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吴石的谷正文，对女儿开枪，对女婿捅刀，去世时无一亲人在场

1946年，戴笠的飞机在南京附近的山里撞成了碎片。

收拾这位特务头子遗物的时候，新上任的毛人凤翻开了戴笠一本从不离身的日记，一行字跳进他眼睛里，让他心里咯噔一下。

“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戴笠看人，眼光又毒又准。

能让他写下这十个字的人，绝不是一般角色。

毛人凤合上日记本，他知道，这个叫郭同震的，就是他要找的人，一把能办脏活儿、能下死手的刀。

这个郭同震，就是后来改名换姓，让无数人夜里做噩梦的军统“活阎王”谷正文。

郭同震本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脑子里装满了救国救民的理想，甚至一度接触过共产主义。

可历史这东西，总爱开些要人命的玩笑。

他被捕后，没扛住，选择了另一条路。

毛人凤要用的，正是这么个从理想主义的云端摔下来，心里再没半点光亮的人。

他需要一个执行者，一个不问对错，只管动手的人。

谷正文没让毛人凤失望。

他就像一头被放出笼子的饿狼，扑向了他曾经的同志。

他对华北地区的地下组织了如指掌，谁是谁的上线，哪个是交通站，他门儿清。

他带着人，一个点一个点地拔，一个接一个地抓。

许多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就是栽在了他手里。

据说他审人，从来不急，就像猫抓老鼠，先慢慢折磨你的精神，让你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倒下，最后再用酷刑撬开你的嘴。

他的“功绩”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军统。

一次任务干得“漂亮”，毛人凤当着众人的面，拍着他的肩膀，半是欣赏半是忌惮地说了句：“你，比我还狠。”

这句话，对谷正文来说，比任何勋章都管用。

从此，他不再是郭同震，他就是“活阎王”谷正文。

他自己也毫不在意这个名号，甚至觉得是一种荣耀。

有人问他杀了那么多人，晚上睡得着吗？

他歪着头，轻描淡写地反问：“杀个人，跟杀头猪，有多大分别？”

在他的世界里，确实没分别。

那间昏暗、潮湿、总是飘着血腥味的审讯室，就是他全部的人生舞台。

他把人性的所有弱点——恐惧、痛苦、绝望——都变成了自己的武器。

他享受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是神，而不是一个背叛了过去的叛徒。

一个人要是在屠宰场干久了，身上那股血腥气是肥皂洗不掉的。

谷正文就是这样，他把审讯室里的那套规矩，原封不动地搬回了家。

他的家，不是躲避风雨的港湾，而是他权力的延伸，是另一个审讯室。

他的家人，就是一群不听话就得挨收拾的囚犯。

他对亲人，比对敌人还缺少耐心。

女儿敢顶一句嘴，他二话不说，拔出枪对着女儿的小腿就是一枪，子弹穿过去，留下一个血窟窿。

他看着女儿痛苦倒地，眼神里没有心疼，只有一种“你看，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的冷漠。

女婿在饭桌上说了句让他不顺心的话，他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捅了过去，正中对方的屁股。

这在他看来，不是家庭暴力，而是一种“规训”，一种特务式的警告。

这样的日子，谁受得了？

他的十个子女，长大后，一个个想尽办法逃离他，跑得远远的，宁愿在外面吃苦，也不愿再看见这张脸。

两任妻子，也都在精神崩溃的边缘离开了他。

他亲手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座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孤岛。

但这个魔鬼，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丝让人看不懂的“温情”。

他大儿子做生意赔了本，欠了一屁股债，眼看就要蹲大牢。

已经退了休、没了实权的谷正文，竟然主动跑去警察局，把所有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替儿子坐了几个月的牢。

外人看不懂，这是父爱吗？

或许不是。

这更像是一个习惯了掌控一切的人，在用自己最后的方式宣示权力：你们的命运，无论是好是坏，都得由我来决定，哪怕是替你受罪，也是我的一种“恩赐”。

1949年，大势已去，谷正文跟着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

岛上的岁月，磨平了很多人的棱角，但谷正文骨子里的那股狠劲，一点没少。

只是没了用武之地，他成了一个提着鸟笼、在公园里晒太阳的孤寡老头。

可他不甘心就这么被人忘了。

时代变了，到了可以谈论“白色恐怖”的年代。

许多当年的受害者出来控诉，许多当年的行刑者选择沉默。

谷正文偏不。

他成了媒体的宠儿，一个另类的“网红”。

他出了一本回忆录，叫《白色恐怖秘密档案》，书里把自己一辈子的血腥罪行，当成赫赫战功一样拿出来炫耀。

没有半点忏悔，字里行间全是得意。

就连帮他写序的李敖，都只能用“聪明、干练、奇宕、狠毒”来形容他，最后还补了一句，这人是“真正的怙恶不悛”。

他就像一个守着一堆惊天秘密、憋了几十年的老头，终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他对着镜头口无遮拦，今天说邓丽君其实是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明天又言之凿凿地讲蒋经国当年是怎么下令干掉章亚若的。

这些猛料，真假难辨，但足够劲爆，让他重新回到了公众视野的中心。

他的儿子从美国打越洋电话，求他：“爸，您少说两句吧！”

以前的老部下也来劝他：“长官，嘴上积点德，给我们留条后路。”

他全当耳旁风。

对他来说，这些“爆料”是他证明自己还“有用”、还“重要”的最后手段。

一个特务，如果连秘密都没有了，那还剩下什么？

他不光说，他还做。

八十多岁的人了，成了街头政治的狂热分子。

他恨李登辉，觉得李登辉背叛了国民党。

他组织人上街抗议，自己颤颤巍巍地爬上宣传车，拿着大喇叭破口大骂。

甚至还自费买了张机票，飞到美国，在李登辉发表演讲的康奈尔大学门口拉横幅搅局。

那样子，像一个从旧时代穿越过来的活化石，用一种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

当有人在集会上激动地喊着要干掉李登辉时，旁边的谷正文却慢悠悠地摆了摆手，表示反对。

别人以为他良心发现了，他却冷冰冰地说出一句特务的行话：“杀掉他太简单了。

关键是，怎么善后？”

直到生命快走到尽头，他看世界的角度，依然是那个审讯室里的角度：考虑的不是对错，而是成本和后果。

他总跟人念叨：“活得太久了。”

他最后的家里，只有三条不会说话、只会摇尾巴的老狗陪着他。

中风之后，他话也说不清楚了，身体彻底垮了，但那颗不甘寂寞的心还在折腾。

他让人推着轮椅，每天必须出门，在街上看着人来人往，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一下午，仿佛在徒劳地驱赶那深入骨髓的孤独。

2007年，97岁的谷正文在医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死因是多器官衰竭。

他一生抓捕、审讯、逼死了无数人，让无数家庭妻离子散。

最后，他自己死的时候，病床前，空无一人。

他交代过自己的后事，不要墓地，不留牌位。

他说，把骨灰洒进大海，或者直接冲进马桶。

这个曾经的“活阎王”，用这种方式，抹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