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容情？攀枝花男子情急之下为救病儿醉驾送医，被判拘役！

酒后发现孩子突然发起高烧，一时打车不便，又联系不到会开车的亲友救急，家住攀枝花市的李某情急之下决定开着其弟弟停放在家中的车辆，送孩子前往医院......2025年4月13日发生的这起事件，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法律问题——情急之下不得已而违反法律，需要被追究责任吗？

据报道，执勤交警拦下了李某驾驶的车辆，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72.9mg/100ml，远超80mg/100ml的醉酒驾驶认定标准，且李某曾因危险驾驶罪于2012年被判刑，当时驾照已被吊销。基于这一事实背景，尽管有证据表明其儿子的确因支气管炎引发肺炎需就医治疗，法院最终仍以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一个月。

也许有读者会问：这是否属于法律中的“紧急避险”？难道“紧急避险”不是脱罪的理由吗？

紧急避险，指为了让本人、他人或者公共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而损害较小的利益来保护较大的利益，这一行为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例如，如果我发现有婴儿被所在车辆后座，在高温天气和太阳暴晒之下，已经哭闹不止、有严重中暑的生命危险，此时砸碎车窗救出孩子，并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

那么，遇到亲友突发疾病的情况，为将其及时送医而酒驾或醉驾，算不算紧急避险，到底能不能成为有效的辩护理由？

也有人可能会联想到另一起事实背景相似，判决结果却不同的案例：

2025年8月，江苏省推出的由真实案例改编的系列短剧《现在宣判》中，就有一个醉驾送早产妻子就医被判无罪的案例。一名建筑工人在春节前夕小酌时，妻子滑倒导致早产，有生命危险。考虑到工友全都返乡过年、救护车也要1小时后才能抵达，这名工人冒险选择酒后驾车将妻子送去医院，最终法院认为这一举动属于紧急避险，作出了无罪判决。

为何了两起案件会有不同结果？这就要结合紧急避险的理论依据，关键要把握以下三点：

1、存在正在发生的危险或受到严重威胁的法益（如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行为的目的是保护这一法益；

2、某种行为虽然违法，但已经是不得已之下的唯一选择，无其他途径能够有效规避危险；

3、避险行为未超过必要限度，损害的法益小于得到保护的法益。

结合这三条标准来看，攀枝花市的案例，和江苏省“酒后送早产妻子去医院”事件，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首先，发烧和孕妇早产，危险程度有所区别，后者如不能及时送医很可能导致“一尸两命”的惨剧，更具紧迫性；

第二个案例中，事发时间正值春节前夕，其他工友都已回家过年，从生活经验来看，此时呼叫出租车或网约车都有一定困难，还可能遇到司机拒载孕妇的情况，就连呼叫救护车也被告知需一个小时到达，因此更难通过其他途径解决，自己驾车更接近于唯一应对方式（相比之下，并没有证据表明李某联系过医院的救护车，尚未穷尽其他一切手段）；

再者，第一个案例中的李某，有危险驾驶的“前科”，不仅没有驾照，还处于严重醉酒的状态，其给社会造成的危险要更大。

综合来看，两个案例虽然都涉及送亲人去医院，但危险的紧迫程度、潜在的替代方案和行为给公众造成的危险，都有一定的区别。有鉴于事实背景存在区别，不同的判决结果也就可以理解了，并非“同案不同判”。

另外需要注意一点：“一命换一命”并不是紧急避险，不足以用于无罪辩护。

在法律中，每个人的生命是等价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假设一个极端的情况：倘若有人急于将重病的家人送往医院，为了避免被查酒驾的交警拦住，选择直接一脚油门从对方身上碾过，法律会允许这样的行为逃脱制裁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在世界范围内，“紧急避险”强调的都是牺牲较小的利益挽救更大的利益，如例如砸碎车窗救人，属于破坏财产以保护更为宝贵的生命。那么，做个极端的假设，如果遇到不得已牺牲一条生命来保护自己的生命的情况，又该如何论处呢？

还有一种代替紧急避险的辩护方式，叫做“缺乏期待可能性”。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不能强人所难，置身此情此景之下，一般人为了活命没有别的选择，不能以圣人的标准要求他、期待他做出违背人性的选择舍生取义，从而主张免于刑事处罚或从轻量刑。

但这种辩护逻辑，同样需要考虑牺牲他人生命安全是否已经是万般无奈下的最后选择（如海难后漂流在救生艇上、饿得奄奄一息、除非食人无法活命）。而对于并不那么极端的情况，担心家人安危，并非洗脱一切罪名的挡箭牌，这一点需要大家引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