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队首长对他不报告不满，罗舜初让他回老部队当师长或军参谋长

辽沈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刚落下帷幕，徐国夫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碰上了一桩让他极其窝火的倒霉事。

那会儿部队刚进关，上头来通知要去开会。

徐国夫跟师里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挤在一辆吉普车里往会场赶。

谁承想，半道上车子出了毛病，直接底朝天翻了过去。

这一翻，后果实在太惨。

同车的政委和政治部主任当场就没了，徐国夫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也伤得不轻。

这事儿把徐国夫憋屈坏了。

倒不是他怕死，主要是觉得这买卖做得太“亏”。

几位老战友，在枪林弹雨的东北战场上都囫囵个儿地闯过来了，没倒在敌人的机枪大炮下，反倒折在去开会的半道上。

徐国夫后来总忍不住嘀咕：这种会有必要非得把人拉到现场吗？

在他看来，穿军装就一个理儿：一切为了打仗，只要能赢，规矩全都可以靠边站。

就因为这脾气，早在辽沈战役打得最要命的时候，他差点就背上个“抗命”的黑锅。

那是战役的第二阶段，徐国夫当时坐镇5纵13师。

东北野战军总部（东总）突然越过了纵队这一级，直接给13师下了一道死命令：全师立马拔营，去指定位置，把廖耀湘兵团的退路给堵死。

这道命令来得急火攻心，而且极其反常。

按照咱部队的规矩，一级管一级，东总应该先命令纵队，再由纵队指挥师里。

搞这种“越级指挥”，一般都是火烧眉毛、通讯断绝，或者是战机稍纵即逝的特殊时刻。

徐国夫拿到电报，脑子里就一个念头：跑，赶紧跑。

可这时候，师政委伸手拦了一把。

政委讲究原则：咱们毕竟归纵队管，东总这越级下令，咱们是不是得先给纵队首长通个气，请示批准了再动身？

这一下子，局面就尴尬了。

摆在徐国夫面前的，其实是两笔账。

一笔是“规矩账”。

按程序请示，纵队肯定点头，手续齐全，谁也挑不出刺儿。

大家都按章程办，四平八稳，绝不出错。

另一笔是“时间账”。

目标地离这儿有一百多公里大路。

这可是两条腿跑路的长途奔袭。

发电报、等回电，这一来一回全是时间。

战场上那是争分夺秒，廖耀湘全是机械化部队，轮子跑得飞快，稍微耽误半个钟头，口子可能就封不住了。

要是算那笔“规矩账”，徐国夫自身安全；可要是那笔“时间账”算砸了，没堵住人，放跑了国民党的主力，那就是千古罪人。

徐国夫压根没多纠结，直接把那本“规矩账”给撕了。

他对政委撂下狠话：不行。

东总给的时间那是掐着秒表算的，晚一分钟都可能坏了大事。

要是为了走程序耽误了战机，那可不是挨两句骂的事儿，是要掉脑袋的军法！

于是，13师根本没跟直属上级打招呼，直接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全师开拔，玩命狂奔一百公里。

后来发生的事儿，证明徐国夫这把赌对了。

等到5纵司令部也接到东总命令，让他们派人去同一地点时，纵队首长回头一查，自己手下的主力13师早就没影儿了——人家已经在路上跑了大半截了。

纵队首长当时挺不乐意。

这也能理解，下级来个“先斩后奏”，换谁当领导心里都得有个疙瘩。

但这恰恰就是徐国夫的生存法则：在胜负面前，什么人情世故、上下级面子，通通都得往后排。

不过，这次小小的“不愉快”，说不定也促成了他后来另一次惊人的选择。

1949年，安阳打下来后，42军（也就是原来的5纵）接到任务，留在河南剿匪。

剿匪这活儿，说白了就是维持治安。

对于那些想过两天安生日子的军官来说，这是个肥差。

不用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狂轰滥炸，风险小，还能让部队休整休整。

可徐国夫坐不住了，浑身难受。

正赶上湖南程潜那边准备起义，需要从后方调部队去加强警卫。

徐国夫带兵过去，在那儿碰上了老熟人——40军（原来的3纵）军长罗舜初。

这就得说点前尘往事了。

徐国夫原本就是3纵的人，当过9师师长。

1948年初他生病住院，老战友唐凯（当时3纵副政委）找上门，说上级为了加强新成立的5纵，点名让他过去。

当时徐国夫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在3纵待得挺顺手，虽然9师经常给邓岳的7师打助攻、搞打援，风头没人家劲，但他特佩服当时的司令员韩先楚，那是真能打硬仗的主儿。

可军令如山倒，唐凯也是调去5纵当副政委，徐国夫没办法，只能服从分配，这才去5纵当了13师师长，成了主力。

如今，在河南又碰上老部队40军，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40军当时正磨刀霍霍准备南下，去收拾白崇禧集团。

那是桂系的主力，硬骨头，仗有的打。

而徐国夫现在的42军，任务是在河南抓土匪。

罗舜初见到徐国夫，开门见山。

因为40军调走了不少干部，缺人手，罗舜初问他：想不想回来？

回来就是师长，或者干军参谋长。

这选择题有点意思。

在42军，徐国夫已经是主力师长，而且任务轻松。

回40军，虽然是回娘家，但也就是个平调，而且要去死磕白崇禧，那是解放战争末期最凶险的硬仗之一（后来那场惨烈的衡宝战役就是明证）。

这就是典型的：放着清福不享，非要去玩命。

徐国夫稍微犹豫了一下，倒不是犹豫去不去，而是觉得刚离开现在的部队没多久，有点“不好意思”。

但他很快就拍了板：回40军，接着当师长！

图啥？

就图一条：42军南下的作战任务取消了，没大仗可打了。

他徐国夫是个好战分子，就想打仗，就想打硬仗。

这笔账，在外人看来是“傻”，在徐国夫看来那是“值”。

为了能去前线，他甚至不在乎职务升没升，也不在乎是不是要去啃最硌牙的骨头。

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一步走对了，让他赶上了衡宝战役，赶上了海南岛战役——那都是解放战争最后的华彩乐章。

回头看徐国夫这一段经历，你会发现这人身上有股纯粹的军人劲儿。

当面临“向上级请示”还是“抓住战机”时，他选战机；

当面临“安全剿匪”还是“危险决战”时，他选决战。

在他心里，做决定的依据从来不是官场的规矩，也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

就像当年他在辽沈战场上那一公里的狂奔，不管上级领导高不高兴，只要能把廖耀湘堵住，这事儿就算干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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