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为什么注定无法完成工业革命？

为了防止有人再给我玩稻草人谬误，论证之前先科普几个知识点。

1工业革命是个极度漫长的过程。他是机械生产取代手工劳动的过程，是经济和农业GDP。为主导变成以工业GDP为主导过程，是社会宏观上的巨变。英国花了近百年所有完成。因此纯农业国和纯工业国之间有因此纯农业国和纯工业国之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因此不要给我举欧洲其他国家和英国的例子。

2社会形态的演变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判定其属于什么社会，是看哪对生产关系占主导而不是玩什么文字游戏。只要你是地主农民，这对生产关系占主导的，那么你就是所谓的封建社会。当你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关系为主导时，就转型成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也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之所以明治维新1861年改革所完成的资本主义改革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他们在把这个转型过程推进了一大步。是生产关系。由封建关系占走到边上的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而且因为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比例是封建关系。所以常说他们封建残余非常浓厚。

3，5段论是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划分。并不是一个绝对优于另一个。只是他们的操作系统谁更先进罢了。比如说封建主义能发挥你理论实力的60%，资本主义就能发挥80%。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一定打得过封建主义巅峰期。因为要考虑实际硬实力的影响。

4依据热力学第二定律，任何系统都会逐渐走向更混乱的局面。因此任何政权都会腐化。沙俄也是如此。但是300年王朝的周期率是特定描述中国的情况。如果你从王朝征税的情况就能看出当时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农业占比超过90%以上。并且因为他的地缘环境导致往外扩张也很难大幅度做大蛋糕。因此会陷入土地兼并的循环，并且因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导致要夺权的话，就必须把最高统治者干掉。还有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是外部影响相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小的多。你看其他国家要么是大规模扩张，做大蛋糕，缓和内部矛盾。比如奥斯曼帝国。要么是外部压力过大，可以有效转移内部矛盾。比如拜占庭帝国。或者是最高统治者是个虚君政治。比如日本天皇。沙俄当时也是政治腐败。但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其相对于野猪轻的多。

5如果你想完成工业革命，你就必须有足够的市场原材料供应和劳动力，还有启动资金。还要能完成资本扩大和再生产。

如果你想不被革命的情况下完成工业革命，你只有这三条路可以走。拥有大量的海外殖民地，提供原材料和海外市场。英国借此通过圈地运动，是地主转化成资本家，破产农民进城当工人，并且因为有海外殖民地原因，发得起工资。工人获得钱之后，构成了足够大的消费市场。使其走入了资本扩张再循环，最终完成了工业革命。

如果你没有庞大海外殖民地也不想被革命的话。那么你只有进行土地改革，并且对外扩张。这样的话，转移内部矛盾，从外部掠夺大量资源，使地主到资本家转型过程中相对轻松，减少改革阻力。土地改革后，获得土地的农民有了最初的消费能力。这里我举之前卖帽子的例子。一百个人各有两块钱。每人花一块买个帽子。市场100。如果一个人190，剩下的其他人分。那就只有一个人买得起帽子。市场1。

如果都没有，那就成为殖民地接受资本主义化改造。能不能活下来另说。

6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一定要有关税的保护，否则会瞬间被外来资本冲跨。

然后再说一下德国，沙俄，日本是怎么完成的。

沙俄

如果你看他的早期历史，你会发现在建立之后，他是一直扩张的，前期规模非常迅速。导致他是在不断做大蛋糕。并且由于他的离西方非常近，导致他能快速学习西方的技术和科技。否则就会直接game over。并且当时他早期阶段，西方属于重商主义阶段。沙俄就拥有完整的关税自主权。并且由于他当时的体量，导致拿破仑战争时期他有资格参与与英国，奥地利普鲁斯一起围殴法国，并且取得胜利，荣获了欧洲宪兵的称号。并且也获得了法国的赔款。导致他成功向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迈进一小步，处于过渡阶段的早期，而不是纯农业国和纯封建社会。而在完成工业革命后，法国是如何暴揍他的？你可以参考一下克里米亚战争。而且随着1861年改革，是他分给农民土地，但要求农民交付赎金。是获得赎金的地主转化成资本家，农民去往城市成为早期工人。并且当时他临近的是奥斯曼和大清那两个卧龙凤雏。导致他取得俄土战争的胜利并不断向大清扩张，有效缓和内部矛盾。但当时人家还是没有完成工业化，给之后的日本一样是个半工业国。所以人家叫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

日本

日本是先进行了倒幕运动，建立新的政府。再通过明治维新，通过一系列改革建立近代军队。通过对外战争掠夺进行原始积累和为国内的改革减少阻力，缓和阶级矛盾。，通过小体量高素质获得英国垂青和扶持。成功废除不平等条约。然后通过清朝的赔款，列强的扶持，独立自主政治。对外战争胜利既减小了改革的阻力又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这才勉强成为了半工业化国家。

对应中国的话，第一步就卡住了。得先进行辛亥革命。

德国

普鲁士先进行了1807年农奴制改革。再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国内市场。然后还有50亿法郎的赔款作为启动资金。

因此中国要进行工业革命，只有这几条路可走。要么对内进行土地改革。但这根本就不可能，历朝历代哪怕是王朝初期也只是分的没有主人的荒地和政敌的土地。要么就对外扩张，做大蛋糕，转移矛盾。但是当时中国附近除了那些体量小，没什么资源的附庸国。就是英国，法国，沙俄的领土和殖民地接壤。注定了此路不通。并且当时中国已经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瞬间就会被外来资本冲垮。准确来说就是工业化一定程度就被卡住了，无法从一个农业国真正转化成一个纯工业国。生产关系仍然以地主农民这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为主。因此无论是哪个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无论是统一的还是不统一的。无论是汉族的满族还是蒙古族的。只要他仍是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占主导。仍没有关税自主权。仍然无法有效对外扩张。那么他就永远无法完成工业革命。

先说结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难以出现工业革命的最大原因，是我国自古多灾多难的自然环境使得社会上下疲于奔波，及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冲突，将古代中国牢牢锁死在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社会结构中。

第一，借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需要注意其中的问题

有一个事儿必须要搞清楚，那就是西方的不少社会理论，提出者的依据往往带有他们对欧美自然及社会现象的观察总结。然而，苹果会掉在地上，这是一个全世界通用的客观规律。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却要视情况而定。风调雨顺多的地区，农业生产肯定顺利；反之，农业生产必定遭受重创。

西方也确实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提出了地理决定论。后来被批评，认为地理因素在社会历史发展只能算个外部条件，是受到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制约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学派，都认为地理决定论存在问题。他们认为地理因素只是一方面，决定不了什么，不能无视，但也不宜过高强调。这样的观点影响极深，然后在流传中又发生了偏颇。有人就开始认为自然环境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不重要。直到今天有人只要提到自然环境影响这个要素，立刻就被扣上“地理决定论”的帽子。然而，地理决定论本来就是一个被曲解的概念，而且很多社会历史发展其实都绕不过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影响。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对的，但是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弱化甚至忽视客观环境，就是脱离实际。

这里插入一个猜想还需要大家去验证：过去百多年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模式意识是否源自上述内容？

那些在欧美大陆提出奠基性学科理论的大咖们，毕竟也不是神，他们的观点也都是受到之前认知经验的影响。理论也未必放之四海皆准。就以黑格尔为例，提到平原地区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他是这么说的。

乍一看，这段话没有什么问题。然而，作为一个熟悉中国气候、地势和历史的人，他就会发现这段话里存在的问题。黑格尔显然是把中国整个放在了平原流域这个环境下。或者说，他通过一些流传到西方的有限资料，能理解的中国基本上就是在平原流域建立的封建国度。

实际上这根本就不符合我国的地理环境。或者说黑格尔说的那个“中国”地理环境顶多是春秋战国及之前的中国。黑格尔当时能接触到的关于中国的资料，一部分是翻译到西方的“五经”，一个是之前传教士编辑的《中国上古史》，一个是冯秉正的《中国通史》，一个是马可波罗的游记（但这个有不少学者表示质疑）。其中，在西方最具有影响力的便是冯秉正的《中国通史》。然而，这几部著作的问题在于，其中关于中国几千年来的具体气候和地理状况介绍不多。即便是冯秉正在中国待了几十年，还跟随清廷官员去河南、浙江、福建等地测绘过地图。但是他仍是对中国复杂的地势与气候了解不多，他所到之地多为水脉+平原之地。往北、往西，他显然没有太多认识。即便是接触到相关的文字，凭他的经验也不会想象到具体实地是一个怎样的环境。因此，他的《中国通史》相较于他的所见与现实情况，本身就是打了折扣的产物。

因此，这些带有历史性内容的著作，呈现最多的就是制度和社会描述。这就让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西方学者，凭借纸面文字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也没有接触更多中国详细信息的欧洲人来说，凭借“五经”这些老掉牙的典籍和关于中国地势、气候等缺乏详尽记录的“通史”，他们得到的判断也必定是有限甚至偏颇的。于是，面对纸面上这个存在了有千年，模式却依旧是一个样子的超稳定结构——中国。他们无法解释这种情况，只能从制度、文化上去自动补充可能自洽、符合某种逻辑发展的条件，试图解释。

就比如在介绍中国的时候，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是这么说的：

其实说起来，至今为止，你能找到的各种民科，甚至专业人士，对中国古代的制度、科学、艺术的不少论断，大多追根溯源都是来自这部《历史哲学》。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其实都源自这本书。可是，黑格尔在西方后来也是长期受到质疑的。只是他言论的影响力似乎掩盖了这一切。

从他的论断来看，我们很多人一眼就掉进去了：对呀，说的没错呀。实际上你仔细想想，这老爷子说来说去始终是在陈述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很多人就哑了，他也没说出个一二，他只是有意在用“思想”“制度”这些形而上的概念去圆。但是圆得并不完美。因为，那个真正的原因他并不知道。

他没见过！

同样，自黑格尔之后，只要是沿袭这路研究思维和继承这种观点的学者，有一个算一个，包括那几位伟大的导师，他们对我们中国的认识始终是隔着窗纱看少女——实际上并不知道这少女是少女还是中年妇女。而西方人又喜欢发论文发专著，称个学者的都差不多著作等身了，铺天盖地的论述早就把隐含在其中的问题给淹没了。

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意识到的。

第二，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灾害

中国处在最大的陆地板块——亚欧板块，和最大的海洋板块——太平洋板块交界处。气候多变，而中国疆域内的地貌也是多样化的，平原、高原、山地、盆地、草原、沙漠、丘陵等。世界上11种地貌，咱们中国就拥有10种之多。再与多变的气候、各种土壤特点一叠加。我国农业生产自古面临的自然环境就是十分复杂且难测。

先涝后旱，先旱后涝，久旱或久涝，蝗灾，台风，时不时还来一场地震和大规模瘟疫。这片土地，过去有很多地方有所谓“十年九灾”之说。

而且每一次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破坏都很大。

很多人看史书，专门挑王侯将相家里的破事儿去看，少有人去翻阅《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等“志”去看。其实，你只要仔细翻阅，就会发现这些志里的自然灾害之多之破坏的情况远超你的想象。哪有那么多太平年景？

就比如《魏书》中延昌元年中的记载：

延昌元年四月庚辰，京师及并、朔、相、冀、定、瀛六州地震。恒州之繁畤、桑乾、灵丘，肆州之秀容、雁门地震陷裂，山崩泉涌，杀五千三百一十人，伤者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牛马杂畜死伤者三千余。后尔朱荣强擅之征也。

这只是其中一条，上下看还多得很。这还只是其中一个“志”，整本书呢？二十四史加上个《清史稿》呢？里面有多少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有记录的大规模的，自商汤十八年（前1766年）至公元1937年，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强便有灾荒一次。小规模的数不胜数。同比之下，欧洲古代的大规模灾害，有多少？其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就是黑死病和几次瘟疫了。然而，光是规模大的瘟疫，你知道中国古代经历了多少次吗？

中国古代每一次的自然灾害，受灾者都是数以万计，死者有时也是数以万计。

即便到了今天，我国每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还是不容小觑。

据央广网公布的数据：

2025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和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台风灾害、风雹灾害为主，干旱灾害、低温冷冻和雪灾、沙尘暴灾害、森林草原火灾、海洋灾害、生物灾害等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全年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6703.37万人次不同程度受灾，死亡失踪763人，紧急转移安置和需紧急生活救助362.92万人次；倒塌房屋5.70万间，损坏房屋70.90万间；农作物受灾面积6069.4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2416.17亿元。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农业生产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社会商品经济，军队给养全都离不开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都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

第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君王为什么要举行祭祀？甭管祭天祭祖，都是希望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如此臣民衣食无忧方能天下太平、长治久安。

君王与官员为什么要兴修水利、栈道、劝课农桑？是因为只有这些才能保证生产和农业产品运输通常，治下百姓才能衣食无忧，长治久安。

于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文化，便都与农业生产有关了。为什么追求天人合一？是因为顺天时方能知何时耕种，何时避天灾，方能生存！为什么重男轻女，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为什么会有宗族势力？是因为纯粹的农业体力劳动男性多了更有保障，一大家子人多了地能种得多，还能抵御各种外来威胁和灾害。为什么会有排除异己的政治角逐意识？是因为种庄稼一亩地里必须只有粮食，不属于粮食的都是杂草，必须铲除！

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成下，我国古代出现了土地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共生关系。也是我国古代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还是和种地一样，想要地里长出好庄稼，你必须要付出，要松土、播种、浇水、施肥。统治者只有庇佑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爱戴和奉养。因此，君王就是最大的地主头子，而分封下去的贵族就是大的地主。他们治下的土地就是他们的“食邑”。除了进贡给君王的产品，剩下的东西都归他们所有。但是，这些贵族也是有责任庇护民众的。还是我说的那种关系——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种共生关系才是双方能共存且发展下去的关系。一旦失衡，管理者盘剥太狠，就相当于不播种、不浇水、不施肥，却还要地里长庄稼一样，索取过狠，土地必将荒芜。因此，失衡的关系下，民众为了活下去就一定会予以反抗，推翻管理者的统治。

这种种植者+土地的格局，从上古开始就一直延续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期间虽然贵族、豪强地主、士族、门阀、民间商人等轮番登场。但是这种格局从经济关系上并没有太大变化。甚至这些集团的出现反而都是与可农产的土地囤积的数量有关。正因为拥有了土地，也就拥有了土地上的人口，既可以从事生产和各种经济活动，又可以把这些人口武装起来成为自己的军队。

这样的社会生产与社会关系，不光是发生在我们中国，万里之外的欧洲古代也是如此。

然而，我国的自然灾害的频繁却导致不同的发展方向。

无论种植业还是畜牧业，都要靠天吃饭。然而，频繁多变的自然灾害，往往使得农业生产难以为继。说十年不遭灾，那种情况少之又少。很多地区基本上隔个三年五载就要面临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这就使得不少农户，辛辛苦苦几代人攒不下什么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各种现象就应运而生。

首先是，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朝廷和当地的管理者必须要赈灾，恢复生产。拨钱拨粮是必须的。但是朝廷的钱粮从何而来？还是税赋上。换句话说，往年上缴的钱粮就用在这个时候。但是，这么一来，朝廷的财政收入就出现了亏空。遭灾一年如果恢复回来，遭灾面积还不大，那大家皆大欢喜，恢复之后继续生产或者从别的地方抽调补上。

问题是，灾害面积大，而且连着来个三年五载。

问题就严重了。这个亏空就基本上难以补上了。好多国家的工程，朝廷的开支，就全都受到影响了。于是一系列的问题就开始接踵而来。

首先是朝廷方面，这个时候面临继续赈灾+接下来的财政收入怎么办的问题。光是节省开支，君臣掏腰包，看似是爱民、美德。实际上杯水车薪，尤其是盘面越大的王朝，受灾民众和地区越多，他们省吃俭用个十万石粮食一放下去，民众每顿还是连一碗饭都不够。而且吃完了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指着君臣省吃俭用那点面子活儿，没什么用，就是糊弄傻子呢！说得好听，贤君“王无罪岁”。然而，罪不罪岁，都是这么个局面，你还能咋地？

关键还是看农业生产。

这个时候，有的君王把心一横，向没遭灾的地区收税赋，而且加码收，用这些地区的加码收税赋顶上亏空，以及来赈灾。地方上，勒令地方的民间地主或者封建官僚地主想办法。这一想办法，衍生的问题就更多。朝廷想做好人，让下头放粮，大荒年，人家也却粮食呢？吃完了和灾民一起要饭吗？所以有些大户人家也得为自己打算。只要朝廷不管，人家就向灾民要抵押物。灾民都遭灾了，还能抵押什么？也就是手里的土地。

好吧，灾年是度过了。土地、儿女都没了。这个时候，地主就把多拿到的土地租出去，租了土地的农民就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佃农。佃农为了活下去就得种租来的地，可是接下来没过两年，又遭灾了，这次拿什么抵押？一个是手里这两年攒下的物品，再就是儿女了。欠的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还不起。有的地主逼得狠，就出人命了。有的地主想起来那个共生关系，行了，债免了，要么你来给我们家当仆人，要么以后仗着这些恩情你得为我驱使。这边佃农感恩戴德……

这就是过去几千年，我们中国土地上祖祖辈辈的情况，也是土改的时候有些地主为什么理直气壮的原因：那我应得的财产，我凭啥做好人白往外掏啊？

这个时候，有些君王真的是光赈灾，明面上口碑上来了，实际上新的问题又诞生了。谁掏钱？掏多少？以后过不过了？臣子将帅人家掏多了，未免觉得自己给你皇帝干活什么好都捞不到。有人可就生出异心了。这个时候皇帝成了人民心中的好皇帝，却难逃被废被杀的命运了。要你这个大地主头子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地主谋福利的，你都把我们扔了，我们还要你干啥？然后推翻这个皇帝后新上来的皇帝自然要笼络和他一伙儿的群体，于是赋税必须加。

因此，遭到这种连年灾害的时候，统治集团内部无论怎么搞，结果不外乎两个：前一个是老百姓倒霉，后一个是皇帝倒霉完还是老百姓倒霉。（所以，统治集团在这个时候，头疼的就是怎么能拿出个像样的收税方案，各种税法也就应运而生）。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些官员再中饱私囊，克扣钱粮。或者皇帝啥也不管，带着大伙酒照喝，舞照跳，税照常收。你就想吧，这个王朝就岌岌可危了。

因为这个时候就不是统治集团内部问题了，而是整体上的大地主集团与食邑民众之间的共生关系的平衡被彻底破坏了。矛盾积累太深，民众起义，推翻了这个政权。仔细看，无论是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无论发动者是什么目的，规模壮大以后，这些起义和运动全都带有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加入者也以农民为多。而在此之前，往往都会伴随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自然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加剧了民众与统治集团间的矛盾。但是这些原有的矛盾，往前数还是和农业生产与自然灾害有关。可以说，一次次的自然灾害与农业生产，造就了一次次社会矛盾的积累。

但是，新建立的政权，面临的还是这样的生产环境。没几年他们也要面临这样的生产环境。在这种遭灾——赈灾——恢复——遭灾的频繁循环中，各种矛盾也随时触发。民众攒不下什么钱，朝廷也疲于农业生产与赈灾之间，时不时还要应对外敌入侵。因此，各种事各种技术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一旦生产效果不明显或者对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就不会有更多的投入和研发。而这从长远角度来看，又限制了社会各种技术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甚至今天，说什么东西“远离直接的生产”“远离农业生产”都会被嘲讽，被批评，被视为一种“原罪”。这便是我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与自然环境逼迫形成的实用意识。

而作为统治集团，也慢慢地在这种管理环境和实用意识下变得思维陈旧。他们过于看重农业生产稳定带来的长治久安（防臣子将帅谋反，防民众起义），对于破坏这种生产形成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变化，也就逐渐出现了抵触和扼杀意识。这才是我国古代专制意识不断加强的原因。

而民众，由于长期在这种忧患环境下生活，逐渐养成了有替代物和低级缓解产品就能“将就过”的意识。当各种需求都可以以低级方式“将就过”满足以后，民众的生活需求也就固定在某个阶段。即便是有钱人，也不过是东西比别人多，好一些。而没有对物品具有更高层次的追求。中国古代社会便被禁锢、锁定在周而复始的农业社会里。即便达到了这种社会的顶峰模式，却依旧是农业社会。

根本，仍在土地与农业生产上。

第四，工业革命的发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量变引起的质变

工业革命不是说某个人或群体发明一堆能促进生产的事物就行了。现象尽管是这么个现象，背后的成因以及产生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的工业革命是经过长期社会发展的积累才出现的。

欧洲古代尽管也有自然灾害，但是频发与大规模情况不多见，地势地貌并不复杂，可从事长期稳定的农业生产。欧洲的农业生产者及封建领主可累代生产积累财富。再者，新航线的开辟，以及海外掠夺，都为欧洲积累了大量财富。而欧洲各国，少有疲于大规模赈灾救灾的情况。也就是说，入不敷出或者倒赔的现象，在欧洲统治者中是少有出现的。如此，农业生产累积财富 ，从农户到领主都开始了走向富裕。

此外，教会在文化上的专制统治，保守却并不是停滞的。我们有一个错觉，会认为天主教教会是禁止文化与科学研究的。实际上，这种理解是错误的。从中世纪之前，欧洲天主教教会是有这么一个设定的：世间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研究万物就是研究上帝创世的秘密。这不是完全被当作禁忌的，而是被当作接近上帝，证明上帝存在的途径的。只是，彼时的教会是“宗经”的。就是说，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内容，不能与《圣经》和教会的主张相悖。布鲁诺不是因为研究而被烧死的，而是他主张“日心说”，与教会主张发生抵触才被烧死的。这固然是教会专制的一种体现，但是也证明一点。此时的教会接受了地球概念，只是奉行的是“地心说”。然而这已经与《圣经》存在不同了。同样，当时的教会还有一种为人诟病的行径，那就是只要有些研究者将研究内容和方法提供上去，他们就会网开一面，否则就控诉对方是巫师，研究的是巫术。这种行径固然可耻，却也使得教会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包括且不限于数学、天文、物理、医学、文学，以及那时还被称作炼金术的化学知识。

除此之外，来自印度、中东的伊朗与阿拉伯、吉普赛人等，甚至中国古代的一些知识与技艺，也都通过各种渠道汇聚在欧洲。这些知识与技艺，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促使欧洲的生产方式出现了全面的升级。

这些都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年累月，欧洲出现了早期的工业生产体系。

工业体系，不是说建一座座工厂就算的。想要批量生产某种物品，你需要有机器，而制作这个机器也需要有相应的工厂，而这个工厂生产也需要相应的工具。生产完的物品，又要有配套的运输和销售渠道。这一环扣一环的链条，才是工业体系的血脉。

而这样的链条，必须是社会手工业、技术在不断发展中经过层层升级才能构建起来。以枪械为例，膛线早在15世纪就有人提出了，但是到了19世纪才在欧洲进行实体批量生产。为什么花了四百年时间？就是因为15世纪的工艺满足不了这种生产。因此，不是说有了理论和某个实物，相应的物品就能迅速批量生产，配套生产的工业体系达不到要求，这种生产不会实现。所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引进很多机器生产，但是一旦零件出现问题，我们根本没有生产和替代的。机器也是由机器生产的，机器可以引进，但是生产零件的机器呢？生产这个生产零件的机器的机器呢……

由于这些积累与变革，出现了新的生产体系，欧洲的生产与经济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农业生产者身份发生变化，农民失去土地，贵族和新兴的占有生产资源和财富的群体发生转变。农民开始转变为农业工人或者纯粹的工厂工人。他们按照主管者的要求去进行新的有目的性的生产，靠出卖劳动获得报酬。从生产和交易方式来说，进入工厂的工人与过去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他们从事的生产活动的级别却比单纯的种植和畜牧业要高得多。这些生产纯粹依赖人类社会而运作，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局限性。工厂不会因为干旱而出现“欠收”，只要不被洪水淹没，天上下多少雨也不会让工厂产品被水泡坏。

这些产品经过新的工艺和带有科技性的理论的调整，带有精致性，又促使由它们构成的机器或者工商业活动变得更好更便利。久而久之，社会生产就出现了升级。反过来，升级中的社会也开始源源不断地给那些技术和理论研究者提供现象和研究样本。

于是，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就此诞生。而这样的工业革命也带来了新的生产关系，冲击着旧有的社会格局。因此，是先有生产的变革，再有社会的变革，才有工业革命。而反观中国古代社会，到了后期，土地盘面变大，人口又变多，需要的农业生产需求也变更大。但是，基于我国古代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上下疲于其中的现状，和衍生的一系列问题。我国的生产还是停留在手工种植与畜牧为主的农业生产占主导的方式下，造成积贫积弱。这种社会的存在，使得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被长期锁死在一个固定模式下，形成内部循环，营造出一个能长期存在的超稳定结构。

想要打破这个局，必须有新的高超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理论，抵抗住变化无穷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灾害。但是，这明显又需要社会长期稳定和保持持续的生产积累造就的工业革命才能实现。这一点，在中国古代是无法得到满足的。

古代的君王头疼的就是灾害和生产力低下造成的内耗，然而，频繁出现的灾难与维稳需要的农业生产消耗了一个朝廷太多的管理精力。技术发展上进步甚微，整个社会对先进生产力的希冀只能通过神话故事和宗教祈祷来得到幻想中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