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刚落下帷幕,徐国夫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碰上了一桩让他极其窝火的倒霉事。
那会儿部队刚进关,上头来通知要去开会。
徐国夫跟师里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挤在一辆吉普车里往会场赶。
谁承想,半道上车子出了毛病,直接底朝天翻了过去。
这一翻,后果实在太惨。
同车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当场就没了,徐国夫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也伤得不轻。
这事儿把徐国夫憋屈坏了。
倒不是他怕死,主要是觉得这买卖做得太“亏”。
几位老战友,在枪林弹雨的东北战场上都囫囵个儿地闯过来了,没倒在敌人的机枪大炮下,反倒折在去开会的半道上。
徐国夫后来总忍不住嘀咕:这种会有必要非得把人拉到现场吗?
在他看来,穿军装就一个理儿:一切为了打仗,只要能赢,规矩全都可以靠边站。
就因为这脾气,早在辽沈战役打得最要命的时候,他差点就背上个“抗命”的黑锅。
那是战役的第二阶段,徐国夫当时坐镇5纵13师。
东北野战军总部(东总)突然越过了纵队这一级,直接给13师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师立马拔营,去指定位置,把廖耀湘兵团的退路给堵死。
这道命令来得急火攻心,而且极其反常。
按照咱部队的规矩,一级管一级,东总应该先命令纵队,再由纵队指挥师里。
搞这种“越级指挥”,一般都是火烧眉毛、通讯断绝,或者是战机稍纵即逝的特殊时刻。
徐国夫拿到电报,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跑,赶紧跑。
可这时候,师政委伸手拦了一把。
政委讲究原则:咱们毕竟归纵队管,东总这越级下令,咱们是不是得先给纵队首长通个气,请示批准了再动身?
这一下子,局面就尴尬了。
摆在徐国夫面前的,其实是两笔账。
一笔是“规矩账”。
按程序请示,纵队肯定点头,手续齐全,谁也挑不出刺儿。
大家都按章程办,四平八稳,绝不出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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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笔是“时间账”。
目标地离这儿有一百多公里大路。
这可是两条腿跑路的长途奔袭。
发电报、等回电,这一来一回全是时间。
战场上那是争分夺秒,廖耀湘全是机械化部队,轮子跑得飞快,稍微耽误半个钟头,口子可能就封不住了。
要是算那笔“规矩账”,徐国夫自身安全;可要是那笔“时间账”算砸了,没堵住人,放跑了国民党的主力,那就是千古罪人。
徐国夫压根没多纠结,直接把那本“规矩账”给撕了。
他对政委撂下狠话:不行。
东总给的时间那是掐着秒表算的,晚一分钟都可能坏了大事。
要是为了走程序耽误了战机,那可不是挨两句骂的事儿,是要掉脑袋的军法!
于是,13师根本没跟直属上级打招呼,直接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全师开拔,玩命狂奔一百公里。
后来发生的事儿,证明徐国夫这把赌对了。
等到5纵司令部也接到东总命令,让他们派人去同一地点时,纵队首长回头一查,自己手下的主力13师早就没影儿了——人家已经在路上跑了大半截了。
纵队首长当时挺不乐意。
这也能理解,下级来个“先斩后奏”,换谁当领导心里都得有个疙瘩。
但这恰恰就是徐国夫的生存法则:在胜负面前,什么人情世故、上下级面子,通通都得往后排。
不过,这次小小的“不愉快”,说不定也促成了他后来另一次惊人的选择。
1949年,安阳打下来后,42军(也就是原来的5纵)接到任务,留在河南剿匪。
剿匪这活儿,说白了就是维持治安。
对于那些想过两天安生日子的军官来说,这是个肥差。
不用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狂轰滥炸,风险小,还能让部队休整休整。
可徐国夫坐不住了,浑身难受。
正赶上湖南程潜那边准备起义,需要从后方调部队去加强警卫。
徐国夫带兵过去,在那儿碰上了老熟人——40军(原来的3纵)军长罗舜初。
这就得说点前尘往事了。
徐国夫原本就是3纵的人,当过9师师长。
1948年初他生病住院,老战友唐凯(当时3纵副政委)找上门,说上级为了加强新成立的5纵,点名让他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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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徐国夫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在3纵待得挺顺手,虽然9师经常给邓岳的7师打助攻、搞打援,风头没人家劲,但他特佩服当时的司令员韩先楚,那是真能打硬仗的主儿。
可军令如山倒,唐凯也是调去5纵当副政委,徐国夫没办法,只能服从分配,这才去5纵当了13师师长,成了主力。
如今,在河南又碰上老部队40军,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40军当时正磨刀霍霍准备南下,去收拾白崇禧集团。
那是桂系的主力,硬骨头,仗有的打。
而徐国夫现在的42军,任务是在河南抓土匪。
罗舜初见到徐国夫,开门见山。
因为40军调走了不少干部,缺人手,罗舜初问他:想不想回来?
回来就是师长,或者干军参谋长。
这选择题有点意思。
在42军,徐国夫已经是主力师长,而且任务轻松。
回40军,虽然是回娘家,但也就是个平调,而且要去死磕白崇禧,那是解放战争末期最凶险的硬仗之一(后来那场惨烈的衡宝战役就是明证)。
这就是典型的:放着清福不享,非要去玩命。
徐国夫稍微犹豫了一下,倒不是犹豫去不去,而是觉得刚离开现在的部队没多久,有点“不好意思”。
但他很快就拍了板:回40军,接着当师长!
图啥?
就图一条:42军南下的作战任务取消了,没大仗可打了。
他徐国夫是个好战分子,就想打仗,就想打硬仗。
这笔账,在外人看来是“傻”,在徐国夫看来那是“值”。
为了能去前线,他甚至不在乎职务升没升,也不在乎是不是要去啃最硌牙的骨头。
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一步走对了,让他赶上了衡宝战役,赶上了海南岛战役——那都是解放战争最后的华彩乐章。
回头看徐国夫这一段经历,你会发现这人身上有股纯粹的军人劲儿。
当面临“向上级请示”还是“抓住战机”时,他选战机;
当面临“安全剿匪”还是“危险决战”时,他选决战。
在他心里,做决定的依据从来不是官场的规矩,也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
就像当年他在辽沈战场上那一公里的狂奔,不管上级领导高不高兴,只要能把廖耀湘堵住,这事儿就算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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