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听闻溥仪月薪180元，说：毕竟当过皇帝，从稿费里取出2000元

1964年，北京一场寻常的座谈谈话中，一句半带玩笑的话语，一段温暖的资助，定格了一段跨越时代鸿沟的历史温情。当毛主席听闻，末代皇帝溥仪每月收入仅有180元时，当即面露关切，轻声说道：“数额偏低了，毕竟当过皇帝嘛。”

话音刚落，他便郑重叮嘱身旁的章士钊：从我的稿费里，取出2000元，送去给溥仪补贴生活。没有居高临下的施舍，没有针锋相对的隔阂，只有一份从容温和的体恤——这一幕，耐人寻味，更令人动容。

要读懂这份温情的重量，必先看清说话人与被提及者之间，那道天壤之别的历史落差。一边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结束百年战乱、开启民族新生的伟人，亲手打破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一边是中国两千年帝制的最后一位君主，是曾经身居宫阙、万人朝拜的宣统皇帝，见证了旧制度的覆灭与消亡。

他们本该是隔着时代鸿沟、立场对立的两个人，一个是旧时代的终结者，一个是旧时代的余响，可谈话的气氛，没有丝毫紧绷与尴尬，反而满是从容与平和。这份平和，源于毛主席的胸襟与自信，更源于新社会对每一个人的包容与善待。

谈话中，毛主席还引用了“长铗归来兮，食无鱼”的典故，看似随口一提，实则藏着深层的体恤——有才能、有特殊经历的人，不应被冷落，不应被亏待。这句话用在溥仪身上，绝非讥讽，而是超越了身份与过往的尊重，认可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理应拥有体面的生活。

一旁的章士钊听后，随即提及溥仪的族叔载涛，说他生活同样拮据。毛主席听后，当即表示关切，语气坚定地说道：“载涛还在担任顾问，既然为国家做事，生活条件理应得到保障。” 于是，他特意叮嘱，再从稿费中拿出2000元，一并送给载涛，解决他的生活难题。

座谈结束后，两笔各2000元的款项，很快便从毛主席的个人稿费中拨付到位，章士钊亲自登门，分别送往溥仪与载涛家中。或许有人难以想象，这笔钱在当时究竟有多重——上世纪60年代，普通工人的月薪不过几十元，2000元，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三四年的工资总和，无疑是一笔分量极重的资助。

当章士钊来到溥仪家中，说明来意时，溥仪的第一反应，是推辞。他握着章士钊的手，诚恳地说道：“多谢主席的关心，我的回忆录很快就要出版了，到时候会有稿酬，我能养活自己，就不麻烦主席了，还是把这份帮助，留给更困难的人吧。”

章士钊反复劝说，告诉他这是毛主席的一片心意，也是新社会对他的关怀，溥仪这才勉强收下。收下款项后，他当即写下一段感念之词，字里行间，满是感激与愧疚。谁也不会想到，曾经高高在上、养尊处优的皇帝，此刻会如此谦逊、如此懂得体谅他人——这样的心境，若是倒回十年前，根本难以想象。

溥仪命运的真正转折，始于1959年的特赦。那一年，毛主席在审阅特赦名单时，特意提出“先赦皇帝”，这句话，彰显的不仅是一份大度，更是一种政治与历史层面的绝对自信——新中国不怕旧时代的余响，更有底气让每一个愿意改过自新的人，拥有重新生活的机会。

重获自由的溥仪，褪去了皇帝的光环，成了一名普通公民。他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工作，从最简单的浇花、除草、修剪枝叶做起，从头学习最基础的生活技能。那时，他的月薪只有60元，日子过得简朴，却格外踏实。

有一次，一位外国记者专程来到植物园，见到溥仪在花圃中忙碌的身影，忍不住问道：“你曾经是皇帝，现在是园丁，你更愿意做哪一个？” 溥仪放下手中的工具，坦然一笑，语气坚定地回答：“我宁可当园丁，当一个靠自己双手吃饭的普通人。” 这句话传到海外，瞬间引起轰动，被世人当作中国时代巨变的最佳象征。

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经历，后来溥仪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员，月薪也提高到了180元。这份收入，相较于之前的60元，有了不小的提升，也更符合他的经历与能力。

可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依然显得紧张。常年的宫廷生活，让他身体欠佳，常年需要服药、就医，医疗开销巨大；再加上1962年，他与在医院工作的李淑贤成婚，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家庭日常支出增多，180元的月薪，渐渐难以支撑。

很少有人知道，溥仪与李淑贤的这段婚姻，也与毛主席的关怀息息相关。此前，毛主席曾邀请溥仪参加家宴，席间，他没有提及过往的恩怨，只是像长辈一样，关心着溥仪的近况，还郑重地提醒他：“婚姻大事，关乎后半生的幸福，一定要慎重选择，找一个能同甘共苦、相互扶持的人。”

正是这份暖心的叮嘱，让溥仪更加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不久之后，经人介绍，他认识了李淑贤，两人相知相守，组建了温暖的家庭，也让溥仪真正体会到了普通人的烟火温情。

1964年的这笔2000元资助，以及随后他的月薪提升到200元，虽没有彻底改变他的生活，却切实缓解了他的困境。据说，溥仪将那笔2000元，分成了好几份：一部分用来支付自己的医药费，一部分补贴家用，还有一部分，用来帮助身边那些比他更困难的人。

曾几何时，他是拥有宫阙万间、金银无数的皇帝，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晚年，他却学会了节俭度日，学会了体谅他人，学会了把自己得到的温暖，传递给更多人。这份转变，不仅是个人的成长，更是时代的进步。

溥仪曾不止一次感慨：“历史上的末代君主，能得以平静终老的，寥寥无几，我能有今天，是新中国给我的恩典。” 1967年10月，溥仪在北京病逝，年仅61岁。从三岁幼年登基，到沦为傀儡皇帝，再到沦为战犯，最后成为一名普通公民，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几乎浓缩了一个时代最剧烈的转折。

1964年那句半带玩笑的“毕竟当过皇帝”，那笔从个人稿费中支出的2000元资助，看似微不足道，却藏着最深厚的温情与包容。它不仅改变了溥仪晚年的生活，更悄然成为旧制度终结、新社会展开之间，一段带着温度的历史注脚——它告诉世人，新的时代，没有仇恨与隔阂，只有包容与善待，每一个愿意改过自新的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