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二年的杭州栖霞岭,一间画室里弥漫着墨与宣纸的气息。七十九岁的黄宾虹坐在窗前,他的眼睛已蒙上了一层厚重的白翳,世界于他,只剩下模糊的光影与色块。然而,他依然每日面对素宣,俯身,鼻尖几乎触及纸面,以心驭笔。笔锋落纸的沙沙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仿佛不是画者在挥毫,而是山川自身的纹理在纸面生长。友人悄然来访,见此情景,无不慨然。他们看见的,是一位目不能视的老人,笔下却正奔涌出艺术生命中最磅礴的华章——墨色层层积染,浑厚华滋;笔线如屋漏痕,力透纸背。当被问及何以至此,黄宾虹只是平静地指了指自己的胸口:“不观而观,方为真观。山川在目,更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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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心”中的山川,其来有自。黄宾虹的艺术生命,贯穿了从晚清到新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剧变。他并非横空出世的天才,而是传统的集大成者与最激烈的变革者。青年时代,他埋首于故纸堆与金石谱,以超乎常人的定力,将宋元的严谨法度、明人的笔墨意趣、清初“四僧”的淋漓真气,一一收摄于腕底。他坚信,真正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深不见底的沉浸之上。在歙县老家,他数载闭门,临摹古画,几可乱真;壮年游历,搜求上古玺印、金石拓片,从斑驳的铜锈与石纹中,窥见了笔墨最古老的源头——那是一种超越形似的、雄浑内敛的力量。他曾言:“国画民族性,非笔墨之中无所见。”这“笔墨”,于他而言,早已不是技法,而是承载着千年文明密码的活的精神。
然而,黄宾虹的伟大,更在于他穿透历史迷雾的远见,以及那近乎执拗的独立精神。二十世纪初,西风东渐,画坛或追逐光影写实,或转向革新水墨,传统山水画被视为陈旧象征。黄宾虹身处潮流的漩涡中心,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与自信。他不反对汲取外来养分,但更执着于从民族艺术的内部开掘现代性。当世人追捧“四王”末流的柔靡画风时,他独推崇明末清初那些充满遗民气节与个性张力的画家,如髡残、龚贤。他提出“内美”的学说——真正的美不在于悦目的景物,而在于笔墨本身所构筑的、如金石般不朽的韵律与结构。这套在当时被许多人视为“黑、密、厚、重”、难以欣赏的笔墨体系,是他与历史、与自然、与自我精神反复对话后,熔铸出的全新语言。
于是,我们方能理解他晚年目疾中的创作,并非简单的坚持,而是一种必然的抵达。当外界的形色逐渐黯淡、模糊,乃至隐去,那积淀了八十余年的“内美”世界,反而在心眼之中豁然开朗,变得无比清晰与强烈。生理的局限,恰恰成了艺术蜕变的契机。他不再需要“看”着山画山,因为胸中的千岩万壑,早已与宇宙的呼吸同频。每一次看似随心所欲的皴擦点染,都是数十年功力的自然流露;每一片似乎混沌氤氲的墨晕,都蕴含着阴阳开合的宇宙哲理。他将这种境界,总结为“浑厚华滋”。这四字,是他对宋画气象的追慕,是对中华大地山川精神的礼赞,更是他一生艺术求索的终极写照——在笔墨的最深处,焕发出一个民族深沉、雄健而灿烂的生命力。
栖霞岭的画室窗口,日光推移。那位与笔墨、与黑暗、与心中光明默默搏斗的老人,为中国山水画开辟了一条通向现代的最为艰深也最为宏大的路径。他所留下的,不只是画作,更是一座精神的丰碑:真正的看见,源于内心的光明;而最深邃的传承,往往孕育着最决绝的创造。黄宾虹以他的一生,证明了在传统的至深处,矗立着的,恰恰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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