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军统唯一的女少将，长相甜美，活到98岁，孙女更是家喻户晓

说到姜毅英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些陌生，不过，要是说出一件与她有关系的历史大事，各位肯定知道：日军偷袭珍珠港。

这件事究竟跟姜毅英有什么关系呢？又为什么，她在这件事之后还升为少将，成为军统局内唯一的女少将？别急，咱们一点点往下看。

1908年，她出生在浙江江山的一个木匠家庭，父亲给她取名叫“鹤根”，盼着她能像山里的松树似的，扎稳根，能熬过去苦日子。

那时候的乡下，女子大多都得围着灶台转，可姜木匠偏偏不想女儿也这样，他省吃俭用送女儿去读书，盼着孩子以后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就这样，姜鹤根成了村里第一个进了私塾的女娃娃。别的姑娘在学纳鞋底时，她正趴在泥桌上学“人之初”；放学回家，一边帮娘烧火，一边还在心里默背课文。后来家里凑钱送她去了嘉湖小学，再到衢州中学，她的成绩一直都很优异。

有不少同学都说她“比男娃还拼”，她也不为自己解释，只是抿着嘴笑。其实姜毅英心里明白，只有好好学，有了知识，才能远离只能围着灶台转的命运。

1932年，姜鹤根揣着中学毕业证，做了个让全家都吃惊的决定：考浙江警官学校。

这所学校可不是普通的“警察培训班”，那会儿正秘密为国民政府培养新式警务和情报人才，而且刚开了女学员班，名额少得可怜。

面试那天，主考官是个眼神锐利的男人，后来她才知道，这人就是戴笠。戴笠翻着她的档案，看到“浙江江山”4个字时，眼睛亮了，那是他的家乡。

“你一个姑娘家，为啥想当警察？”戴笠的声音有点冷，姜鹤根没慌，低着头说：“乱世里，能保护自己，还能帮别人，就不算白活。”

戴笠盯着她看了半晌，突然笑了。他从抽屉里拿出两东西：一本《秋瑾传》，一支巴掌大的小手枪。“你这名字太柔，改了吧。”他说，“叫‘毅英’，有毅力，也有英气。”

就这样，姜鹤根成了姜毅英，也成了警校甲科特训班十几个女学员里，最被戴笠留意的一个。

班里的课程又苦又杂，射击、侦察、甚至还有密码基础，别的女学员练射击时手都抖，她却能屏住呼吸，枪枪都打在靶心。教密码的老师说“这玩意儿男娃学起来都头疼”，她却能把复杂的代码编成口诀，记在小本子上。

毕业那天，戴笠拍着她的肩膀说：“你不是当警察的料，是块做密电的好材料。”

姜毅英一进军统，就被分到了电讯处，师从“军统电讯第一人”魏大铭。魏大铭是个出了名的严脾气，对徒弟要求到了苛刻的地步，摩斯电码要练到“听到声音就知道是哪个字”，密码本背错一个数字就要罚抄一百遍。

刚开始，同事们都瞧不上这个清秀的女报务员。有人背后说：“戴老板的老乡，说不定是来混日子的。”

姜毅英没理会，只是把铺盖搬到了办公室隔壁的小隔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电码，夜里别人都睡了，她还在对着电报机琢磨日军的密码规律。

她的办公桌上总放着一个旧怀表，不是看时间，是用来掐算电码发送的间隔，日军的密码经常变，但发送节奏里藏着规律，她硬是靠这个怀表，摸透了好几种基础密码的“脾气”。

没过多久，她就露了一手。有一次，电讯处截获一份日军的乱码电报，没人能看懂，姜毅英盯着电码看了一下午，突然发现里面有几个重复的“假频率”，这是日军故意用来迷惑人的。她顺着这个线索拆，连夜把电报破译出来，里面竟是日军要偷袭我方一个军火库的计划。

戴笠得知后，专门到电讯处夸她：“姜毅英，你比十个男特工都顶用！”

就这么一路拼，到1940年，她已经成了军统本部第四处的电台台长，这是军统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台长。

手下的人不管男女，都服她：她从不多说废话，但不管多复杂的电码，只要经她手，总能找出突破口；加班时她也都跟大家一起，从不说自己是“领导”。

1941年12月初的重庆，冷得人哈气都能成霜。姜毅英像往常一样坐在电报机前，指尖在键盘上飞快地敲着，突然，一串陌生的日军电码跳了出来。

一开始她没在意，那会儿截获日军电码是常事，但看着看着，她的手停住了。电码里反复出现“东经158度 北纬21度”“零时出发”“舰队集结”，还有一个她从没见过的日文短语：“珍珠湾”。

她心里一紧，赶紧翻地图，那个坐标，正是美国珍珠港的位置！她不敢怠慢，拿起笔反复推演，一遍、两遍、三遍，直到确认每个数字都没错。那天晚上，她抱着破译好的情报，直接找到了戴笠的办公室。

戴笠看着情报，眉头拧成了疙瘩：“你确定？这可不是小事。”姜毅英点头，声音有点哑：“我查了三回，不会错。日军这是要偷袭珍珠港。”

戴笠连夜把情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一看就急了，让赶紧通知美方。姜毅英跟着忙到后半夜，看着情报通过军统驻美特工发出去，心里松了口气，她觉得，这么重要的情报，美方肯定会重视。

可没过几天，坏消息就传回来了：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军真的偷袭了珍珠港，美军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

后来她才知道，美方一开始根本不信“中国军统能破译日军核心密码”，甚至有人说这是“中国挑拨美日关系的伎俩”。

虽然没能阻止灾难，但这份情报的准确性，让美方彻底改变了对军统的看法。蒋介石专门表扬了戴笠，戴笠则直接给姜毅英来了个“破格提拔”：从中校升少将。

那会儿的国民党军队里，少将全是男的，姜毅英成了头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女少将。授勋那天没搞大场面，就戴笠跟几个核心人物在场，他把少将军衔章递给姜毅英，姜毅英接过徽章，没说话，只是攥得紧紧的。

她知道，这枚徽章背后，是无数个熬夜破译电码的夜晚。

1942年春天，滇缅战场吃紧，戴笠点了姜毅英的名，让她带几个女译电员去前线。出发前，有人劝她：“前线枪林弹雨的，你一个女少将，没必要去冒险。”她却摇头：“情报在前线才有用，我不去，心里不踏实。”

到了滇缅，她才知道什么叫“艰苦”。她们住的是临时挖的掩体，下雨时到处漏雨，电报机得用塑料布裹着；吃的是压缩饼干，有时候连水都不够喝；日军的飞机天天炸，她们得抱着电报机躲防空洞，一躲就是大半天。

有一次，她们跟着部队转移，半路上遭遇了日军的小股伏击。子弹嗖嗖地飞，有个译电员慌了，想把密码本扔了保命。姜毅英一把抓住她的手：“密码本不能丢！这是咱们的命！”

她带着大家趴在泥地里，一边躲子弹，一边把密码本塞进贴身的衣服里，自己则抱着电台，一点点往安全的地方挪。

那次伏击，有2个女译电员牺牲了。姜毅英在临时搭建的灵堂前，给她们鞠了三个躬，声音有点抖：“咱们来前线，是为了少死人。她们没白死，咱们得接着干。”后来，她们破译了日军的好几次进攻计划，帮远征军减少了不少损失。

1946年3月，一个噩耗传来，戴笠在南京附近的空难中去世了。姜毅英听到消息时，正在破译一份电报，手里的笔“啪”地掉在桌上。她跟戴笠，说是上下级，更像师徒，没有戴笠，她可能还是个乡下姑娘，成不了军统的女少将。

她主动请缨，要去调查戴笠的死因。可那会儿的军统，早就乱成了一锅粥，戴笠一死，内部开始争权，宋美龄主导改组，原来跟戴笠亲近的人，一个个被边缘化。姜毅英查了没几天，就被调离了电讯核心岗位，去管一些无关紧要的档案。

有人替她抱不平，说她“被欺负了”，她却没抱怨。她知道，情报这行，靠山没了，再强的能力也没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看着抽屉里那枚少将军衔章，摸了半天，最后还是放进了箱子最底层。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姜毅英也跟着去了。到了台湾，她做了个决定：脱离情报系统。有人问她为什么，她笑着说：“打了这么多年仗，想过几天安稳日子。”

脱离军统后，姜毅英经人介绍，成了台北雨农小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是以戴笠的字“雨农”命名的，她觉得，这也算是对戴笠的一种纪念。

当校长跟做特工，完全是两回事。

以前她面对的是电码和危险，现在面对的是一群叽叽喳喳的孩子。她每天早上站在学校门口，跟每个孩子打招呼；放学了，她会留下来帮成绩差的孩子补课；孩子们调皮捣蛋，她从不发脾气，只是蹲下来跟他们讲道理。

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她：“校长，您以前是做什么的呀？”她想了想，说：“以前啊，我是帮人传递消息的，就像现在你们帮老师传作业本一样。”她从不说自己的过去，也从不接受媒体采访。

生活上，她也渐渐安定下来。第一任丈夫叶文照也是军统同事，后来因为流言和性格不合，早就跟她离婚了；到台湾后，她认识了一位姓倪的商人，两人脾气相投，结了婚。丈夫很支持她的工作，有时候还会去学校帮她修桌椅。

他们有个儿子叫倪守安，后来成了一名普通职员，一家人过得平淡又幸福。姜毅英的晚年，过得很低调。她喜欢练字，没事就坐在院子里写毛笔字；也喜欢读历史书，尤其是抗战时期的资料，有时候看着看着，会对着书发呆半天。

她很少跟人提自己的过去，连儿子都只知道母亲以前“在政府工作”，不知道她是民国唯一的女将军。

直到1995年，她的孙女倪雅伦参加“国际华裔小姐”比赛，在采访里提到：“我奶奶以前很厉害，是个将军。”这句话一下子引起了关注，大家才知道，这个光鲜亮丽的模特背后，竟有一位传奇的特工奶奶。

记者找上门，想采访姜毅英，她还是拒绝了。她跟倪雅伦说：“奶奶的事，没什么好说的。你好好工作，比什么都强。”后来倪雅伦成了台湾知名的模特和主持人，偶尔还会提起奶奶，但每次都只说“奶奶很慈祥，教会我要踏实做人”。

2006年初，98岁的姜毅英在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