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预警总太迟？研究称制度僵化担大责！等确定才行动，害人不浅

重大灾难发生后，公共舆论往往将其视为突发或前所未有的事件。这种反应未必是因为缺乏预警，而是反映了社会处理冲击的方式——当局往往将破坏解释为不可避免的结果，而非早期选择的代价。

极端天气极少是不可预测的。科学家通常能提前数天甚至数周发出风暴、洪水、干旱或其他灾害风险增加的警告，历史的循环却总在重演。

为了理解个中缘由，我和同事复盘了此前卢森堡特大洪灾期间的科学预警与官方响应。这是我的祖国有记录以来破坏力最强的一次灾难。那场洪水造成的破坏远超如果采取早期行动本应造成的损失，但卢森堡并非个例：许多国家都受困于我们发现的同一顽疾。

随着联合国提出到2027年实现“全民预警”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预警缺失。真正的问题在于，预警系统的设计往往基于“确定性”而非“概率”——而这违背了预测工作的本质。当公众看到预警时，往往为时已晚。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看起来言之凿凿，但其本质是概率性的。它们是通过运行一系列未来天气的计算机模拟生成的。不同模拟结果的一致程度提供了危险状况发生的可能性，而非某种注定的结果。这使得预报员早在影响发生前就能识别出升高的风险，即便事件的具体地点和规模仍存变数。

关键在于，不确定性通常在预防行动最有效的早期阶段最大。因此，尽早采取行动几乎总是意味着在没有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并非科学的软肋，而是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预测复杂系统的固有特征。真正的挑战在于机构如何组织起来去解读、信任并基于这些概率采取行动。

大多数预警系统依赖于预设的程序阈值：警戒级别、启动协议和应急计划，这些只有在满足特定标准后才会生效。例如，预测可能显示洪水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疏散或封路等措施只能在正式阈值被突破后才能触发。

在此之前，风险信息要经过层层解读和判断，早期的危险信号往往被记录在案，却未能引发实际行动。

阈值确实有其重要用途。它们有助于协调响应、明确指挥链条并减少不必要的干扰。但它们也在结构上植入了一种对确定性的偏好。只有当风险被界定为迫在眉睫时，行动才会被授权，即便可信的证据早已指向不断升级的危险。

这种态度在洪水爆发前的几天里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的研究表明，欧洲和国家层面的多项预测都指出了极端降雨和洪水的高概率，某些情况下甚至提前了一周。这些信息在预警系统的不同环节都是可获知的。在那个阶段，关于具体影响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系统在设计上是如何处理这种不确定性的。

由于卢森堡的应对措施与程序阈值绑定，早期信号无法转化为先发制人的行动。该国的水务管理局和国家气象服务机构掌握了相关信息，但它们运作的框架并不授权对正在发生的情况进行集体解读，也不鼓励在阈值被突破前采取行动。

当行动最终被授权时，对许多人来说已经为时已晚。疏散或安装防洪闸变得极其困难，对于缺乏应对此类严重洪水经验的社区而言更是如此。在受灾者看来，预警似乎姗姗来迟，甚至根本没有到达——尽管风险早已在整个系统中被识别出来。

卢森堡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反面教材，因为它是一个虽小但富裕且信息高度互联的国家。问题显然不在于缺乏资源或科学能力，而在于制度设计和社会对风险采取行动的准备程度。

早期预警系统的长期有效性取决于其从极端事件中汲取教训的能力。这需要对有效经验、失败教训及其原因进行公开、独立的分析。在2021年受灾的几个邻国，如德国和比利时，都进行了正式的调查和外部审查。但在卢森堡，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当专家批评受到阻碍或回避时，学习的步伐就会放缓。关于系统性能的问题悬而未决，同样的结构性脆弱点很可能会持续存在。这本身就制造了一种系统性风险：社会适应预警系统、解读不确定性以及针对新出现的威胁尽早采取行动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弱。

作为一名曾在这些系统内部工作并持续研究灾害风险治理的人，我亲眼目睹了提出棘手问题是如何被视为破坏稳定而非建设性的行为。韧性取决于直面令人不安的真相，而非回避它们。

极端天气的风险在欧洲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在增加。早期预警系统理应是减少灾害风险的核心。但其有效性取决于社会如何在不确定的情况下授权采取行动。这是一种选择，而非必然。

不确定性无法消除。挑战在于决定当生命和生计受到威胁时，多少不确定性是可以接受的。那些出于程序、组织、财务或声誉原因而设计为“等待确定性”的系统，更有可能发出因姗姗来迟而失去意义的警报。

如果我们要实现对未来气候风险的可持续韧性，预警系统的设计就必须能够学习、适应，并在面对可信风险时更早地采取行动。

杰夫·达·科斯塔灾害风险治理研究员。他曾在预警系统内部工作，并致力于研究如何提升社会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