州黄沙车站附近的江面上，往来船只表面上照旧穿梭，暗地里却已经开始有人悄悄撤离。表上看，是国民党军队在为南撤做准备；暗里，一场围绕“炸与不炸”的较量，在几个人之间无声展开。这场较量的焦点，就是那座后来被炸断一半、却顽强保住桥墩的海珠大桥。

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较量中真正举足轻重的人，并不是军中显山露水的将领，而是一位始终隐藏在敌营三十余年的红色特工——程一鸣。等到1964年12月，他从澳门秘密回归祖国，身份才正式公开，人们才慢慢明白，广州海珠桥能留下半个桥身，并非侥幸，而是有人从一开始就在算计“炸不透”的结果。

而在电视剧《风筝》中，军统行动处上校郑耀先的身影深入人心。有不少观众把他与程一鸣对号入座，试图寻找“原型”。从戏剧效果来说，两人身上都有“孤胆特工”的影子；但从史实和细节来看，两者之间的差距，其实远远不止一个军衔等级的问题。

一边是潜伏三十一年、掌握军统和保密局多条线索的“死间”；一边是性格刚烈、行动高调、敌我两边都时常得罪的上校干将。要分辨谁更接近“战略特工”，就得从几段具体的历史情节里，一点点拆开来看。

一、从“军统教官”到“红色死间”

程一鸣被公开身份，是在1964年冬天。那一年，他已经在敌方内部打滚超过三十年。按照当时的报道，他在蒋系特务系统里的履历非常扎眼：军统局临澧、黔阳、兰州等特务训练班教官、总教官；西北区区长；军统本部第三处处长；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伪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处长。解放后，又成了国防部情报局澳门站站长、澳门组组长，军衔一直是少将。

这么一串职务，如果只是普通起义人员，已经非常够看。然而程一鸣回归后，追悼会却由广东省安全厅和广东省政协联合出面，安全厅还主办了追悼会。这种规格，很难用“临时起义”来解释，基本等于直接点明：他是一位长期潜伏的红色特工。

程一鸣早年在军统临澧特训班任教时间很长，比沈醉、吴敬中等人都久。这个细节很关键。临澧特训班是军统系统培养骨干的地方，大量后来在情报、行动系统露头的军官，都曾在这里受训。程一鸣在这里做教官，等于把网撒到了整个军统、保密局的中坚层上。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1949年9月，广州尚未解放，军统兰州训练班第二期学生胡凌影，带着六名同学来到广州卫戍司令部保防处，专门“拜见程老师”。这六个人的身份不一般，隶属保密局技术总队，专门搞爆破。按胡凌影自己的说法，他们此行主要任务，是负责广州在撤退之际的大破坏，包括炸水厂、电厂、桥梁和重要军事设施。

能从兰州训练班，一直找到广州保防处，而且开门就叫“程老师”，这种人脉关系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换句话说，程一鸣在军统系统所处的位置，不只是一个高职务，更是一个“老师级”的人物。很多人打小就认他这门“师生情”，这在以后他布置、干预一些关键事件时，起到了很微妙的作用。

与程一鸣相对照，郑耀先在虚构的故事里也当过特训班教官，但他在军中留下的“学生网”却并不牢靠。戏里能为他卖命的，多是个人感情驱动，体系性的“网络”并不明显。而在真实的军统体系里，像程一鸣这种“教官出身、教期又长”的少将，是最容易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间建立起个人关系链条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程一鸣之所以在1964年回归，是因为在敌方阵营的怀疑已经慢慢逼近。他在澳门策应的一系列行动，让蒋系特务在香港、澳门一带吃了重亏，如果再拖下去，迟早会暴露。一旦身份被拆穿，按照特工行规，绝无生路可言。

二、澳门“翻车”：沈之岳、徐远举和那场大挫败

说到了澳门，就不得不提一位在军统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沈之岳。这人曾先后潜入延安和新四军，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的行动路线被泄露给戴笠，就有他的一份功劳。从资历和“战绩”来说，沈之岳在军统里是响当当的“老行尊”。

1963年4月20日前后，沈之岳以“情报局”副局长、“中二组”副主任的身份，秘密潜往澳门，部署对大陆的破坏活动。他的行程安排、伪造证件、入澳船只班次、住宿旅馆房号，甚至要见哪些人，用哪些暗号联络台北，事前都层层保密。按理说，这样的行动，连很多台北内部人员都未必能掌握全貌。

偏偏就是这一套“高度机密”的资料，被完整送到了北京。华南办事处提前掌握了他几乎全部细节，并通过公安部交给澳葡当局。结果是：澳门警方逮捕了一批潜伏特务，把沈之岳直接驱逐回台。对蒋系情报系统来说，这一次可谓颜面扫地。

这场“翻车”，往上细查，很容易查到澳门站的工作。顺藤摸瓜，一路往下，很可能就查到程一鸣头上。沈之岳回台后被撤职查办，已经说明台北方面对这次失败极度重视。程一鸣当时的处境，可以说是悬在半空，进退一线。

然而，非常有趣的一点在于：沈之岳对程一鸣并没有产生实质怀疑。哪怕在澳门连栽好几个跟头，他更多归罪于“运气”和“外部干扰”，并没往身边站长身上想。这种“看不透”的状态，某种程度上恰恰说明了程一鸣隐藏得有多深。

再往前看，军统行动处内部还有一个“火爆人物”——徐远举。沈醉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他狂傲暴戾。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四川某县发现地下党活动，当地军统请示行动处是否可以秘密逮捕。程一鸣“碰巧”称病不办公，徐远举代签批捕令，结果扑了个空，还引起上头一通不满。

事后程一鸣批评他，“徐远举”当场翻脸，还揭出程一鸣曾经“叛逃”的老底，言辞非常冲。按一般军队规矩，这种当面顶撞，还是上校对少将，已经够拿枪法办的了。更别说军统内部一向讲究上下严密，戴笠、毛人凤都偏爱“手段强硬”的部下。

偏偏程一鸣没有顺势“修理”他，反而在人前人后评价很高，说徐远举对特工理论、技术钻研很深，自己的特工手册和从国外搜集的教材，对方几乎都有。说白了，就是夸他“业务强”。

徐远举心高气傲，非常吃这一套。没多久，他就当着戴笠的面，一口一个“师”，还倒地拜师。临离上海前，还拉着程一鸣去做了一身高档西服，又到国泰照相馆合影。

这段看似小插曲的“拜师”过程，很能看出两个人风格上的不同。郑耀先在影视故事里，属于那种不讨好上级、不周旋人事，只凭本事硬扛的人。这样的性格，冲锋陷阵是好料子，但长期潜伏却是大忌。特工工作不只是在黑暗中开枪，更要在明处做“人情世故”的文章。能不能安抚暴躁的同僚，能不能把“对手”变成自己遮风挡雨的伞，很多时候决定了能活多久。

而在真实历史中，程一鸣正是凭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手腕，把一个火爆上校变成了自己的“拥趸”。在军统这种互相猜忌、气氛极度紧张的系统里，少一双盯着自己的眼睛，就多一分安全。这一点上，两人就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

三、半座海珠桥：一斤炸药都不给的“釜底抽薪”

回到广州。1949年夏秋之交，国民党在华南战局已定，败局明显。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名义上“严防共军”，实际上的核心任务，是准备体面撤退。所谓体面，一方面是军队怎么撤，另一方面，是临走前要不要“拉一把手”，给城市留下点什么。

毛人凤心里的“点什么”，就是大规模爆破破坏。炸水厂、电厂、桥梁、军火库，把一座城市搞成半瘫痪状态，这是当时很多撤退城市上演过的老套路。而具体执行者，正是胡凌影带来的那支爆破队。

程一鸣一看老学生带人上门，就隐约明白这趟来者不善。他以老师身份请胡凌影到太平馆吃烧乳鸽，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毛局长告诫，不可暴露此行任务”是场面话。几杯酒下肚之后，胡凌影还是摊了底牌，把炸水厂、电厂、交通桥梁和军事设施的计划讲得一清二楚，还特意提到技术总队队长杜长城也是“程老师的学生”。

表面上看，这是学生向老师表功：“看，关键任务交给了我们这批人。”实则无形中把自己的力量、手段、目标都亮了底牌。站在一个深潜特工的角度，这种信任固然“感人”，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这份信任，想着把破坏降到最低。

程一鸣很清楚，自己不能直接站出来否定炸桥炸厂的计划，那样不但完成不了上级交代的任务，反而立刻暴露立场。他能做的，只能是换一种方式动手，换一个方向下刀。

炸大桥、水厂、电厂这种大动作，按规定必须由作战部拟定计划，再会同保防处执行。这个流程，对程一鸣而言，就是他能做文章的缝隙。

他先把消息悄悄透给广州市市长李扬敬。在“特种会报会”上，李扬敬当众提出反对意见，说自来水厂和电力厂关系民生，跟纯军事目标不同，国民党在广州本就没为老百姓做过什么，临走还要炸掉水电，只会留下极坏名声。这番话看似是从“民心”出发，实际上是在公开场合帮程一鸣做挡箭牌。

表面上，毛人凤那边不一定会马上收手，但操作难度已经增加。更关键的是，爆破所需的大量炸药掌握在谁手里？这才是程一鸣真正看中的要害。

不久之后，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刘安祺单独找到程一鸣，透露一条极机密的安排：兵团奉命将在黄沙车站集合，渡海撤往海南岛。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部队通过海珠大桥后，要炸毁大桥，切断后路。

程一鸣当场就提出了异议。他从行军路线和兵力调动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大部队撤退路线是从黄沙登船出海，卫戍总部官兵则乘船沿水路向中山方向撤退，并不需要大规模通过海珠大桥。既然路线上用不着，炸桥的“军事意义”就变得可疑，而且还会影响己方人员撤退的安全。

更关键的一句，是他摊开双手说：现在自己手里连一斤炸药都没有。没有炸药，就算有命令，也只能空转。

刘安祺无法直接反驳，只能把锅甩给后勤，让他去找空军司令吴礼和后勤补给区主任谭南光想办法。程一鸣按手续去“要”炸药，眼看是公事公办，实则心里早有盘算。他从后勤那边“空手而回”，只带回来好几卡车废弃炮弹、枪弹、手榴弹之类的“杂货”，基本上是把能爆的垃圾都堆给了他，却一块真正成型的炸药都不给。

“就这些爱要不要”，是补给区的态度，也是程一鸣的机会。这种杂七杂八的废弹，集中堆在桥面上爆炸，当然可以炸掉桥身、破坏轨道，对周边民房也会造成一定损失，但想彻底炸穿桥墩，破坏桥梁结构基础，就很难做到。专业爆破与胡乱引爆，效果差了不止一两个层级。

后来事实证明，广州海珠大桥确实被炸断过一段，但桥墩保住了，大桥很快就得以修复使用。这种“炸一半”的效果，说是巧合，不免太巧；结合前后经过来看，更像是一位懂得桥梁结构的人，刻意制造“炸不上去”的局面。

更耐人寻味的是，爆破具体时间，很多关键人物事前压根不知道。二十三兵团副司令、兼任广州市警察局长的吉章简，以及卫戍总部一些高级军官，都在爆炸中险些被殃及。程一鸣明明清楚爆破时间，却守口如瓶，连上级李及兰也没有提前告知。事后李及兰在解释时，只能说自己也不掌握准确时间，卫戍总部官兵没有一个提前接到通知。

这种做法看似“冷血”，其实恰恰是把自己摘出去的最稳妥方式。爆破行动按命令完成了，上级难以追究“执行不力”；但炸药不足导致没有全毁，责任可以推回后勤和技术层面；而对一些本可以提前规避的人员不加提醒，一方面让自己摆脱“通风报信”的嫌疑，另一方面，也将各方的不满和怒气引向毛人凤、李及兰等决策者，进一步模糊视线。

至于胡凌影等爆破队，在他眼里算不算“必须消灭”的对象，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从特工纪律和个人安全考虑，如果贸然动手消灭这支队伍，台北方面必然马上派新的人接手任务。新来的人若与他毫无“师生情分”，反而更难把控。相比之下，让旧学生“干不透、炸不成”，既完成了表面任务，又减轻了实际破坏，这种折中，很符合“死间”的思路。

这一套“釜底抽薪”，与郑耀先式的“拔枪解决问题”，差别就出来了。枪一响，局面立刻变得尖锐，敌人会立刻收缩防线，换人、换线、换法。炸药被“消失”掉一大部分，行动仍然进行，但效果有限，责任分散，这才是真正难以防备的手段。

四、“战略特工”的尺度与边界

说到这里，程一鸣和郑耀先谁更接近“战略特工”的标准，答案其实已经浮在纸面上了。

《孙子兵法·用间篇》中有“死间”一说：“死间者，为诳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书里讲得很透彻，间谍之事，非圣智不能用，非仁义不能使，非微妙不能得其实。用间不只是派人去偷情报，更重要的是，如何在敌人内部制造一种“真真假假”的氛围，让敌人以为掌握了真相，实际上是在按己方意图行事。

从这一点看，程一鸣的特点很突出。他长期潜伏在敌对阵营高层，不仅承担情报传递的任务，还常常在具体行动中暗中做“减法”：该炸的桥炸不透，该杀的人没杀成，该破坏的设施完好保留。这种“以不作为为作为”的方式，对外看来像是偶然失误、执行不力，对内实际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运作。

更重要的是，他在敌方系统内部的定位，接近“系统性人物”。从教官到区长、处长，再到澳门站站长，职务不断上升，但行事风格并不张扬。他既没有刻意表现“忠诚”到引人侧目，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多余的正义感”，在敌方看来，他是一个善于业务、略带书生气、偶尔有点“理论化”的特务头目。毛人凤对他的评价，大致就是“搞理论的，爆炸前吓跑了不奇怪”。这句看似嘲讽的话，恰好是对他隐藏之深的一种证明。

反观郑耀先，在电视剧中的设计，是一个做事“太用力”的特工。行事高调，杀伐果断，到处树敌。上头忌惮，中统、军统内部都有人想借机会整他。这样的设定，对剧情冲突是好事，对真实潜伏则是致命弱点。一个动不动拔枪的“孤胆英雄”，在实际情报工作中，很难长期站在高位不倒。

所谓“战略特工”，往往有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时间长。潜伏不以年计，而以十年、二十年计，甚至横跨政权更替。这类特工往往要压住个人的荣辱得失，忍住一切冲动，有时还要亲手推动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决策，以维持敌方对自己的信任。

二是位置高。不只是“行动能打”，更要在敌人体系中占据一定话语权，能影响人事安排、行动执行、情报流向。这种位置，才谈得上“战略”两字。郭汝瑰、刘斐、吴石一类人物，都有类似特点。

三是手段“微”。该出手时并不迟疑，但多数时候不是靠爆破、刺杀来显示价值，而是通过极细微的“调整”，改变一场行动的结果。比如改变一个命令的措辞、延迟一份文件的送达、少批一部分物资、故意“理解偏差”一个任务等等。看上去都是小事，却能把天平悄悄向另一边压下去。

程一鸣在广州海珠桥事件中，恰恰展现的就是这种“微妙”。既没有公开违抗命令，又没有过分卖力落实“破坏计划”；既保住了关键基础设施，又避开了过早暴露的风险。这种在缝隙中求空间、在夹缝里做文章的本领，放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情报斗争里，都属于极高难度的操作。

不能忽视的是，长期潜伏的代价也极其沉重。程一鸣直到1964年才回归，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十五年，第一批开国将帅早已功成名就，他却还在敌营里小心翼翼走钢丝。很多早年共事的同志，甚至都不知道他还活着。公开身份之后，他的贡献才逐渐被系统梳理出来。这种“晚认”的命运，本身就是“死间”的一部分。

与此相比，郑耀先这种“戏剧化人物”，更像是把多个真实特工的特点拼接在一起。勇敢、果断、能打，都是特工应该具备的品质，但离“战略特工”的标准，还差那份长期潜伏的隐忍，那种在关键节点只动一根指头的克制。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两人的差别：一个是战术层面的“好刀手”，另一个是从布局到执行都能影响的“棋手”。在敌营内部，刀手出锋芒，棋手藏心机。真正左右局势的，往往不是端着枪冲在前面的那一个，而是默默决定“给几斤炸药”“晚送半小时情报”的那一个。

海珠大桥后来能保住桥墩，几卡车废弹虽炸得声势惊人，却没伤到根子。把这件事与澳门沈之岳挫败、与军统内部“降服”徐远举等情节连在一起看，就不难看出：程一鸣在敌营三十余年的角色，远远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潜伏者”三个字，更接近一种在暗处调整战局走向的“战略支点”。

到了1986年6月29日，他在广州逝世。追悼会上，安全系统和地方政协同时出面，很清楚地点出了他在那段隐秘战线上的分量。那种几十年积压下来的隐忍、谨慎和算计，随着个人的离世一并封存，只留下少数回忆录和零散史料，把他的经历一点点拼回去。

就事论事地看，郑耀先这种人物设定，很难在真实历史里活到1964年，更不可能在军统、保密局体系中一路做至少将而不被怀疑。程一鸣能做到，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时候该“无能”，什么时候该“消失”，什么时候只推一下炸药数量、只少给一点火力支援。那些看似不起眼的选择，累积起来，才构成了一个“战略特工”的真正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