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三十岁的博士,和妻子挤在不到四十平的出租房里,手里拿着的是一份每月八千多元的工资条,而他的高中同学,如今已是年薪四十万的大厂程序员。
夜深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灯还亮着,38岁的李博士揉了揉酸痛的眼睛,手机推送里闪过“外卖员月薪过万”的消息。
他苦笑着关掉屏幕,继续处理实验数据——这位承担着国家重要科研项目、手握多项专利的中青年科学家,每月的固定工资到手八千多元。
这位李博士的经历并非个例,一篇曾流传于社交媒体的文章《一位中科院科研人员逃离北京的自白》,生动描绘了许多科研人员面临的普遍困境:在一线城市,超半数的青年科研人员工资水平甚至低于当地白领的平均收入。
近年来,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已稳居世界前列,大科学装置接连上马,但在光环背后,作为科研主力军的30-55岁中青年科学家,却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薪酬待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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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理想与现实的落差
在许多公众的想象中,科研工作者是戴着厚厚镜片、受人尊敬的高知群体,理应享有体面的生活。可现实却泼了一盆冷水。
曾有面向200余名青年科研人员的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50%的青年科研人员年度收入不足12万元。这意味着平均月收入不足一万元。在一线城市,扣除房租、育儿等开销后所剩无几,买房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网友“科研民工小张”留言:“本科室友进了互联网大厂,三年后年薪是我的三倍。说不羡慕是假的,但更怕的是家里人生病时的无力感。”
网络上不时有科研人员晒出的工资条引发共鸣,很多人惊讶于他们超过一半人的工资水平竟低于当地白领的平均收入。与同样需要博士学历的金融、互联网、法律等行业相比,科研工作的经济回报显得单薄。
更令人焦虑的是,这样的薪酬水平与科研工作天然代表的知识、智慧和长期投入极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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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困在薪酬体系里的黄金年龄
30-55岁,正是科学家的黄金创作期,却也是人生压力最大的阶段。
这一年龄段的研究人员,刚刚结束漫长的求学生涯,正处于科研创新的高峰期。与此同时,他们需要面对成家立业的现实压力:房贷、子女教育、父母赡养……每一项都是沉重的经济负担。
然而,我们的薪酬体系似乎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一现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研究指出,目前事业单位的岗位工资从十三级的1390元到正高一级的4850元,稳定部分占比小,且缺乏与经济发展同步的增长机制。
青年科研人员李华坦言:“30岁博士毕业,要用10余年集中解决房子、配偶、子女等基本问题,可等到40多岁安顿好了,最富创造力的科研黄金期也已经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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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畸形的经费与薪酬挂钩
饶毅曾指出,部分科研经费可以适当调整,减少不必要的设备重复购置,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人才培养和薪酬提升上。
我国现行的科研人员薪酬中,固定部分占比较少,浮动的绩效收入大部分与项目经费有关。这就迫使科研人员必须不断“跑项目”、“争经费”来提升自己的收入。
这种把科研经费视为薪酬组成部分的做法,导致了一种认知偏差:认为科研经费越多越好。科研人员可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思考如何多申请经费、如何花完手中的经费,而不是潜心钻研。
一位高校工科研究者透露,学院科研总经费从前几年的几千万增加到如今的2亿,每年都在加码,大家都疲于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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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帽子”人才与普通科研者的鸿沟
中国科研体系长期存在的“帽子人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薪酬不公。
拥有“长江学者”、“杰青”等头衔的科学家,能获得更高的薪资和资源支持。饶毅指出,内地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授研究员普遍水平已高于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而薪酬却远低于其教授。
这种基于“身份”而非“贡献”的薪酬差距,容易打击广大普通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更令人担忧的是,引进人才时出现“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的现象——给引进人才优厚待遇,却忽视了长期在本单位工作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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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扭曲的考核与“花钱买指标”
一些高校的考核机制正在将科研人员推向更尴尬的境地。
西北某高校一名青年教师透露,学校要求“每年教授需要完成8万元,副教授7万元,博士6万元,讲师4万元”的横向课题经费指标,如果无法达标,“年底就要扣绩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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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一些高校对引进人才的经费发放也与横向课题挂钩,号称给予100万元引进经费的高校,到了发放后期会提出要求:“100万元引进的人才,如果横向课题做不到80万元,后期就拿不到学校当初承诺的100万元。”
在这种压力下,不少老师不得不四处“找亲靠友”拉课题,更有甚者不惜自掏腰包、向他人借钱,再通过企业走账的方式来凑经费。这种现象在二本院校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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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中青年科学家流失隐忧
当科研工作无法提供体面的生活时,人才流失成为不可避免的后果。
“经常听到身边青年人说‘卷不动了’,”一位研究者指出,“不少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因在北京难以负担买房的压力而放弃了科研工作。”
网友“量子漫步”评论:“我们实验室三年走了两个副研究员,一个去了企业年薪翻了三倍,一个干脆转行做科普自媒体。留下的都是真正热爱科研的,但热爱能当饭吃吗?”
生物学家饶毅也公开呼吁,应该给30到55岁的中青年科学家涨薪,因为他们是“中国的宝贵财富”。他指出,近二十年来,一批年轻时在国外有竞争力而回国的年轻人,其学术水平优于或等于国外同行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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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国际比较与改革探索
对比国际情况,中国科研人员的薪酬结构存在明显差异。
美国等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岗位绩效工资中,基本工资是绝对主体,其绩效工资普遍只占总工资收入的2%~10%,而中国包括科研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的绩效性质的奖励和津补贴占总工资收入的比重大多为30%~60%。
美国的科研人员工资收入相对稳定,收入与其承担的科研项目数量、经费的金额无关,科研人员即使承担了再多的项目、投入了再多的精力,他们从单位领取的工资加上从科研项目中领取的薪酬也不能超过其12个月的工资总和。
国内也有积极的探索。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北生所)实行年薪制,实验室主任(PI)的收入既不与论文挂钩,也和项目没关系。根据PI的研究能力将其分为不同档次,分别给予30万元、40万元和50万元的年薪。
08 破局之道:让科研回归本质
解决科研人员的薪酬困境,需要系统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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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改革经费分配结构。如一些专家建议的,适当减少大型项目投入,将更多资源用于支持科研人员本身。德国马普学会在人员薪酬方面的支出占比高达70%,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其次,建立稳定且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科研人员的薪酬应该与他们的贡献相匹配,而不是与争取到的经费挂钩。提高基本工资比例,让科研人员能够安心从事长周期、高风险的前沿探索。
同时,改革评价机制,减少对论文数量和“帽子”的过度依赖,建立更加科学的同行评议体系。打破“跑经费、争项目”的循环,让科研回归探索未知的本质。
饶毅建议,应该建立全国的“科学人才体系”,实施国际同行评审,不按头衔、不按出身,让每一个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人员都能获得国际标准的薪酬待遇。
科研人员小刘结束了一天的工作,走出实验室时已是繁星满天。
他想起饶毅在最近一次呼吁中说的话:“我们应该而且有条件、有必要与国际同工同酬。” 确实,当科研成为一个国家最具竞争力的领域时,支撑这一领域的人才理当获得与之匹配的回报。
科研强国的根基在于人才,而人才需要的不只是鲜花和掌声,更是能够安心探索未知的物质保障和制度环境。
只有当科学家不再为“五斗米”折腰,不再被扭曲的评价体系所困,中国的科技创新才能真正释放出磅礴力量。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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