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秘密勒死的红一军军长

本文转自新大观，选自《历史谜案揭秘》（《炎黄春秋》精品书系），作者桂诗新。

一

1930年春，中央任命许继慎为红一军军长，这位黄埔一期生以卓越的指挥才能，仅仅几个月，就把鄂豫皖根据地连成了一大片。中央在给他的信中，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并把鄂豫皖苏区划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就其面积（25个县）和人口（250万人）来说，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许继慎执行中央的指示，总是雷厉风行。

金秋九月，“左”倾盲动主义者们对鄂豫皖红军，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按照这一指示，许继慎率红一军沿京汉铁路，先袭击湖北的广水县，未克，随即越武胜关直取信阳城。

信阳，古称义阳，北宋太平兴国元年改为信阳。这里，是连接武汉的交通枢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许继慎

对于敌人的情况，许继慎是了解的，但为了攻占信阳，完成攻占中心城市的任务，只有孤注一掷。

那天，他乘夜色指挥部队楔入了信阳火车站。如注的弹雨，打得墙壁、车皮、铁轨火星四溅。在熊熊的火光中，经过激烈的争夺，才占领了车站。翌日拂晓，城内守敌依仗坚固的城壕，负隅顽抗。至中午，红军数次进攻均未能越城池一步，部队反而暴露于敌人的火力圈内。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眼看攻城无望，许继慎下令撤兵。

两次战斗的失利，使红一军将士们的情绪十分沮丧。敌我力量的悬殊，党内

“左”倾盲动主义的干扰，搞得他们无所适从。一些干部战士当着许继慎的面说：“连广水、信阳都攻不下，哪还有力量去打武汉啊？是谁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让他去试试！”

战斗的失利使许继慎清醒地认识到，红军远离根据地，无群众支援，无后方供应，如果继续在铁路沿线作战，势必造成被动。他率部返回根据地，每到一地，即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土地革命纲领，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还乘势建立了正（阳）汝（阳）游击队，罗山、光山地方武装。革命的势力扩大到了豫东、皖北等地。

蔡申熙

鄂豫皖红军力量在许继慎的正确领导下逐步壮大，苏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鄂豫皖红军的战斗力，使国民党政府十分惊恐。蒋介石派出数十万兵力，于11月上旬开赴鄂豫皖，对红军实行大规模的“围剿”。

关键时刻，中央派来曾中生担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会主席。曾中生身体消瘦，说话直率热情，与许继慎一见如故。自从有了曾中生相助，许继慎马不停蹄，带领红军驰骋于数百里的大别山区。一会儿从东转到西，一会儿从南麓跳到北麓。他根据自己总结出的“赚钱就干，赔本不来”的作战经验，在鄂东北根据地，于黄陂、新洲、黄安、黄冈、麻城一带痛击敌军，以后又迂回豫东南、皖西，以游击战和运动战等形式，解放了商城、金家寨、麻埠、独山、叶家集、苏家埠、六安等地，歼灭了大量“围剿”的敌军。特别是香火岭一战，歼敌三个整团，共毙俘敌三千余人。

1931年1月15日，活动在蕲（春）、黄（梅）、广（济）的红十五军在蔡申熙的率领下，来到豫东南根据地，在商城南部的长竹园与红一军会师。根据中央的指示，两军合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为加强领导，中央派来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委，许继慎改任第十一师师长。

二

1931年，王明的党中央为了推行一整套“左”倾政策，派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鄂豫皖军委主席。中央分局一成立，张国焘为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极力推行“左”倾新政策，大搞宗派主义，对持不同意见者，实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内形成了日益尖锐的斗争。

5月，张国焘来到金家寨，见到许继慎。许认为张是党的元老，有理论有水平有威望，耿直的许继慎把自己对建设军队和根据地的意见、建议，一股脑儿地向张国焘倾吐出来。许继慎坦率地说：“有的领导一意巩固苏区，满足现状，我认为这比较保守，应该抓住一些有利时机向外扩大和发展。根据地毕竟就这么大块地方，人力物力是有限的，假如敌人再大规模进攻，我们就没多少回旋余地了。”

沈泽民

许继慎又说：“沈委员（沈泽民，中央分局委员）来皖西后，到处指责苏区党和红军这不对那不该，对许多有功的干部，不问青红皂白，只凭印象，打击较多，还说我们执行的是‘左’倾教条主义。现在是革命力量的发展时期，只有团结更多的人，我们才有实力对付敌人的进攻。请张主席一定要协调好这些事情。”

对于这些忠诚、坦率的意见，张国焘作为党的负责人，本应认真听取，深入研究，但他采取了两面派做法。当着许继慎的面，他说：“嗯，很好！我从鄂东北过来时已经看到了，皖西一带买卖兴旺，粮食充足，苏维埃建设和红军建设都很有成绩，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嘛！我也早就听说了，原特委和红四军负责人都很重视你的意见，这与你的能力和功绩分不开的，对鄂豫皖根据地军事上你有很大贡献，你要再接再厉。至于沈泽民嘛，他过去是个作家，书生气十足，对皖西苏区的要求是有些操之过急，对同志过于严厉，这应该改正。不过，他的本意你们也应该理解，为了工作嘛！他也是一个很能干的领导人。”

可是第二天，张国焘却对另一位领导干部说：“许继慎是一位才华毕露的人，爱谈政治，昨天他向我提了不少意见嘛。有些我不敢苟同，他那种说法，目中无人，有军阀主义倾向，我们要注意，我不会任其发展的。”

7月上旬，在商城县余家集，张国焘在一家祠堂里主持召开了鄂豫皖苏区历史上有名的一次军事扩大会议。会议主题是讨论红四军行动方针。

张国焘坐在一张雕花老式木椅上，面孔有些泛黄，他正患痢疾，带病工作。他慢吞吞地讲了一通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之后，语气陡然升高：“现在，江西苏区正反第三次‘围剿’，我们要把支援他们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用进攻和威胁大城市，调动敌人的军队，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我决定四军先打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入安庆，打下安庆以后再继续东进，围困威逼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

7月28日，中央分局在新集召开扩大会议时，张国焘又说出了这个主张。

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紧接着，许继慎站了起来，粗门大嗓道：“我觉得，你说的计划是冒险主义的，那样做，四军必然要吃亏。根据敌人兵力分布和我军后勤供应，我的意见还是南下，先打英山，再去蕲（春）、黄（梅）、广（济），威胁长江，策应江西。这样，可以使鄂豫皖根据地发展到蕲、黄、广去，请张主席再认真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嗯？考虑我们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么？”

张国焘对许继慎已经没有了好感，瞥了一眼曾中生、邝继勋和许继慎、徐向前，担心又出现上次会议的情景，赶紧先发制人，大声道：“就这样定了，四军一个月内完成这个任务！”

这是命令，代表党的命令；这也是尊严，一个250万人口的苏区领袖的神圣尊严。你执行也得执行，不执行也得行。

于是，许继慎同曾中生、徐向前等军事领导人被迫奉命东进。

三

红四军聚集了十、十一、十二师共六个团一万余人的兵力，在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的带领下，于7月28日从商城南部的新集出发，冒酷暑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别山北麓，往南长途行军，过斑竹园、吴家店，直取英山城。

7月30日夜，部队到达英山城外，连夜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二天激战一天，傍晚就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一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

炎炎酷暑，限制了人的活动。占领英山城后，部队休息了两天。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刘英等军师领导人乘这机会在一起开了个会，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研究决定：改变张国焘决定的行动方案，向南进击。从实际情况分析，这的确是一个明智之举。

徐向前

对于这个行动，徐向前元帅后来回忆说：根据张国焘的决定，打下英山后要东出潜太，攻打安庆，威胁南京。对此，大家本来就想不通。在英山，我们认真分析了当时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觉得东进确实没有把握。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两个多旅把守，我们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我们三个师才五六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住英山守后方，东进只有四五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守，沿途再留点兵力，还有多少力量去攻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之地呢！

第三，太湖、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条件、群众条件、敌情条件，我们都不熟悉。一鳞半爪知道点，也是从敌人报纸上看来的，不可靠。

……如果南下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则有利得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比较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程，敌人兵力也空虚。

因此，在商量利弊之后，出于对红军对革命负责的考虑，军部最后决定乘势进据蕲、黄、广，并将这一行动报告了中央分局。8月19日，他们占领广济（现为武穴市），又克黄梅，捷报频传。部队一面打仗，一面打土豪，没收官府财产，开仓分粮，开展党、苏维埃和群众工作。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红四军就歼敌七个多团，震动了九江、武汉，并牵制了敌军，声援了江西中央苏区。同时，还开辟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山）、罗（田）、蕲（春）、黄（梅）、太（湖）大片根据地。而且这一带比较富庶，红四军的这次行动，除了大量的粮食、武器等军需物资外，仅收缴的黄金就有

20余斤，银子1800余斤，大洋7万元，使部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保障。那20斤黄金，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人直接送交到上海，以提供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之用。

红四军的胜利，本该表彰宣传，事实已经证明和教育了当初的反对者。然而，张国焘却不考虑你胜利不胜利，违背了他的意志，就是对他权力的侵犯。他连续写信到前线，指责红四军领导人擅自改变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重复立三路线”等等，并强令部队返回新集。

鉴于同张国焘斗争的严重发展，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可是，考虑到中央分局的一再强令，红四军被迫回返。

四

北返途中，性格刚直、眼中揉不得沙子的许继慎，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一直有火，积极提议召开干部会议，明辨是非。他涨红着脸，对曾中生说：“大路不平众人踩，全军干部都是这个意见，看他张国焘怎么办！”

曾中生、徐向前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下，不然就这么到了新集，依然难以交代。

9月4日，部队行至英山县鸡鸣河驻扎了下来。红四军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

曾中生

那天上午，在鸡鸣河镇西的一幢逃亡地主的宅院里，红四军政委曾生主持了这次会议。曾中生首先念了一遍张国焘的两封信，对红四军南下以来的行动和战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表示激愤，接着，让大家发言。

身材魁梧的许继慎首先站了起来：“张国焘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一来鄂豫皖我就感到不对劲。我们费尽心血统一鄂豫皖苏区和红军队伍，接着以曾中生同志为主的鄂豫皖特委领导苏区军民又开创了这么大地盘，建立了几乎是百战百胜的红四军，他不但不肯定，反而硬说我们这不是那不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能打败那么多国民党反动派？如果路线错了，红军能得到这么大的发展？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再说，我们这次南下行动，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当初我力主南下，现在我更认为应该南下，事实是明摆着的。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我表示坚决反对！

”真是出乎意料。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周维炯、姜镜堂等将领们和广大干部们，并不怕张国焘的压力，群情激愤，争相发言。这些久经战斗考验的指战员，对南下与东进的是与非，个个都非常明了。革命队伍的优良作风，锻炼了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坦荡直言的性格。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特别是许继慎、周维炯等人，更是慷慨激昂，直接驳斥张国焘的错误，并勇于坚持正义，勇于承担责任。

张国焘

会议讨论到最后，干部们一致表示给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写一份反驳的申明书。《申明书》详细陈述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的共同意见，由曾中生起草，同时另抄了一份报中央军委。许继慎带头在《申明书》签名，那“许继慎”三个字，足足占有五个人签名的地方，可见他一腔激愤。

红四军在鸡鸣河召开会议的消息传到新集后，张国焘火了，他宣称鸡鸣河会议是红四军中“改组派”的反党会议。刘士奇携《申明书》随行军部队先期到达新集，向张国焘当面汇报的当天，张国焘就火冒三丈地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联席会议。

两张合并一起的宽大的红漆方桌旁边，围坐着十余位党和军事高级干部。分局会议室内，充溢着紧张的气氛。会议错误地决定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职务，并决定开展“肃反”工作。会后，张国焘即派陈昌浩作为全权代表，乘“列宁号”飞机赶到麻埠，接任红四军政委一职，并授意陈昌浩相机处理许继慎。

同时，张国焘还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通告，说“严厉镇压反动派是党在目前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求红军和地方各级党组织“动员一切同志、一切革命的群众参加肃反的工作”。

陈昌浩一到麻埠，就奉命开始在红四军中进行“肃反”。当天晚上，就逮捕了平日同许继慎比较亲密的几个团干部。许继慎更避免不了这场厄难。在大别山北麓的商城县余子店，他便被五花大绑地捆了起来。

张国焘称他掌握了许继慎翔实的“反党依据”。原来，早在8

月初，红四军收复英山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曾扩情，利用和许继慎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遣特务任廉洁和钟梅桥带他的亲笔信到英山找许继慎，妄图进行拉拢。许继慎是个有着坚如磐石革命信念的战士，两个特务找到师部后，许继慎接过信一看，勃然大怒道：“这不是要我与敌人勾结，倒戈投蒋么？策反竟策到我头上了！来人！”许继慎拍了下桌子喊来卫兵，“将他们捆起来，连同这封信一起送交军部。”

五

曾中生和徐向前也是了解许继慎的。

许继慎是安徽省六安县土门店人，1901年出生在一个多少有点田地的中农家庭。父亲一生勤劳，才积攒点财产，因之多少能供他上学。

五四运动后，他在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思想激进，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于1921年4月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被推选为学生总会常委兼联络部长，是学生运动领袖之一。正因如此，他被反动军阀通缉，被迫离开安徽，赴上海考入上海大学学习。

1924年春，许继慎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参加第一期学习。在那里，他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中坚分子，因此，周恩来担任中央两广区委军委负责人时，根据两广区委的决定，许继慎由团转党，与

陈赓两人同任黄埔军校支部委员会候补干事。

北伐时期，党派许继慎到叶挺独立团任营长，屡建战功；后任团长，在保卫武汉、平定夏斗寅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优秀的指挥才能。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他在保卫武汉的战斗中负了伤，被党中央召回上海，一边治伤一边在中央机关工作。

1930年3月被派来鄂豫皖苏区，担任红一军军长职务，为统一红军、建设红军和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样一个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经历了严峻考验的红军优秀将领，怎么会突然间与敌人勾结呢？

曾中生、徐向前很慎重，严肃地审问了蒋介石口谕曾扩情派来的这两个特务，知道是敌人的离间计后，遂决定送中央分局处理，并说明了他们的意见：许继慎个人英雄主义是有点，但倒戈投蒋是绝对不会的事。

可张国焘不顾事实，找到了这个借口十分高兴：

“嗯！我说许继慎为啥拼命反对东进，原来有此因素，危险哟！他们一定有一个阴谋组织。”

其实，对于这样的信，张国焘不是不明白，国民党将领刘峙也曾给他送过同样内容的一封信。

不几天，在彭杨军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数百干部，张国焘别有用心地栽赃陷害道：“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组织了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员共九人，主席是许继慎，他们决定9月15日在武穴暴动，幸亏被我们破获了。”

六

10月6日，张国焘命刚返回新集的红四军和红七十三师团以上干部，到光山县的泼皮河开会，本意斗争曾中生、许继慎，却因干部们不积极表态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8日上午，张国焘骑着马，带着一排保卫人员，从新集赶到白雀园，亲自坐镇，主持军内“大肃反”。

屠杀之前，他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还想最后做做许继慎等人的拉拢工作，只要他们听命于他的家长制，在会上认个错，他暂不想看到他们的血。

他让人把许继慎带了来：“同志们没给你苦吃吧？快坐快坐！”一见面，张国焘挤出笑脸，假装关心地双手扶着许继慎的肩膀。

张国焘

“如果我确实犯了错误，就是吃苦也应该！”许继慎依然是那种磊落、坦荡的硬汉子性格，宁死不会拐弯。

“你这个人呀！我知道你是一员战将，可党的决定无论如何是要服从的嘛！你不该在南下路线上固执己见嘛！你已经有了‘第三党’的嫌疑，你那样，人家能不怀疑你拼命南下为了啥？”

“那能为啥？为了红军，为了打敌人呗！我是个带兵的，总想打胜仗不打败仗呗！”许继慎一直昂首挺胸地站着，涨红着脸，两眼望着窗外。

“你觉得我们还可以合作得好么？我来鄂豫皖后，你一直跟我过不去，我们都是做党的工作嘛！我素来喜爱战将，你还是承认自己是‘第三党’，交代你的组织，考虑一下如何立功赎罪为好，你说呢？”

“我没罪。我不是‘第三党’。我没有啥交代的。四军行动路线上，明明是你错了，可你硬让我们东进，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送死？”无畏强硬的口气，正义直率的语言，吓得张国焘心里发寒。他知道拉拢不过来了，同曾中生一样，不会向他认输的，便甩起杀手锏，一反温和的态度，怒声道：

“那你为什么伙同他人搞一个组织？有什么目的？是不是想投靠国民党？是不是想反革命？有人供出你是‘第三党’，你要如实向党交代！”

“那是有人陷害！对党对革命我问心无愧，从没有反革命行为，我要想反水，何等今日？”许继慎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告诉你，我们掌握了可靠的证据，中央也来信表过态。”张国焘怒冲冲地走了。

不欢的会面，更为许继慎的厄运下了注脚。

第二天傍晚，夕阳西下，河风习习，初冬的西北风，带着一股寒气，吹得人直打冷战。张国焘吃过晚饭，骑着马到白露河滩上散步。他再次让人带来许继慎。

他下了马，背着手慢慢踱到一片树林中，转身对许继慎说：“你是一个立有战功的人，党还是爱惜同志的嘛！给你最后一个机会，你只要承认是‘第三党’，分局还会重新考虑处置问题的。”

“不是就不是，让我凭空承认？不可能！我本来对你是很尊敬的，没想到你是这种卑鄙小人！”许继慎已是怒火满腔了。

张国焘听了这话，倒没生气，阴冷地一笑，眯着眼睛看看许继慎，朝几个跟过来的保卫局人员示意一下，便背过身踱着方步远去，假装欣赏哗哗流淌的大河及树林上空的晚霞。

许继慎雕像

几个战士掂着马鞭，被迫对许继慎狠狠地抽打。一位目睹此情此景的红军班长，悲愤地记下了这个场面：

漕家河（白露河）水流湍急，冲击着平浅的河滩。河滩上却出现了一幅令人触目惊心的情景：许继慎同志被捆在那里，遭受鞭打。当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打得血流满面，皮开肉绽。为什么要打我们的老军长呢？

他是打了败仗，还是违抗了军令？就是犯了弥天大罪，应该军法从事，也不兴这么毒打呀

翌日上午，天高云淡。田野里，农民们在自由自在犁田耕地，准备播种小麦。附近村庄，听得到一阵阵战士训练的喊操声。看去整个苏区十分祥和、安定。

而白雀园镇内，在张国焘主持下，临时革命法庭正在火神庙召开“公审”大会。会场很简单，两张方桌、几把椅子放在大厅上方。四周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参加“公审”的，是各师团连以上代表。戒备森严的会场，也允许一些群众进来观看，以示公允。

许继慎头扎绷带，浑身血迹斑斑。灰土布军装被撕得一条条的挂在身上。他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与他同时被带来的，还有十一师师长周维炯，其遭遇同许继慎一样。

大会开始后，张国焘当众宣布了许继慎、周维炯组织反革命九人委员会，企图暴动投敌和参加“第三党”“改组派”等“罪状”，喝令许继慎交代。

许继慎怒火中烧，忍着剧痛，极力从担架上坐起来，两眼冒火地逼视着张国焘，大声说：“诬蔑，统统是诬蔑！假的，统统是假的！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几十次大的战斗，大都取得胜利；在艰苦环境中，用鲜血和全部精力投入红一军建设中，统一和巩固了鄂豫皖根据地。这些，足以证明我是忠于党、忠于革命的，苏区军民有目共睹。红白忠奸，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会作出公正结论的，你张国焘是代表不了党的！”

这些话，如地下冒出的一股清泉，清清亮亮，句句是实，字字在理。在场人无不暗自叹息。尽管在此之前，张国焘授意一些人，在中央分局机关报《列宁报》上发表了批判许继慎的文章，在墙壁上书写：

“打倒第三党分子许继慎”等标语，制造舆论，但人们的心里是明白的。

周维炯

张国焘也感觉如此审问下去，不但问不出个名堂，还让人怀疑他的所谓“证据”，了解了个中奥秘，便赶紧敷衍几句，宣布将许继慎、周维炯以反革命罪逮捕。“公审”大会草草收场。

几天后，张国焘回到新集。他一直放不下心，遂令人将许继慎、周维炯等四名“罪犯”秘密移往新集。为防其部下闹事，许继慎等人被捆在担架上抬着，上面盖着白布单子。几个战士发现后，有所怀疑，追上来问：“抬的什么人？抬哪儿去？

”保卫局干部应付着说：“病号，抬到新集治病的。”

慑于许继慎、周维炯在红四军中的影响，张国焘不敢公开处置他们。但这眼中钉、肉中刺，不予拔除，他浑身不自在。抬到新集还没三天，便迫不及待地令人将他们秘密勒死在保卫局禁闭室内。尸体被连夜抬到紧靠新集的西大山的一个山洼里埋掉了。

一个战功卓著、名扬鄂豫皖苏区，敌人曾重金悬赏而不得的红军将领，就这么命归黄泉。

七

1942年，陈毅元帅在延安时，对徐向前元帅说：“我在新四军的时候，有次与国民党谈判，特务冷欣对我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

1945年，在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关怀下，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央为许继慎平反昭雪，把他的名字写在《革命烈士英名录》第一册第一名。

1972年6月，周恩来总理说：“鄂豫皖张国焘他们去了，曾钟圣（中生）、许继慎同志也就被批为路线错误，后被诬为敌人而被杀害了。许继慎当时就被杀害了。说他是‘改组派’‘第三党’，主要是‘第三党’。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1981年，中共六安县委为许继慎烈士建墓立碑。徐向前元帅知道后，亲自题写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许继慎同志之墓”的碑文。

1983年，中央特把许继慎功绩的文字图片调进毛主席纪念堂，以长期留展。

1989年，中央军委把许继慎同志定为中国革命史上33位军事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