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回忆15：在我生命结束之前回想一生，我觉得一切都不是偶然

最大的损失

吴世良去世后，我有时会突然停下手中正在做的事，想："天哪，她走了！我可怎么办？"几乎所有的事都能让我想起她，诗歌或许是对我们共同生活中某个阶段的提示。我不可能把她就此埋藏在心底，绝对做不到。她去世后我每天都想到她。

吴世良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不仅仅是我，作为她的丈夫，认为她是理想的女性，她也是我弟弟们眼中理想的女性。至今，无论我的弟弟妹妹，还是弟媳、妹夫提起吴世良都充满了敬意。吴世良在世的时候，谁要是遇到了什么麻烦都会去找她。我弟弟若智（双胞胎中小的那位）一九五七年得了肺病，他就只要求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来我们家养病，是吴世良的调养帮助他恢复了健康。多少年来吴世良的母亲一直和我们同住。

吴世良的身体一直不好，她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大病，三年监狱生活的折磨加剧了她的病情，出狱后她一直没有恢复过来。

和家人住在重庆时，吴世良是位爱国的少女，立志科学救国。不想就在这时她得了严重的疟疾。这场病影响了她之后的一生，但她总是很细心不流露给别人。她是典型的高贵的中国女性，从不会显出半点自哀自怜。尽管她受的是完全西化的教育，但并没有改变她的中国心。

吴世良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没人在她身边。当时我正在罗马拍摄《末代皇帝》。我们的女儿小乐远在芝加哥，我们的儿子正在堪萨斯市密苏里大学读研究生。等我们意识到吴世良快不行了，一齐往回赶。小乐比我们早到一个星期，英达比我早到一天。我在意大利，电影那个阶段的拍摄没有我不行，所以我还想着得给人家把活干完。可吴世良的医生给我发来了病危通知："我们不能保证你拍完这段戏回来还能见上她最后一面。"

我请了假，并立刻买了回北京的机票。我当时认为这个电影我已经放弃了。但我最后还是回去完成了电影的拍摄。那是吴世良最终的愿望。她知道对演员来说演这样的角色是一生中难得的机会。

在意大利时我为家里买了一样很实用的东西，我随身带着回来：浴室用的热水器，可以烧足够的热水洗澡。当年中国老百姓还用不上这东西，一般都是烧锅热水放到盆里，总是不够使的。

热水器是作为托运行李从意大利带来的，到首都机场时我告诉机场职工我们的时间很紧，他说那没办法行李找不着了。我气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当时首都机场的秩序要比现在乱得多。

他塞给我一张纸，说："在这上面签个名。找到了我通知你。"我签了名，就盼行李别被人偷了。我儿子的岳父在机场等我。他租了一辆车，直接把我送到医院，小乐已经在那儿了。我们在走廊里匆匆往前赶，没进门就听到我妻子沉重的呼吸声了。她在一个高干病房里，身上插满各种仪器设备。医生和护士在为她做某种抢救。她人半坐着。我问世良想说什么，她用手做了个动作﹣﹣抬起来，用手背撩开空气，似乎是叫我不要哭。她知道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不希望她与生命的告别充满悲哀。我记不清我具体说了什么，无非是些"别担心，我在这儿"之类安慰的话。

在他们为她救治的过程中，我请求留在病房里。这之后，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但我想她知道我在边上，小乐和英达也在边上，我们都守在病房里。

从机场赶到医院，我在妻子身边一共守了一个半小时。

最后一位医生走过来对我说："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恐怕没什么希望了。只靠呼吸辅助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她已脑死亡。要不要把管子拔掉？"

我当时的答复语无伦次："不，不，不……行，行。"

最后他们确定征得了我的同意，关掉了呼吸器。我握着妻子的手，听到她最后的呼吸。

世良去世后几个小时里，我的记忆闪回到另一次她躺在医院我握着她的手的情形。

那是一九五八年，我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定河道人。那出戏是讲人民解放军东北剿匪的故事。我们的女儿小乐刚满七岁，世良怀上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已过了预产期，孩子终于要出生了。八月份的北京非常热，我往剧院走的时候，就有预感我要在演出中间出来去迎接我们的孩子出生。我的演出只在戏的头几场及最后一幕，中间我摘下胡须就往医院跑，异常兴奋。谁知当我赶到医院时，发现医务人员都聚在一起等我。他们告诉我说在羊水里发现了过量的金鸡纳霜，孩子已经死了，是个女孩。可怜的世良悲痛欲绝。

第二年她又怀孕时，我们特别小心，连车都不让她坐。

"这孩子要不要？"我问她，"有一定的风险。"

世良都有点歇斯底里了："我不能剥夺自己再有一个孩子的机会，我要这个孩子！"

我们就有了这个孩子，他就是英达。他于一九六0年七月七日出生。

他出生后，我还想过再要一个孩子，因为小乐和英达显然都很聪明有才气。英达天赋显而易见。我和世良在狱中三年多他成了孤儿，我下决心尽自己最大努力改善他成长的环境和条件。我可以说他妈妈和我在这上面的努力成功了，英达现在在影视界有了兴旺的事业。我一直有个梦想，电影和戏剧能走到一起。如果这有可能，我认为英达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英达出生之前，我们还能买私房。我在人艺后面的小胡同里买了一个小院。这房子比于是之他们住的演员宿舍离剧场还近。他们得下四层楼梯到楼下，然后再穿过一条很长的走廊到化妆间。于是之和我有一次打赌，比较各自家门口到化妆间的距离，尽管他就住在剧场楼上，我的行程居然比他的短。"文革"时，红卫兵发出通知要所有拥有产权的人自愿交出房产证。因为所有的财产都属于国家。和我们同住的岳母非常害怕，就傻傻地去排队交房产证。因为这是规定，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她。我买房花的钱一分也没有得到补偿。可话说回来，也没人来赶我们出去，我们仍旧住在那里，也不用交房租。到我被捕之后，房子的安排才有了变动。世良和我在监狱时，她母亲和英达被轰到了那个小得多的房子。

在很多方面我都能忍受我岳母，但有一件事我却不能原谅她，那就是我进监狱时她是怎么对待英达的。现在想来都让我寒心。

我岳母名叫应令言，她的姓与我家的"英"字音同字不同。她比我母亲年龄要小，我母亲当时快七十岁了。世良和我被捕后，年幼的英达本应继续和一直住我家的应令言生活在一起，但这位外婆不愿照看英达，骗他去奶奶家玩，带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着："我不管这孩子了，该你们管了。我跟儿子去住了。不要找我，再见。"我们从监狱出来后，世良又怀孕了。她还想再要一个儿子。但因为监狱的生活，她的身体很差，怀孕早期开始出血。我们俩和医生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商谈，最后决定做掉。那是个艰难的决定，我们四个孩子丢了两个。

探索新世界

多年以来，我常被称为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大使"，尤其是中国与英国和美国之间。我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出国访问，后来当文化部副部长时一直继续这方面的努力。吴世良去世之后，我出国的次数更频繁些，可就是没了她的陪伴。

一九八 O 年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出国。我的朋友和对头们都一直认为我学贯中西，里通外国，可那其实是个假象。因为我五十岁之前从未出过国。一九八 O 年我去了伦敦，之后又马上访问了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我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继而觉得我何德何能？我甚至感到内疚，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看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我们这些出国的人住的是宾馆，价钱贵得总是让我们吓一跳，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我们知道挣这些钱多么不容易。

曹禺和我都很喜欢喝一口，但我们连一瓶啤酒都买不起。有一天晚上我出去买一点发酵的苹果汁回来当酒喝。我们有纪律不准喝酒，也不准乱花钱。

幸好英国文化委员会是我们的东道主，为我们提供了交通和基本的生活费用。我们去伦敦的目的是为老维克剧团到中国演出《哈姆雷特》做准备工作。我负责为演出提供同声翻译。我们一共四个人，曹禺、吴世良和我，还有一位姓赵的同志，他既不会说英语，对西方的了解也很少，但我们必须带着他，他是戏剧家协会的党委书记。

在伦敦我们得到了款待，看了许多精彩的演出。我们看了《上帝的宠儿》、《窈窕淑女》、《耶稣基督，超级明星》、《埃维塔》这样的音乐剧。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的制作预算。第一个看的是《埃维塔》,剧院重新进行了彻底的装修来适应歌队。主要演出区域在中间。老实说，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规模、实力的演出。《上帝的宠儿》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演出非常精彩。我当场就下定决心要在中国上演这台戏。我也想在中国演出《埃维塔》，但制作经费实在太大。

一九八 O 年访问伦敦之后，同年我们又去了美国。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坐出租车去什么地方，我的眼睛总是盯着计程器不放。我看着那记程针跟时间赛跑，在脑子里算着，心想："天哪，又是5美元！"其实当时的汇率才是1美元比1.7元人民币，可笑。我们的零用钱少得可怜，大约一天1美元。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更不用提以此维生了，所以坐出租车才这么让我们担当不起。如果找到谁能开车送我们，就能省不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促成我们此行，中美艺术交流委员会支付了大部分的费用，但并不是全部的费用。

我们到印第安纳大学时，东道主意识到我们经济上的窘迫，就为我们提供了大学里最好的住宿。曹禺应邀做一次演讲，他们需要这演讲是英文，就让我翻译，付了我1000美元做稿酬。我在美国买了一台德国产的彩电，曹禺买了一整套音响设备，我都把它们扛了回来。除了印第安纳和哈佛、普林斯顿等一些东部的大学，我们还访问了伯克利和西北大学。我还在旧金山的美国音乐剧院做了演讲。

接下来一次出国是一九八一年到洛杉矶为《马可·波罗》这部电视剧集做后期。电影公司每天付我的津贴为300美元，当时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我把大部分存了起来，因为当时我们需要任何一种能到手的外币，我们这些人上缴在国外挣到的外汇，是爱国行为，整个剧院就我一个人能挣大量的美元。我只能以国家牌价1.7元人民币比1美元换成人民币。这么一换，我拿到的人民币的数量就很有限了，再加上人人都得分一点，到最后我挣到的大部分工资我根本没见着，也就藏起点儿每天发的津贴。因为是北影厂和意大利公司签的约，他们感到有权分我工资的一半。另一半归北京市，他们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要负责我退休以后的公费医疗。末了我共计拿到了3000美元，换成人民币以后也就5000块。那时候大家都很爱国，认为把挣到的每一分钱带回国是我们的职责。我用这些省下来的钱为北京人艺买了一台复印机。当时北京人艺没有复印机，演员们都用刻钢板油印剧本。那是我做的一点贡献。加上出狱后拿到的追加工资，世良和我成了剧院里最富有的一对夫妻。

一九八一年我在洛杉矶才第一次见到真正的豪富。那是个非常美的地方。有人带我到贝弗利山转了一圈，我心想："这些人怎么能在一生中花这么多钱？"

我住在西好莱坞，最豪华的宾馆都在那个区。每天都有车送我们去好莱坞的制片厂做后期制作。当时在中国配音还是用老式的开盘录音机，洛杉矶的工作室全都是电子化的大型设备，只要按几个按钮，就能找到需要的场景，让我赞叹不已。那时中国的电影制作还没有用电脑，所以我觉得这些设备真是不可思议。

洛杉矶的餐馆也特别有意思。每天我和制片人一起用午餐，他总是带我去最好的餐馆。外面充满阳光，可餐馆的接待员把我们领进餐厅时，里面总是很昏暗，几乎看不到桌上的餐具摆设。女招待都穿着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超短裙。有那么一两次，制片人还请我去了上空酒吧，让我开了眼了。吧，让我开了眼了。

一九八二年我再去美国时就比较有经验了。那是由密苏里大学的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组织安排的。他们每年邀请一位中国学者在某个系（通常是理科或社会科学）做客座教授。我作为访问教授在戏剧系教表演和导演。学期结束时，我翻译并导演了一个中国戏《家》。原著是巴金的小说，曹禺把小说改编成了舞台剧，可剧本对如今的观众来说太长了。我征得了曹禺和巴金的同意把其中一个角色"砍"了。我删掉了"二哥"，因为他一会儿同意"大哥"的意见，一会儿又站在"三哥"的一边，所以把他删了对剧本没什么影响。一九八二年在密苏里大学上演《家》，我在说明书的"导演的话"中对剧本是这样描述的："此剧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写照，尤其展示了中国在与外部世界接触冲撞下旧的父权家庭制解体的情况。"我又加了一句："理解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之间友谊的基础，我希望我们的努力有助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进一步地理解和发展友谊。"密苏里大学为演出录了像，后来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放。

世良陪我去了堪萨斯市，十一月份我们周游了美国，访问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卫斯里大学、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和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

一九八四年我又作为客座教授回到了密苏里大学，为学生开课，又为密苏里保留剧目剧团的专业演员们导演了《十五贯》。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学生中有位漂亮的姑娘，跟其他同学一样，喜欢在课堂上提问，可我注意到她的声音很低沉。很久之后，我才发现"她"是位男性。他说他正在攒钱做手术。我知道他是男性之后就指导他怎样扮女性。我告诉他在中国好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表演都是习以为常的，因为中国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才有女性演员上舞台。京剧大师梅兰芳演的就是女角，甚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中学时期也是位"女"明星，在早期的话剧中扮演女角。

美国学表演的学生要比中国的学生直率。一九八二年排《家》时，排到两个主要角色的洞房夜一场戏。我还专门花时间教两位学生怎样演出害羞的感觉，美国人觉得很好笑。

"有什么可害羞的？"他们问。美国人随时准备拥抱。

"不能这样。"我说，"不应该这样。"

我还是要求学生按照斯坦尼现实主义的风格来诠释角色。如果新郎新娘感到害羞，他们得从内心里有这种感觉，而不是装出来的。为了使八十年代的美国学生以现实主义的方法来饰演他们的角色，我还要为学生们上课讲解中国二十年代早期年轻女性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历史。

我第三次回到堪萨斯市时，不再是埃德加·斯诺纪念基金会请来的客座教授，不是为大学和保留剧目剧团排戏，而是在该剧团的《李尔王》中扮演李尔王，由剧团的艺术总监乔治·克莱斯导演。

排练了一个星期之后，有一天这位导演突然问我："你能留几分钟吗？我有话跟你说。"

他的声音突兀，口气有点生硬。

"很遗憾，我低估了演莎士比亚角色应该做的准备工作。我认为让你演这个角色不合适。演李尔王你显得太年轻。不能指望你超过其他演员。当然，通过努力，我们能排成这台戏。但是我们的时间不够了。"

"您不用担心这个，"我说，"我就不给您添麻烦了，演这个角色本不是我的主意。"

他没有跟我交流我的表演在哪些方面不符合他的想法，也没有跟我解释为什么不行。在最初的五次排练中，他并没有给我什么指导。

我们的对话很简短，最后他说："我们会按合同付你工资。"

"那就不必了。"我答道。

我感觉受了骗。我六十二岁，演李尔王并不算太年轻。当然我的个子没其他演员高，我的音质也并不完全像个老年人。其他演员都是导演自己选的，只有我是作为客座艺术家派给他的。从一开始他对我的态度就不一样，跟我的关系显得很尴尬，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跟他以及剧组其他的人之间也不很融洽。

但我决定还是尽量婉转一点。

"我就不能跟这个剧组跟到底了，"我说，"我在美国还有其他的事。"

此事发生时，英达也在排练场。事后我跟他交换意见，我们一致认为，乔治·克莱斯是在这件事上故意闹别扭。

第二天早上，原有一堂我教的课，但我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我写了一张条子作为解释，就走了。

据我所知，除了导演，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我也没有跟任何人讲。但剧院文学师、密苏里大学戏剧系教授费里莎·朗德利听说了，在我们走之前来看我们。她对乔治的行为十分气愤。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她说。我想她是不准备善罢甘休。我也不想就这么算了。

但最后我还是对她说："我能理解，导演有权对剧组人员做出调整。再说我本来就很忙。"

在处理这件事上，我尽力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不演这个角色，我表现得像是一种解脱，但事实上我非常失望。

北京人艺的领导也很失望。剧院的一位演员到美国演莎士比亚的一个重要角色，他们也很当回事。堪萨斯市的人们也很期待，特别是像费里莎·朗德利和约翰·伊赛尔这些人。那个事件后，北京人艺有一段时间避免与美国的合作。

消息公开时，人人都以为那是我的决定。因为我在离开北京之前曾短暂地住院，报道上说我回国是出于健康原因。

我不会再跟乔治·克莱斯合作。我认为他并没有看到我作为演员演李尔王的优势和非优势的地方。我相信我能给这个角色一些全新的东西。

回想在密苏里大学和密苏里保留剧目剧院的经历，我认为还是积极正面的为主。密苏里大学为我做了这么多，我觉得有负于它。在那里当客座教授和导演使我在语言上大有长进。我特别感激费里莎·朗德利和约翰·伊赛尔，我很希望他们和密苏里大学的其他几位同事能来北京。中国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变化，像费里莎和约翰这样有才华的人能在这里大显身手。

不能用英语演《李尔王》是专业上失去的一次机会，也不可能再有第二次，但不久我又回到美国导演了两台戏。一九九三年四月在威廉和玛丽学院导了《推销员之死》，同年又在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导演刘锦云创作、由我翻译的《狗儿爷涅槃》。跟在密苏里大学的情况相同，我在导戏的同时还为本科生开了一门课。我得承认，在导演《推销员之死》时，为美国人解释美国人的心理有时候感觉怪怪的。

一九九三年，我获得了波特恩学院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那是几年前该校的理事长马文·格林到中国访问的结果。当时我正准备从文化部离任，很希望有旅行的机会让我离开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当时一个美国代表团来访，我表示很乐意带他们到旅游点观光。那个团叫"青年总裁俱乐部"，由各种商业集团的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俱乐部成员的年龄规定在四十五岁以下，至少雇用一千人，资产要有相当的数目。我接待的那个团大概有五十人，大概是俱乐部一些较有声望的人组成的。我带他们去了长江三峡。游艇就像个五星级宾馆。我当时喝酒还很厉害，旅程结束时，这些年轻的总裁们都知道他们的导游喜好威士忌和科涅克白兰地。

最后的告别

我一直希望能去台湾为我父亲的墓地扫墓。那是中国孝顺的子女必须做的。但因为台海局势紧张，我父亲在台湾的二十年（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九年他去世）以及他去世后的二十年中，我一直不可能去看他，尤其是八十年代我当上了政府官员之后。幸运的是，我父亲在台湾大学的学生马英九先生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一定影响，动用了一些关系，使我终于在一九九三年成行去台湾访问。那次访问的目的之一是为《小活佛》做宣传，还有就是北京人艺去台湾演出《天下第一楼》，那是大陆的话剧第一次到台湾演出。当时，大陆与台湾没有直达的飞机，我是先到香港（当时还未回归），然后去台北。

因为我父亲在台湾是个著名人物，也因为我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我为父亲扫墓在台湾成了重要新闻。至少有五架电视摄像机进行录像，在台湾各频道播放。

我参观了台湾的清华大学校园。当然也去了辅仁天主教大学，那是我祖父于一九二五年在北京创办的，消失于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一九六○年又在台湾重新复校。

我应邀去辅仁讲座。我还拜见了张学良将军，他当时已经九十二岁了。马英九专门为我举办了晚会。整个过程让我感到很荣幸，去我父亲的墓地亦令我十分动情。墓碑上有他的照片，样子要比我记忆中的显老。我一回到北京，就得了重病，呕血数升，再也不能去台湾了。一九九三年和我父亲在他墓地"团圆"是我们最后的告别。

这次行程促使我回忆思考父亲一生的业绩。我的病也让自己有时间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以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历史上有那么多人一生碌碌无为，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我自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但我希望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代表了我这个时代，同时也不辜负家族的传统。

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各自在经济、建筑、科学、艺术、冶金、水利等其他方面为中国的现代化出了贡献。作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家族精神的继承人，我们都觉得有责任担负起这个重任。

在我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我觉得所有一切都不是偶然。我也并不希望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对自己的成就我并不自负，我只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国现在的方向是正确的，需要更多的人同心协力。这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

在上上个世纪（十九世纪），中国依旧唯我独尊，自认为是天朝老大，使国家维新变法的努力失败了，造成倒退，久久不能振兴。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那些有话语权的"精英分子"，只知道一味"扶清灭洋"，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