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回忆3：我给大家示范没有火柴也能点烟，因而很受大家欢迎

我进监狱第二年，和其他一些犯人一起被转移到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冀县，押送我们的是一趟特别列车。

列车的守卫很严。大约午夜时分，把我们集中在北京城外一个不起眼的火车站站台上，可以看到有机关枪对着我们以防我们闹事。那是一九六九年下半年，我被捕一年后的事。

那段旅程唯一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馒头吃，能吃多少吃多少，我吃了一顿饱饭。当然有机关枪对着使大家不安，但不多久也就习惯了。我们到了冀县附近的小城衡水，一共有六十个人被转移到冀县监狱，分批上了几辆卡车。其他人留在火车上，他们的旅程还没结束。因为不准我们交谈，我们不知道那些人最终去了哪里。

我们的卡车到冀县时，大多数犯人都很茫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我心中有数是因为离开北京时，他们把进监狱时收走的表还给了我。戴着手表可以看时间，并从太阳的角度可以判断我们去的方向。我估算我们在京鲁线上自天津朝南，到河北边界，再朝右往西开了一个小时左右。那样我就判断出我们是介于石家庄和衡水的路线上。我没睡觉，睁着眼终于看到了指示冀县的路牌，所以我知道我们的确切位置。我们终于到了监狱。下了卡车，单排穿过一道沉重的大门进了院子。这跟我们想象的监狱完全不同。院子里是一间间小屋，屋顶上有巡逻。叫到我们的名字，我们就进指定的房间，指定我去的房间可能是最大的，关了十二个人。房子的门窗上自然装了铁栏杆，看守们能看到屋内的动静，观察犯人们是否安分。

这样我又开始了人生中新的一章。第二天早上的早饭是我们到后的第一顿饭，是棒子面粥掺胡萝卜。大伙儿早饿坏了，但每个人只许喝一碗。突然间我们听到监狱一角传来了吵闹声。监狱里有五六个原来留下来的犯人。他们跟我们吃一样的早饭，这对他们来说是特别的待遇，不像我们在北京给"宠坏"了。他们之间因为分配不均而争吵起来。

有人叫"队长、队长"让看守过来。当时所有的监狱都把看守叫"队长"，那是当时讨好看守可用的最高级的称呼。所谓的队长过来把一个头破血流的犯人带走了。后来听说这人是挨了分粥用的大铁勺。头上砸出血的样子当然很可怕，我们看到一位女护士匆匆赶来给他的头扎上绷带，然后把他带走，估计是去了医院。其他的犯人都问："怎么回事儿？这人怎么被打了？"

原来这位受伤的是看守们比较信任的，平时让他维持监狱的秩序。可这回，他多盛了一勺稀饭，同室的犯人终于火山爆发，把他的脑袋瓜子砸开了瓢。中午时分他回来了，头上缠着绷带，脸色苍白。看守们对其他犯人很严肃："大家肃静，继续学习！"所有人便开始大声朗读语录。

语录读到晚上，看守来给我们训话。他大概地描述了我们在这里的待遇："别指望跟在北京似的享洋福啦！那多舒坦哪，在这儿甭想！你们的生活水平不能高过本地的农民。你们每人每月的定量是二十四斤粗粮！"那远远不够一个成人吃。

第二天传来消息说那头上被砸出血的人半夜死了。一定是破伤风或其他感染引起的，那铁勺上满是铁锈和脏东西。并没人为他哭泣，他打小报告，是个万人嫌。

当他的尸体从院子里抬出去时，有人低声说："得，这下麻烦了吧？"

另一位老囚犯答道："麻烦什么？没事儿！"

"你怎么知道没事儿"其他囚犯问他。

"动脑子想啊，他们怎么向上面汇报？监狱里打架了？他们能那样汇报吗？这是监狱的责任。他们肯定会掩盖事实，就当什么事儿没有，说那人是生病死的。"

结果正如他所料。

出于生存的本能，我很清楚此刻该干点什么。没事儿也要努力找事做，让自己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忙碌起来，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我看到很多囚犯脸上神态茫然，他们也想努力适应现状，可因为多年来受的灌输教育，怎么也转不过弯来。不小心的话，一个人很容易胡思乱想变成精神病。

举个例子，有个年轻人，以前是专业剧团唱戏的，进了监狱后疯了。那天早上大家都觉得他有点不正常，在那里自言自语。

"你说什么呢？"我们问他。

"我在算呢，"他答道，"每年广交会上，我们都有歌舞表演接待世界各地的来宾。我估摸着经典的歌剧都演过了，这回他们得上演样板戏《海港》。那出戏没我不行啊。再有两个星期那戏就要上演了，肯定一星期之内就会放我出去排戏。"

他如此坚信自己的想法，我们大家听了都有点不自在。好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让他去参加《海港》的演出。

最后他说："明天他们肯定得来接我，否则就来不及了！"很明显他一宿没睡，第二天一早穿好衣服做好了准备，可还是没人来。

那之后，他就陷入了很深的抑郁状态。谁也没有跟他再聊这个话题，大家都想让他转移注意力，可他的心思始终在这上面。显然他还在等待最后一刻的赦令。他此后一直在编理由解释他为什么没去参加演出。类似的情况在监狱里很普遍。看着他的幻想破灭真是很可怜，可那是很多人对不明不白被抓起来的反应。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发现这里的监狱跟北京的相比有很多好处。在北京我们被管得很严，在这儿没人管那么多。没人在乎我们是不是在学习。囚室里总有人轮流在小窗口留意着，看守走近了就提醒大家，于是人人就拿起红宝书念念有词。等看守过去了，放哨的人就会说"警报取消"，大家便又放松了。就像空袭演习。

至于由谁来放哨，我们排出了一个粗略的日程表，有人会提醒："今天轮到你了！"那人便去放哨。看守们也都睁一眼闭一眼。只要没有像我们刚到那晚出人命那样严重的事，他们也就不多管。从一开始我就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事做来消磨时间，不能闷闷不乐被动地等人找你去演《海港》，因为那跟现实相差太远。

我给自己计划了几个项目。第一个项目是做餐具，我做的第一个餐具是只勺子。

当时，我所拥有的全部财产就是毛主席著作、卫生纸、肥皂和内衣。我们到了这个监狱后没几天我的表又被收走了。他们说表是危险的武器，犯人们有了表有了时间概念就会导致麻烦。那也有一定的道理。假定犯人们要在中午时分组织越狱，他们起码得知道时间。

做勺子，我得先找到木头。室外洗漱间有一把铲子，我看中了那铲子的长把柄。我知道在洗漱间找块玻璃不成问题。因为没有其他东西挡着，有时一阵风就能把窗玻璃刮碎，所以地上总能找到块碎玻璃。

接下来我便要学怎么用那块玻璃。我用衣服包着那块碎玻璃，再把它敲碎使它更锋利。我把那块玻璃当锯子，每次我们去洗漱间，我都会暗中走到铲子边上把铲子柄锯深一点。那木柄是硬木，我花了两个星期才把铲子的木柄给锯下来。我割下的那块木头约十八厘米长，我开始用那把珍贵的玻璃工具雕刻。结果我做成了一把很漂亮的勺子。那勺子我一直保留到两年后我出狱。用那勺子铲东西很管用，每天喝粥特好使。长时间以来我们每天吃到的也就是稀粥，大家都饿疯了，用手指头刮碗底的粥都嫌不解气。那勺子成了我最喜欢的东西。出狱时我不能把它带回家真是可惜，因为做工很好。

做成那把勺子后，我对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我发现衡水那地方特产传统的毛笔。我跟当地的犯人混熟了，便很谦虚地请教他们怎么做毛笔。他们告诉我做毛笔得先有适当的毛。

"毛到哪儿找去？"我问。

"你看见那农民披着块羊皮毛当外套吧？"他指着另一位犯人说，"毛就不赖，糙，是山羊毛，不能用绵羊毛。"

我就从那里得到了做毛笔的毛。我从旧袜子上抽出线把毛扎起来。现在用的尼龙丝要比当时我们用的线好，因为那时的线容易断。过程很不容易，但我还是用这些简单的材料做了一支毛笔。

紧接着上边说"要准备打仗"。中俄边境珍宝岛起了争端。他们给我们发了些布料让我们染成黑色，然后挂到窗上做窗帘。

那样一有空袭警报，就能拉上帘子，灯光就露不出去。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伦敦的空袭。

染布的时候，我藏了不少黑墨粉。掺了水以后用起来要比外面卖的墨水还好用。

囚室里谁要病了，他们就会给一小瓶药，我把墨水装到这些收起来的小瓶里。不久，我就有了笔和墨水，唯一缺的就是纸。在监狱你可以要纸，因为他们要求我们对自己的罪行写交代材料。监狱里提供的笔过几个小时他们就收走。我自己要写些什么就用我自己的笔。

每天每个囚室都会分到一份报纸。我就照着报纸画毛主席像，当然，我这并不是衷心热爱毛主席，因为到那时我已失去了对伟大领袖的崇拜，甚至对他的理智产生了怀疑。我怕万一被看守发现了，画毛主席像是最好的保护措施。

一天，有个犯人发现我在画像。此人以前家里有产业，一天儿子和邻居打了架，他就被指控"想变天"被抓了起来。我画了他的像，他十分珍惜。可一个不小心，被看守发现了。他特别喜欢那张像，跪在地上，流着泪求看守："我这辈子没照过相。我这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画像。求求你还我吧……"最终，因为他是指定清扫院子的犯人，看守破例让他保留了画像。

很幸运，我并没有受到惩罚。看守以为我用的是写检查的墨水。我对自己的每一行动都十分谨慎。画毛主席像，即使被发现，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如果他们要找碴儿，可能会对他们不利。

我在冀县监狱做的用红布装订的诗集是我干得最漂亮的活儿。里面有我画的三张毛主席像。一张是毛主席年轻时戴着红军八角军帽的像，是埃德加·斯诺在长征结束时给毛主席照的相，是一张当时很流行的照片，也是毛主席所有照片中最清瘦的一张。

另一张是毛主席年轻时没戴帽子的像。是长征结束政治局开会时，也是由埃德加·斯诺照的。斯诺好像是当时唯一有照相机的人。我笔记本中第一页上的画像是伟大领袖的标准像。

诗集题名《毛主席诗词》。让我觉得惊讶的是，这么多年后，用来写书名的红墨水还是这么红。我当时还担心它会褪色或变成棕色。笔记本里我书写用的大多是自己用染料做的墨水。但书的题名这页是用红药水写的。一天，我说我割了手指要了点红药水，那药水比一般的红墨水还要红。用那红色的药水我写下了"北京，一九六八年四月"，即是我被捕的时间。

我收集毛主席的诗词。因为当时中国邮政发行了一系列以毛主席的诗词书法为设计的信封和邮票。这促使我最终决定以毛主席为我作品的题材。我在笔记本中写的书法是模仿毛主席的风格。

诗集中收集了毛主席对自己诗词的评论。报上重印了他的书信，也有毛主席的书法，但主要的是他的诗词。

我最喜欢的是毛主席为纪念他的第一位妻子写的一首词。她是北京大学一位教授的女儿。词的第一句是："我失骄杨"，即他的妻子，"君失柳"，柳是指毛泽东早年一位同志柳直荀。他这是写给柳直荀的妻子李淑一，当时她已五十多岁了。

我认为这是毛主席真切地怀念他第一位真爱。他第一位妻子杨开慧在长沙被杀害。他这首词是为纪念他的妻子，也是为失去丈夫的李淑一而写。

诗词部分我模仿毛泽东的书法，评论部分是用我自己的笔迹抄写的，但诗集所记载的都是毛泽东所写的内容。

如果我继续给其他室友画像肯定会惹上麻烦，那可不是明智之举，所以不能沉溺其中。跟毛泽东相关的内容是最安全的。那样，即使我被发现，其他人也要犹豫再三才敢批评我。谁都可以从这个诗集上看出我花了多少心血，制作、设计版面都是苦功夫，其他难友看到了无不叫绝。

书的封面是我自己做的纸板。我用了很多张纸，用水弄湿了，叠在一起放在床上，用自己的身体做熨斗把它压平。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干。这个过程不能匆忙，否则就会出现皱褶。我同室有位朋友的被褥夹里是红色的，被我劝说成功给了我一块。我用了一点稀饭把布粘到纸板上。

我把每页纸对折起来装订，所以里面那面是空白，又有了夹其他纸片的空间。有时我在上面做了一点笔记。不过大部分笔记藏在床垫里。我做笔记的字极小，大多数人都不会费这个神去看。纸很薄，几乎透明，上面有淡蓝色的方格，是发给我们写交代材料用的。我用来做纸板的纸是全白的厚一点的纸，是发给我们写家书用的。

我做了几种笔记，粗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主要是制作食品的方法或其他实用技能。我没有指望能回到城里生活，所以得学会自己做几样特别喜欢的东西，比如黄油、奶酪、法式面包，还有北京的几样传统小吃。我不能想象没有这些东西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这些小吃做起来不费钱，又好吃。

这是第一类笔记，有关食物之类的。第二类是有关审讯的记录。我不能就相同问题在不同时候做不同的回答。所以每次审讯后，我都把自己所说过的做下记录。

笔记做得很详细，包括我认为会被再次问到的一些情况。举个例子，剧作家曹禺的年龄，照理我应该知道，可事实上因为我从没问过他的年龄，所以并不知道。我就从了解的情况来推算：他什么时候在南开中学，什么时候进清华大学，由此推算出他写第一部剧本《雷雨》时才二十三岁，这让我很吃惊。有关审讯的笔记政治性很强，对中俄的一些政治人物都用了代号，这些当然要比写怎么制作食品的记录要危险得多。如果被发现，我的处境就会更艰难。但制作食品的笔记本身也有危险，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想象。

对这两类笔记作比较，我更怀念制作食品的那一类，因为那对我以后的生存至关重要。一位犯人曾在一个很著名的作坊里工作过，他就教我怎么做酱。先把黄豆彻底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用开水浸没，小火炖三小时到豆煮烂。然后把豆沥干，再放到石磨里磨成豆泥。这位老头子告诉我，找学徒最关键的是看他们的手，"如果那人天生手潮，那就根本不适合做这一行。我们要的人手要干燥，才能保证没有手汗混到酱里"。

这位豆瓣酱专家进监狱的原因是历史问题，政府很难决定他的刑期。留在冀县监狱的犯人都属于这一类，当时政府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因为他们是从以前的旧政府手里接管过来的，肯定有这样那样的罪。这老头儿就是个例子。抗战期间他没饭辙，就投奔了一位大汉奸。那样他至少有件像样的军服，还有一份微乎其微的军饷，至少还可以给家里寄几块钱，总比什么差使也没有强。

另一位有意思的人是天主教特拉比斯特派修道士，他们一旦入教后就不允许讲话。

"特拉比斯特修道士不是养蜂的吗？"我问。

"我就养了一辈子蜂。"他答道。

他给我做了详细的解释，我便一字一句按他讲的做了笔记。他还教我怎样酿酒，怎样做法式奶酪。他对西餐那套样样在行。

这么多年后再看这些笔记，我意识到生存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美好。如果有必要，我还会这么做，为今后的生存做笔记。我做这类笔记的目的很简单，为出狱后我和家人的生活准备一条生存的途径。

制作那个笔记本花了我一年时间。不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出狱后，我从未碰到过另外做同样笔记的人。当然做成这个笔记本需要先决条件。第一是机会、如果这些年我一直被关在北京，我就不能做成这件事。被转移到冀县监狱给了我机会。第二是我平常喜欢画画。如果我一点不能画，这事也做不成。另外我也有信心，世道总有一天会变。我并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但我有希望，尽管那只是一点希望，也值得为之努力。

出狱时，我担心他们会搜身，我的笔记本以及我从其他犯人那里学到的知识所做的笔记都会被付之一炬。可结果没被发现。时至如今，只有我妻子和儿子看过这些笔记。吴世良看到这些纪念物时流下了眼泪，年幼的英达只觉得十分好玩。

在冀县监狱，宝贵的是我们作为犯人所有的那点自由，那比在北京要多一些。和北京的监狱不同，冀县监狱管理人员不足。在冀县，我记得只有三个人看管我们，拘留所所长、看守，还有就是所谓的女医生，其实她的医疗知识贫乏得可怜。他们都觉得自己有那份工作很幸运。而犯人有六十个，所以他们管不过来。当然有派来的解放军战士，可他们管不着具体的司法问题。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巡逻，所以与犯人们没有具体的接触。

在北京的监狱就不一样，监狱过道里到处是看守，他们一觉得有什么不对就训斥犯人。如果谁要唱歌或喊叫几声，闹出点声音，制造点小麻烦（当然几乎没有发生过），看守们就会来训斥，弹压我们，以免事情闹大。北京监狱的行为准则，我到现在还记得，都是四个字组成的，比如不许"左顾右盼"，或是不准"交头接耳"等等。

原则上，除了从早到晚学习著作，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那可是我们吃窝窝头外所有的时间。大家还是压低声音侃大山。

每天早上六点我们就要起来。在监狱我们不用干重活，因为我们都在待审。从理论上讲，我们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听到"你的案子清了，可以回家了"。可那只是从理论上而言。事实上，这只发生在一个犯人身上，那是个学生。

我妻子吴世良仍被关在北京的半步桥看守所。我们都被关在那里时我并不知道她也被抓了进来。我被转到冀县后才知道她被关在那里。我妻子被关在女犯楼，条件很差，拥挤潮湿，对她们损害极大。很多女犯人都得了病。我敢肯定监狱的条件对我妻子后来整个身体状况很有影响，因为潮湿的环境对心肌炎很不利。如果她跟我一起去了冀县，她还可能活得长久一点。

与我妻子同室的，一位是在中国鼎鼎有名的女资本家，另一位是位漂亮姑娘，因为不能忍受婆婆虐待而把婆婆推到了井里。人物丰富多彩。在冀县监狱只有十到十五位女犯人，其他的都是男的。北京和冀县的监狱都强调纪律和管制。鉴于当时中国的社会制度，没人企图越狱。即便监狱大门都敞开，也不会有人逃走。能逃到哪里？马上就会被发现。因为当时人们生活在一个由工作单位为结构的社会环境中，没有自我、个人的概念。

冀县监狱原本是一户人家的住宅，一定是冀县最大的房子，有很多间屋，大小不一。因为房子的结构，我们犯人的安排就没有规律。不像北京的监狱，所有结构安排都按照一定的样式。在北京，每个囚室安排十八名犯人。在冀县就不一样，最大的那间屋可容下许多个犯人，他们过得很有乐趣。我们经常能听到那头传来的笑声。

在冀县，我至少调换了十个房间。我在那里总共两年，是在北京监狱一倍的时间。大约两三个月我就得换房间。监狱一倍的时间。大约两三个月我就得换房间。

有一次我同室只有一个犯人，我在那个房间住的时间不长。我觉得那人已差不多成了个废人，我不能十分肯定。他出生于一个医生家庭。有一天他从收音机听到香港的国民党电台招志愿者的消息。"你只要写信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的名字和联络方式，我们就会做所有其他的安排。"那年轻人当时心里有不满，因为他家里本来是医生家庭，很受尊敬，可后来却被当成骗人的庸医来对待，他父母被判刑，所以他就按照收音机上所说的地址写了一封信。这下他惹的麻烦就大了。信中途被截，他们当然可以根据他所给的地址找到他。在他的居住地区他被"游行批斗"，和其他的坏分子一起被押上一辆卡车，送到一个集会，人们高喊着口号批斗他们。

监狱长派我和这年轻人同室："给你这个任务是对你的信任！看着点他，以防他自杀。"

我不知道后来那个年轻人怎样了，但我跟他同室的那段时间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尽自己的努力使他看到事情积极的一面。

我们在监狱里只是粗略地得到些关于外面的消息。《人民日报》是主要来源。我比其他人能多读出些内容，因为我参加过"四清小组"，又了解一九六八年以前的情况，而其他犯人在我之前已在监狱待了好些年，他们很难想象这"文化大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也是在我室友的要求下，我就给大家讲这场运动的起因、发展，以及到我被捕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

因为我能给大家讲解政治事件，同时也因为我能动员其他犯人，我成了一位"牢头"。只有很少几位看过话剧的人知道我的背景。大多数犯人是农民，甚至不知道现代话剧是怎么回事。我因为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很受大家欢迎。到了冀县后，我组织了几次活动，偷胡萝卜、偷土豆、偷烟叶，这些是大家最高兴的事。我还给大家示范怎样在没有火柴的情况下点烟。这些事使我成了受追捧的人物。

在冀县监狱，有些规矩要比北京松得多。有些在北京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儿就有可能。

比如，尽管男女犯人不准有接触，我们却共用着一个院子。在冀县监狱有两位年轻可爱的姑娘曾在北京的监狱与我妻子交上了朋友。尽管她们的定量与男的相同，但她们吃得要比男的少。隔几天她们就包个馒头或其他好吃的东西放到我的窗台，上面写着"给若诚的"。

我总是和其他犯人分享这些"待遇"。人得吃饭，但人也要给自己找事来做，并且人不能自私。这是获得人心、得到大家支持的诀窍。

英若诚（1929—2003），我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翻译家。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剧协理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艺委会副主任，剧本室主任。先后主演了《骆驼祥子》、《茶馆》、《推销员之死》等经典名剧。此外，在影视表演方面也取得了蜚声中外的成就，是中国老一辈演员中唯一堪称“国际明星”的艺术家。英若诚先生不但是表演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位优秀的话剧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