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M16墓出土的李重晖墓志(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2月8日,北京。
在“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公布了三项考古新发现:
吐鲁番巴达木东墓群的北庭副都护程奂墓、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墓,
以及库车市友谊路墓群的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尹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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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读者看到这个标题,以为我搞标题党,那是你们狭隘了!
这三位老哥都是唐朝在西域核心统治区的“省级”核心领导班子成员,相当于今天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级别的高级干部。
安西副都护(尹公),安西都护府第二负责人,辅佐都护掌管整个新疆南部及中亚部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的军政大权。副省级/省部级副职,相当于今天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副,且军区副司令员,是 “南疆”最高军政副长官。
北庭副都护(程奂),北庭都护府第二负责人,辅佐都护掌管新疆北部(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东)的军政大权。副省级/省部级副职,相当于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兼副,主管北疆事务,同样是封疆大吏。
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西州(吐鲁番地区)行政与司法最高主管,都督的首席佐官,掌管具体民政、财政、文书等。虽然是正厅级/地市级正职,但地位极高,即便放在当时的长安,也是妥妥的核心官二代。李重晖祖父李檀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守亳、汝、魏三州刺史,赠尚书左仆射”,《新唐书》记载李檀封爵“敦煌公”。父亲李谨为“正议大夫,行汾州长史”,堂兄李泌在唐德宗时更是官居宰相。而他相当于吐鲁番市委书记兼市长,是首都长安进入西域的咽喉要地的“一把手”,地位远超普通地市。
所以,说我标题党的,下去自领20军棍。
我们话转正题。
这三项考古新发现,官方给出的定义很克制:“实证历代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治理新疆的重要发现。”
但真正懂点历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心里都会“咯噔”一下。
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墓葬发现,而是唐代西域统治中,最难被实物证明的一段时期——中晚唐、安史之乱之后——第一次被系统性地“挖”了出来。
换句话说,这是唐朝在西域最后一次完整留下的身影。
01
先说库车的尹公墓。
这是一座唐代长斜坡墓道砖室墓,墓室近四米见方,结构规整,形制标准。
墓志篆书题名:“唐故四镇支度判官侍御史尹公墓志铭”。
墓志明确记载:
尹公最后官职为安西副都护,卒于贞元七年(791年),葬于“都护府城东乌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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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主是安西副都护尹公。
这几个信息拼在一起,分量极重。
因为贞元七年,不是唐朝的盛世年份。
安史之乱已过去三十多年,河西走廊早已落入吐蕃之手,西域与中原的陆路交通基本断绝。
从军事和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时候的安西都护府,已经是一个被孤立的“飞地”。
可就在这种背景下,一位安西副都护,仍然按照中原官员的丧葬制度,葬在都护府城东的官葬区。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沈睿文的判断非常关键:尹公墓的规制,严格遵循唐代中原“官葬分区”制度,印证了安史之乱后,西域依然延用中原礼制。
这不是文化影响的问题,而是制度仍在运行的问题。
02
如果只看尹公一人,你或许还能说是“个例”。
但这次公布的,是三座墓,三位官员:
- 北庭副都护程奂
- 安西副都护尹公
- 西州都督府长史李重晖
他们分布在天山南北,却有一个高度一致的特征:全部是唐朝中央直接任命的高级官员,长期任职西域,死后葬于任地。
尤其是李重晖。
他的墓,出土于吐鲁番火焰山脚下的巴达木东墓群,是一座极为罕见的双室土洞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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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唐代制度,双室墓,只有二品以上官员、皇室成员或极少数功勋重臣才能使用。
可李重晖是谁?
墓志写得清清楚楚:
他出身关陇贵族,祖父三州刺史,堂兄是唐德宗宰相李泌。放在长安,这是妥妥的核心圈子。
但墓志里却有一句非常扎眼的话:“倾慕班超之志。”
为了追随班超的道路,他离开中原,来到西州,一待就是几十年。
从户曹参军,到县令、录事参军,最终做到西州都督府长史,主管户籍、财政、文书,是典型的地方行政核心官员。
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死于贞元五年(789年),而西州彻底陷落,是792年。
也就是说,在西域已经事实上与中原失联的情况下,李重晖依然在使用唐德宗的年号,依然在按唐朝的官制体系记录自己的一生。
这不是“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而是明确知道,却依然坚持承认谁是唯一合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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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长期以来,总有人说唐朝对西域是“松散控制”“名义统治”。
但这三座墓,给出了三个非常冷静、却极有力量的反证。
第一,职官体系没有崩溃。
从程奂到尹公,从李重晖的基层到高位履历,完全符合《唐六典》《唐会要》记载的制度逻辑。
这意味着,即便在失援状态下,地方行政仍然在按既定规则运转。
第二,年号制度没有断裂。
在古代政治中,年号不是装饰,而是合法性的核心标志。
在被包围、被切断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使用唐朝年号,这是对“正朔”的主动维护。
第三,文化与礼制不是表演,而是日常秩序。
墓葬形制、口含手握、木棺收殓、随葬俑组合,与中原、河西地区完全一致。
这些都说明一件事:
唐朝在西域留下的,不只是军队,而是一整套可以在极端环境下继续运转的官僚文明。
有一句话这样说的:制度之力,往往比武力更耐久。
尹公、程奂、李重晖,并不是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却是制度真正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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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改变历史走向,但他们用一生证明:
国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人在断粮、失联、被包围的情况下,仍然选择按规则活着,按规则死去。
所以,这次新疆考古真正重要的意义,并不只是“证明唐朝来过”。
而是让我们看到——在大唐退出西域之前,曾经有一段漫长而克制的坚守。
那是一个帝国,在风沙中,最后一次站得笔直的样子。
作者:没门,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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