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栋院士呼吁降低高考数学物理难度，能否缓解教育内卷？

近日，中国科学院李亚栋院士（无机化学家）提出，要整体降低高考难度，尤其要降低数学和物理难度。

院士的理由是，难度太大，导致基础教育太卷了，容易让学生失去学习兴趣。

要缓解教育内卷，一切不触及本质的改良都是抱薪救火。

唯一有效的就是那两个字。

同志们仍需努力的那两个字。

教育内卷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工农兵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对子女“阶级滑落”的恐惧。

这本质上是他们自身对曾经物质匮乏、文化弱势或社会地位不稳定记忆的深刻应激。

他们曾是“教育改变命运”叙事的受益者与信徒，因此也最彻底地内化了其逻辑：教育是逃离原生阶层的单程票。

他们试图让子女“永远脱离工农阵营”，这一行为背后，并非简单的背弃，而是一种被体制塑造的“成功”标准下的本能选择——

将自身阶层的文化资本（对教育的重视）转化为子女的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完成代际的“彻底安全着陆”。

然而，这条看似清晰的上升之路，却面临着两堵难以逾越的高墙，使其注定成为多数人的“悬空之旅”：

1. “学历通胀”下的通道收窄：当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大学生”身份便失去了稀缺性光环。

他们的子女面临的，是与数百万同样持有学历凭证的同龄人进行“内卷式竞争”。

过去的“大学生=预备干部”公式已然失效，学历从“上升阶梯”变成了“生存门槛”。

通往真正优势位置的窄门，已被更隐性的资本把守。

2. “权贵”阶层的封闭性与排斥本质：权贵作为剥削性利益的享有者，其核心特征就是排他性与继承性。

他们并非通过公平竞赛来吸纳新成员，而是通过血缘、联姻、密友网络等非正式渠道进行内部再生产。

一个没有背景的、仅凭学历闯入的新贵，往往被视为不稳定因素和资源争夺者。

因此，工农兵家庭知识分子追求的“被接纳”，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一厢情愿。

甚至我敢说一个不怕死的暴论：那些想摇身一变成为贵族门阀的流血牺牲者的子孙。

他们拥有的方式，掌握的方式，使用的方式，注定了他们也变不成爱泼斯坦岛上贵客。

最终只有幡然醒悟重拾先辈旗帜，和“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两种结局。

至于一般工农兵家庭出身知识分子的子女，更不用说最多进入专业中产阶层（如医生、律师、工程师、高级白领），成为服务于权贵体系的“高级雇员”，而非掌握分配规则的“游戏制定者”本身。

于是，一个悲剧性的群体产生了：他们通过教育成功地与父辈的工农生活世界在物质和文化上割裂，却无法在真正的权力与财富核心圈层中扎根。

文化上疏远了工农的质朴与集体记忆，又未能完全习得上层的品味与隐性规则；

经济上依赖出卖高级劳动力获得优渥但不稳定的收入，缺乏真正的生产资料或资本性收益；

认同上既不愿回归，又难以融入，陷入深刻的身份焦虑与不安全感。

而这种不安全感，又驱使他们以更极端的“鸡娃”方式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加剧了整个系统的内耗。

当“公平选拔”的叙事抽空了社会主义消灭阶级的终极目标，教育便彻底异化为一场个人主义的逃生竞赛。

这些知识分子在行动上否定了自身阶级出身的价值，却在结构上无法达成“跃迁”，反而在无形中巩固了那个需要“人上人”与“普通人”分野的阶层结构。

他们成了这个结构的忠诚维护者（深信其公平性与必要性）与痛苦承载者（承受其竞争压力与悬浮代价），而非其批判者与改造者。

真正的出路，不在于教导下一代如何更精巧地逃离一个阶层，而在于共同努力去改变一个制造了“必须逃离的底层”与“难以企及的高层”的社会结构。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或许比“让子女脱离工农”更根本的使命，是重新建立与工农的精神联结，利用自身文化资本，去揭示结构的真相，而非仅寻求个人的豁免。

这需要从“恐坠”的个体焦虑，转向“共升”的集体觉悟——而这，正是社会主义教育理想中被遗忘的核心：教育的目的不是筛选谁去统治谁，而是让所有人获得不再被统治的自由与能力。

那两个字，是唯一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