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决定论？徐之明教授：德意日发达的原因之一，是与法西斯切割

2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徐之明在其“老学说道”账号中称：

“二战的三个主要的战败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都是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原因之一是它们与纳粹传统、法西斯主义传统、军国主义传统进行了切割”。

此言引发了网友的两大主要争论：一是其中的日本真正与“军国主义”切割了吗？二是德意日仍能成为发达国家的原因，大家在认知上亦有所不同。

首先，德意日在二战后，与法西斯主义进行切割了吗？——答案基本上是肯定的！

德意两国就不用说了，只言中国网友最为关注和争议的日本吧：

可以说，与二战前日本的军事封建性、天皇为中心的制度、军部独立以及军事至上主义、经济军事化、全面战争化的洗脑宣传、舆论控制和对外的全面侵略性相比，言现在的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去法西斯化”，还是较为客观的现实。

当然，日本在宪法、政府组织、军事组成等法律制度的形式上，虽然实现了去法西斯化，但其在思想、文化和精神维度上，却难言完全“去军国主义化”。

这主要表现在其在历史问题上，并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深刻和全面的反省与认罪！

比如，其对战犯的拜鬼供奉；对于和平宪法的不断突破等方面，都表现出与德国的差距很大，这也是为何在东亚地区，日本仍难以获得邻居们的真正原谅和信任的重要原因！

而关于二战后，作为主要战败国的德意日三国，其很快走向崛起，并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原因，人们的认知上，也有所不同。

这里主要有两种观点分歧：其一，认为三国之所以走向发达，一是与二战前它们就通过资本主义掠夺、剥削等资本积累，本就有着发达国家的底子。

二是主要与美国战后对三国的扶植，像德意通过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将其变成为美苏两大意识形态集团对抗的得力助手、桥头堡有关。

而日本则借助于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经济上得到重新武装——这也包括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都受益于美国的这一全球战略。

这两点的看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事实性存在，应该算是三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因素之一。

而徐教授所言“三国都与法西斯进行切割”，其实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老徐此言说得较为具体化、单一性，但仍可以说，还是戳到了点子上——用更为宽泛化和完全性的表述，可以借用2024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之言描述，即阿西莫格鲁等学者所称的“国家繁荣到底是什么决定的”——制度！

二战后的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包括东亚受到美国巨大影响与援助的“四小龙”，都受益于美国为模版的市场经济制度及相应的政治体制。

有关国家发达、富裕的原因，历史上，主要产生过四大观点：人种决定论、地理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

二战前，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兴起，这些以白人为主的地区，曾兴起过狂热的“人种决定论”。

比如“戈比诺主义”，便是较为典型的人种决定论，其也正是德国纳粹主义诞生的一大理论土壤。

但将文明建基于天性不可改变的基因之上，显然违背了现代文明社会的规律和原则，如今已基本上被主流社会所抛弃。

后来，还一时兴起过“地图炮”性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代表人物是思想家孟德斯鸠。

确实，在人类蒙昧发展时期，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必会吸引并养育了早期的人类祖先，这种因素的作用，显然有一定道理。

无论是人种论或是地理论，显然都会局限于外因，本质上，皆为“机械唯物论”。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这两种论调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属性之缺陷，就会不断被放大，因而也被弃之于地。

在此之外，“文化决定论”便开始占了上风，像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其中的代表思想。

而其认为西方文化为无人能及的先进文化，暗含着文化优劣论的观念，却是其一大硬伤。

但仍不得不说，现实历史的推进过程可以作为辅证之下，加之文化决定论在逻辑上更有力度，论证的脉络也更为清晰，显然要比人种决定论和地理决定论有着更为深入、可信的归因性。

最后，就是2024年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制度决定论”出现。

其理念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主要取决于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获奖学者认为，现当代的国家制度，主要可分成“掠夺攫取型制度”和“包容互利型制度”两种，它们才是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走向繁荣的根本基础。

当年欧美对外殖民过程中，像英国逐渐从对殖民地最初的完全攫取方式，走向了后期相对的互利性制度。

同时，在国家内部，包容互利型的制度，显然更适应合理的竞争性，能令社会的科技发明、思想和文化活力得以激活，并迸发出巨大的活力。

且包容互利型制度不仅对于广大民众有利，长远来看，其对统治者也一样有利。

由此可见，二战过后，美国带给战败国德意日的不仅只是各种物质援助，更有以美国制度为模版的经济、政治、文化体系的至深影响，所以，当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才有了三国成为发达国家的可能。

相对而言，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显然更有逻辑上、理论上和现实验证上的可信度，并已被世界上不同国度的人得以实践和不断修正中。

当然，哪怕是单纯的地理、人种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也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制度、文化因素的改变、影响。

所以，一个国家的发展与繁荣，很难说只有一种因素在起作用，但总体而言，人们更为拥抱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主导性，也是不言而喻！

而文化与制度这两大因素，也不能人为割裂，而是相辅相承、互为影响。

像在100多年前，我们这儿出现过鲁迅和胡适之争，二人在实质上，正是关于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的分歧。 但无论如何，文化与制度也不可能单列与割裂，只会互相影响、相互作用。

就像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思想相结合一样，制度也要建立于文化之上，二者的互相影响与互相促进，才能催生出更为符合现实需要和客观规律的文化思想与制度设计。

在“制度决定论”中，显然我们必然会倾向于选择“包容互利型制度”——因为，就像诺奖作者所言：“只有当社会制度允许公开争论、尊重知识产权、奖励挑战权威，技术进步才有可能持续发生”。

对此，诺奖评委会的点评中也称：“不是看谁专利多、论文多，谁就能赢，而是谁能持续产生容忍破坏的新制度，谁才能拥有真正的创新引擎”。

“假如一个社会不敢打破旧有秩序，不愿承认失败是创新的一部分，那么最终被破坏的不是旧技术，而是它的增长能力”。

所以，就像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言的“平等、公正、自由、民主、法治”等思想环境之下，才能让我们的制度产生出“为有源头活水来”创新力，才能让我们的文化不只拘于千年不变的死水一潭，而是“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前行与进步！

当然，回到“小日子”的问题上，如果其真正想摆脱正在走向的“失去的四十年”，及“二流国家”的困境，则必须对历史进行彻底反省和清算，并在制度上予以不断修补与完善。

如果日本还想死抱着“法西斯”的幽灵不放，并实质上向这一落后、失败的反人类制度与思想文化回流，那只能说，逆历史潮流和客观规律而行者，最终都将会验证那句网络语：“NO作，NO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