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副部长被调去当省委第一书记，有人说不合适，改为第二书记

那是一九七九年，谭启龙接到调令，奔赴青海接手省委第一书记的重担。

这把椅子不好坐。

刚一落地，迎接他的压根不是什么鲜花彩带，而是甚至有人往他门缝里塞恐吓信，摆明了是下马威。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非要办成一件事不可：给王昭翻案。

身边不少老伙计都劝他：“老谭，这浑水你也敢蹚？

小心把自己折进去。”

更有甚者放出狠话，谁敢动这个案子，后果自负。

王昭这名字，在当地是个禁忌。

此时距离王昭死在牢里，已经过去了整整九个年头。

当年给扣的帽子那是相当吓人——青海“二·二三”流血事件的幕后黑手。

人都成灰了，为什么九年后提起这茬，当地政坛还是谈虎色变？

谭启龙是个硬骨头，压根没理会那些杂音。

拿着尚方宝剑，他硬是把这口巨大的黑锅给掀翻了。

最后的结论只有干脆利落的一行字：所谓王昭与流血事件有关的说法，纯属瞎编。

这起冤案的根子，还得往回倒十八年。

那是一场充满了算计、权衡与无奈的高层人事博弈。

把日历翻回一九六一年，甘肃和青海那边的局势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上面给的定性叫“左倾蛮干”。

这四个字落实到地面上，就是老百姓饿肚子，社会秩序崩盘。

特别是青海，乱得更邪乎，不光地方政府转不动了，连作为“刀把子”的省公安厅、西宁市公安局这套系统，全都烂在了根子上。

这么个烂摊子，谁敢接？

谁能接？

北京的目光，在花名册上扫了一圈，停在了公安部。

当时坐在副部长位子上的，正是王昭。

点他的将，绝不是脑门一热。

组织上这笔账，算得那是相当精明。

头一条，看重的是“身份”。

青海那边，公安口的问题最让人头疼。

派个只会耍笔杆子的行政干部去，那就是送羊入虎口，非被底下人蒙死不可。

王昭不一样，他是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那是带着“钦差”光环的顶级内行。

这招牌往那一亮，既能镇住场子，也能下狠手刮骨疗毒。

再一个，看重的是“履历”。

光会抓人不会搞生产也不行。

治理一个省，得是全能选手。

要把王昭的档案袋打开，你会发现这人经历挺有意思。

大伙儿总盯着他建国后在十九兵团和公安部的履历，觉得这是个“武将”。

其实不然，再往前捯饬，穿军装之前，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老资格“父母官”。

土地革命那会儿，他就搞地下党，拉扯农会、工会，当过县委书记；抗战八年，从县委书记干到地委书记，一直升到区党委副书记。

换句话说，在基层的泥地里，他摸爬滚打了十几年。

直到解放战争打响，他才转行进部队，当了晋察冀军区四纵的政委。

这就叫既有“刀把子”的硬度，又有绣花的“绵劲”。

这种复合型人才，简直就是为了收拾青海那个局面量身定制的。

可真到了下任命书的时候，上头却犯了难。

当时办公桌上摆着两套方案：

方案一：王昭一步到位，直接挂帅当第一书记。

方案二：调另一位老资历高克林当一把手，王昭屈居第二书记。

按说救火如救命，直接给王昭最高指挥权，让他放开手脚干，这才是最痛快的路子。

可就在讨论的时候，中央书记处有位领导说话了，提出了不同意见。

话说的很含蓄，但分量极重：让王昭当一把手，眼下看“有点不合适”。

这话怎么琢磨？

是能力不行？

显然不是。

是资历不够？

更不是。

这个“不合适”，说白了是组织上的一种风险对冲。

王昭虽然是多面手，但他离开地方行政岗位太久了。

从解放战争算起，进军营，再进北京当京官，在公安部一待就是好几年。

距离他上一次在地方独当一面，中间隔了十好几年。

这十几年，基层社会变了天。

一个长期在中央机关坐办公室的干部，猛地空降到情况复杂、甚至可以说是“烂透了”的青海，能不能接上地气？

能不能摆平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这是一场豪赌。

而当时的青海，脆弱得经不起任何一次误判。

所以，那位领导的担心不是没道理：本事是有，就怕对现在的基层缺乏“手感”。

这笔账算到最后，上级拍板了一个折中方案：

第一书记的位置先“悬空”，谁也不给。

王昭先去青海，但不给一把手的名分，而是任命为“第二书记”。

这个头衔，大有深意。

在当年的架构里，第二书记那是实权派，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尤其是一把手空缺的时候，第二书记就是实际的操盘手。

这招叫“试用期”——权给你，名分先扣着。

干漂亮了，转正顺理成章；干砸了，上面还有回旋的余地。

王昭没掉链子。

几个月功夫，青海原来的第一书记被降职，王昭开始代理第一书记，全盘接手。

事实证明，哪怕离开地方十几年，他那两把刷子依然犀利。

等到一九六二年二月，新班子算是彻底定了型。

老资格的杨植霖出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兼着青海的一把手。

王昭则兼任省长。

有个细节挺耐人寻味。

王昭来之前，省长是袁任远，那也是老革命，当过内务部副部长。

王昭一来，袁任远就被调走去干监察了。

乍一看，王昭是省长，杨植霖是书记。

可在那个年代的政治生态里，行政职务往往是虚的。

真正说了算的，是省委书记处。

省里的工作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

王昭名义上是二把手，可实际上，尤其是在处理那个烂摊子的过程中，最重的担子都在他肩上挑着。

要是故事到这就画上句号，那就是一段标准的“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官场佳话。

可历史这玩意儿最残酷，总喜欢在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拐个急弯。

一九六六年，风暴刮起来了。

运动一开场，第一书记杨植霖就被绊在了西北局，青海省里的日常运转，实际上全压在了王昭一个人身上。

他成了那个真正站在风口浪尖顶雷的人。

可人毕竟是肉长的。

长期高强度运转，加上早年打仗落下的病根，王昭扛不住了。

一九六七年初，因为意外摔伤，王昭不得不离开青海，转辗洛阳、北京去看病。

偏偏就在他前脚刚走，后脚青海就炸了雷。

西宁爆发了震惊全国的“夺权”流血事件。

当时的场面乱到了极点，两派群众组织对峙，军队卷入，枪声大作，血流成河。

这就是个巨大的政治漩涡，谁沾边谁倒霉。

躺在北京病床上的王昭，做梦也没想到，人在千里之外，一口又黑又大的锅已经扣到了脑门上。

有人指控：这次夺权和流血，跟王昭“脱不了干系”。

证据呢？

不需要。

在那个疯狂的岁月，“怀疑”即确凿，“牵连”即罪证。

就因为他当过公安部副部长？

就因为他主导过青海的整顿？

就因为他是那把“空降”来切除毒瘤的刀？

当年那些用来救火的辉煌资历，这会儿全变成了烧向他自己的干柴。

他被强行带回青海，隔离审查。

紧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

一个在地下工作没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在抗日战场没被鬼子打死、在解放战争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最后竟倒在了自己人的“审查”室里。

一九七零年，王昭含冤离世。

直到九年后，谭启龙顶着千钧压力，在中央的支持下，才把这个荒唐透顶的结论给推翻。

“与流血事件直接有关毫无根据。”

这句迟到了九年的判词，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

它不光洗清了一个人的冤屈，也把那个时代最荒诞的逻辑赤裸裸地摆在了台面上：

当初因为他懂公安、懂斗争，所以派他去青海救火；最后也正是因为他懂公安、懂斗争，所以把所有的动乱之罪都强行栽到了他头上。

王昭这一辈子，成也“内行”，败也“内行”。

信息来源：

本文素材整理自公开资料，如有疏漏欢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