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恒大更惨？王健林3年还债6000亿，如今再卖48座万达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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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1岁的王健林再度冲上全网热搜榜单，此次并非因那句广为人知的“先定一个小目标，挣它一个亿”，而是以一次性处置48座万达广场的重磅动作，开启新一轮战略收缩与现金回笼。

消息迅速引爆舆论场，有网友感叹：“这已不是甩卖，近乎清仓式离场，比恒大当年更显悲壮”；也有声音指出：“哪怕只剩一口气，他仍在履约还债，这份担当，在地产寒冬里尤为珍贵”。

无需站队争辩，只需还原时间线、比对决策逻辑、审视行为边界，便能清晰辨识：王健林与许家印虽同处行业下行周期，却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一个是被时代洪流裹挟却始终握紧方向盘的守夜人，另一个则是主动驶离规则轨道终致失控的驾驶者。

王健林的还债之路

回溯王健林近年的债务化解进程，绝非简单的资产变现，而是一场在多重围堵中步步为营的生存突围。

还记得2015年前后的王健林吗？彼时他稳坐福布斯全球富豪榜华人榜首，个人净资产达2600亿元人民币，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富标杆”。

当时的万达集团，堪称商业地产领域的超级引擎，万达广场以平均“每六天落成一座”的惊人节奏在全国铺开，“有万达广场的地方，就是城市新地标”成为深入人心的城市发展共识。

2015年万达商业登陆港交所，市值峰值突破3000亿港元；业务版图横跨全国超300座城市综合体、十余座文旅城、数十家五星级酒店，并完成对AMC院线的全资收购，迈出全球化运营关键一步。

然而高速狂奔之下，隐性风险早已悄然累积——万达长期依赖“借债建场—收租售房—再融资扩张”的闭环模式，杠杆率持续高位运行，资金链高度绷紧。

查阅万达集团2016年度财报可见，其资产负债率常年维持在72.3%以上，远超房企60%的安全警戒线；仅利息支出一项，每年就吞噬掉超过320亿元现金流。

真正的风暴始于2017年。国家金融监管全面升级，“三条红线”政策尚未出台，但银行信贷闸门已实质性收紧，房企融资渠道骤然收窄，万达赖以生存的外部输血机制戛然而止。

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万达商业从港股私有化退市时，与银湖资本等机构签署的对赌协议明确约定：必须于2018年底前完成A股IPO，否则需按约定价格回购全部股份，并承担高额违约金。

一边是融资断供，一边是刚性兑付压力，双重夹击下，万达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王健林从财富巅峰急速滑落，由“首富”转为业内公认的“首负”。

据万达商管2023年中期披露文件显示，当时集团总负债规模一度逼近4200亿元，账面可动用现金仅余117.6亿元，而未来一年内到期债务高达1792亿元，资金缺口触目惊心。

自2022年起，王健林启动系统性资产优化计划，这场战略性退出持续整整三年。早在2017年，他就以637.5亿元总价，将13个文旅项目及77家酒店整体转让给融创中国与富力地产。

这笔交易定价较市场评估值折让38.2%，虽造成阶段性账面亏损，却成功置换出近600亿元净现金流，为后续债务接续争取了宝贵窗口期。

多次“甩卖”万达

此后数年，资产处置节奏不断加快：2025年初，万达将旗下高端酒店管理平台整体作价24.97亿元转让予同程旅行；同步清空AMC全部股权，并剥离英国圣汐游艇公司等境外资产，即便面临显著折价也坚决执行。

2024年，万达集中出让26座成熟运营的商业广场，其中上海五角场项目估值较2021年高点缩水41.6%，最终采用“首付+分期+业绩对赌”组合方式完成交割。

而2025年5月公布的48座万达广场整体转让，则标志着轻资产转型进入深水区。该批资产覆盖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39座核心及强二线城市，总交易对价约为498.3亿元。

接手方为太盟投资集团牵头组建的战略财团，成员包括腾讯控股、京东集团、阳光人寿保险等长期合作伙伴，体现资本市场对其运营能力的认可。

值得强调的是，此次交易并非彻底退出，而是转向“品牌+管理+分成”的轻资产运营范式——万达保留冠名权、招商标准、运营体系及品质监督权，每座广场年收取固定基础管理费约1980万元至2050万元不等，实现“资产所有权让渡、核心能力持续输出”。

据万达商管2025年8月发布的《债务化解进展通报》，近三年累计清偿各类有息债务达6023.7亿元；集团整体资产负债率由2021年的89.4%下降至当前64.8%，财务结构趋于稳健。

但代价同样沉重：截至2025年8月末，万达体系内核心商业地产类资产存量不足鼎盛期的12%，优质存量项目几近归零；全国法院累计公布的被执行金额合计76.4亿元；仍有1374.8亿元有息负债尚未完成展期或置换，短期偿债压力依然突出。

此时公众自然会将王健林与许家印并列比较，追问“谁更艰难”。答案其实非常明确：恒大之困，是系统性崩塌；万达之痛，是结构性调整。二者不可简单类比。

先看恒大的真实处境。根据恒大集团2025年7月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的清盘呈请补充材料，其经审计确认的总债务规模达2.41万亿元，相当于万达当前全部负债的17.5倍。

目前清盘程序已启动超18个月，但实质推进缓慢，全国范围内仍有超1100个楼盘处于停工或缓建状态，涉及购房者超210万户，衍生出大量群体性维权事件与社会不稳定因素。

和许家印截然不同的处境

许家印个人命运轨迹，亦早已偏离企业家基本伦理底线。2023年9月28日，他在广州总部会议室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现场仍试图以“保交楼”为由拖延配合，甚至出现肢体抗拒行为。

监管部门后续通报显示，早在2021年下半年恒大流动性风险初现端倪之际，许家印即通过复杂架构安排，将名下427.3亿元资产转移至前妻控制的离岸信托，完成事实上的资产隔离。

其设立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家族信托，不仅涵盖多笔境外股权与不动产，更包含每年稳定派发6900万美元收益的优先级票据，确保两名子女生活水准不受企业危机影响。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2018年许家印曾在公开场合宣称“恒大愿意随时无偿捐献给国家”，而同期其个人账户却接收来自恒大体系的503.6亿元分红款，并悉数转入上述离岸信托，将经营风险完全外部化。

2025年8月，恒大股票正式从港交所摘牌，许家印被证监会处以650万美元罚款，并终身禁止参与境内及跨境资本市场活动，商业信誉彻底破产。

反观王健林，尽管身处同等严峻的债务环境，其所有应对举措均严格遵循契约精神与法律框架：未发生任何资产隐匿、关联交易输送或个人财产转移行为；从未以“不可抗力”为由拒绝履行债务义务；始终坚持亲自统筹重组节奏，拒绝任何形式的“躺平式逃避”。

即便在出售杭州拱墅万达广场过程中，他仍特别要求受让方签署员工安置承诺函，确保原512名一线服务人员全员续聘、薪资待遇不低于原有标准，切实守护基层劳动者权益。

更令人动容的是，2024年他主导出售位于北京长安街的万达总部大厦，成交价较2019年购置成本折损逾29%，只为多筹措38亿元应急资金，支撑全国广场日常运维与债务接续。

还有一个鲜为人知却极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本次48座广场整体转让清单中，王健林亲自划掉了贵州丹寨万达小镇项目。该项目自2014年启动以来，累计投入超23亿元，带动当地3176人稳定就业，税收贡献连续七年位居黔东南州首位。哪怕集团账面最紧张时期，他也从未动过这一扶贫资产的念头。

归根结底，王健林的“困局”，是行业周期转换与政策转向下的被动承压；许家印的“溃败”，则是无视底线、漠视责任、挑战法治的必然结果。前者尚存修复可能，后者已然无可挽回。

结语

当下万达正处于轻资产转型的关键爬坡期，新模式尚未形成稳定盈利闭环，能否穿越周期尚无定论；而恒大已实质性退出历史舞台，许家印身陷囹圄，留下的是难以弥合的社会信任裂痕与制度反思课题。

王健林与许家印的命运分野，恰是中国房地产黄金时代落幕的双面镜像：一面映照出部分企业盲目扩表、忽视风控、透支信用的集体短视；另一面则记录下一位老派企业家在至暗时刻仍坚守契约、尊重员工、敬畏规则的底线尊严。

至于王健林能否等到真正意义上的“破晓时分”，或许无人能给出确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选择捷径，没有抛弃责任，更没有背叛初心——这份清醒与坚韧，本身已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企业家精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