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关羽老乡，44岁任山西省委书记，60岁立誓为毛主席解一大心病

1938年夏天的太原，黄河以东的风沙还没散尽，城里却到处有人在议论一个名字。有人一拍桌子说：“这人啊，打起仗来不要命，工作起来也不要命。”说的，就是刚从前线调到山西、身穿旧军装、面色却有些苍白的程子华。

有意思的是，这位身上带着战场伤痕的干部，在山西乡间提起“关老爷”，总爱笑着说一句：“同乡呢。”两人同是山西解县人，一个是历史上的武圣，一个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屡立战功的红军将领，不得不说，这样的巧合，本身就很耐人寻味。

程子华1905年出生在解县城关一户苏姓人家，家境清苦。后来被过继给姨妈家，改姓程，原名“程世杰”。家里指望他早早学做买卖，将来能养家糊口，算是很典型的山西人思路。但这孩子从小有股犟劲，对念书有种拗不过去的执着。小学毕业，长辈劝他进商号，他却硬是自己去考了运城第三高小的官费名额。

那会儿的山西，阎锡山打着“建设山西”的旗号办教育，既是真办学，又是收拢人心。太原国民师范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于20年代兴办起来的。程子华为了报考国民师范，家里连路费都凑不齐，只能由生母东借西拼弄出两块钱，他就这么揣着仅有的盘缠，坐车一路颠簸到了太原。1922年秋，他如愿考入太原国民师范，年纪已经17岁，在同学里算不上小了。

太原国民师范后来出了不少有名的人物。徐向前、薄一波、王世英等人都曾在这里读书。这所学校一方面受阎锡山控制，一方面却又因为进步思潮的涌入，成了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地方。程子华进校时，只是个热血青年，想得也不过是“读书有出息”“报效国家”这些朴素念头。形势的迅速变化，很快就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激流。

1925年春，冯玉祥准备“收拾”阎锡山，后者为了筹集军费，在山西全境强征房捐，从大宅到土坯房一律开征，三晋大地怨声四起。共产党人在山西发动学生反对苛捐杂税，太原国民师范自然成了风头之地。学校当局压制学生，学生们却不肯服软，一场学潮随之爆发。

在这场学潮中，纪秀川、王世英等共产党人发起成立学生会，赶走了校内那些替当局说话的总干事和班主任。程子华性子倔，见不得这种欺压学生的做派，积极参与斗争，甚至亲自带头把班主任“请”出教室。之后，他被推选为学生会副主席，开始接触更系统的革命思想。在纪秀川等人的引导下，他从一个单纯的爱国青年，逐渐走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太原各界响应。街头演讲、募捐、宣传，处处都有学生的身影。程子华领着一批同学走上街头，高声疾呼抵制帝国主义。第二年春，他加入共产党外围组织“青年学社”，同年6月，经纪秀川介绍，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到这一年年底，党组织又派他南下投考黄埔军校。

1927年初，程子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第六期学员。从书桌到操场，从课堂到营房，他很快完成了从学生到军人的转换。对程子华来说，这一步走出太行山，走进长江边，也是走入战火连天的中国。

一、从大冶兵暴到红军军长

1929年，鄂东南地区的局势已是暗流涌动。由何长工、李灿率领的红军部队在大冶、阳新一带创建红12军，国民党方面则从各地调兵围剿。程子华所在的独立15旅2团奉命前往大冶、阳城对付红军。谁都没想到，这支部队内部已经有了共产党人的秘密活动。

中央军委根据形势，决定在大冶发动兵变，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城池。后来被称为“大冶兵暴”的这次行动中，程子华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熟悉部队情况，又有黄埔背景，组织、策反、联络各个环节，他都参与其中。兵暴打响后，大批官兵参加起义，带着武器装备加入红军队伍。

大冶兵暴之后，这支起义部队编入红5军5纵队，使该部兵力几乎扩大了一倍。接着，5纵队扩编为红8军，与红5军合编为红3军团。换句话说，大冶兵暴带来的起义力量，占到了新组建红3军团兵员的大约四分之一。党中央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专门报道此事，用了“模范兵暴第一声”这样的评价，可见这场兵变在当时的影响。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程子华因在兵暴和创建红军中的贡献，受到表彰。毛泽东亲自为他颁发二级红星勋章。关于这枚勋章，红军中曾流传一句话：“得此勋章，活罪可免，死罪减等。”虽然带有夸张色彩，却足以说明这在当时是一种极高的荣誉。

兵锋未息，新任务接踵而至。1931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第26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1.7万余人、2万多件武器开进中央苏区。毛泽东决定将这支队伍改编为红5军团，由季振同任军团长。如何把这支旧军队迅速锻造成合格的红军主力，成了当时的一项重要任务。

毛泽东为此精心挑选了一批对改造旧军队有经验的干部，肖劲光、何长工等相继被派往红5军团。程子华的名字同样出现在这个名单里。他先后担任红14军第41师政治委员、第42师师长、14师师长，深入一线，抓思想、抓纪律、抓战斗作风。毛泽东还专门为红5军团调来文艺宣传队，和程子华等人配合，在连队里演出《为谁牺牲》之类的节目，形象地揭示旧军阀军队中士兵的苦况，讲清楚“过去给谁打仗、现在为谁而战”。

刘伯坚、左权、宋任穷、朱良才等人也先后到达红5军团，使这支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迅速增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造，这支原本出身复杂的旧军队逐步成长为红军主力。毛泽东对这一变化十分满意，对程子华的工作也极为认可。

1934年夏，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阴影下，各路部队开始筹划战略转移。同年6月，程子华升任红25军军长，随即带队西征。12月，红25军长征至陕南洛南县庚家河一带时，遭遇敌军突然袭击。敌军占领了周边制高点，对军部发起猛烈攻击。

那一仗打得极为惨烈，山头阵地反复易手，往往刚刚夺下，一轮猛烈火力又压过来，官兵们再次冲上去，再次被打下来。激战中，副军长徐海东负重伤，程子华也被子弹击中，手腕骨碎裂，大量出血，动脉血管被打断，情况十分凶险。不得不说，那一刻如果稍有闪失，后来的许多故事都要改写。

二、从警备司令到山西“一把手”

这次重伤留下的后遗症，在后来很长时间里不断折磨着程子华。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合作的形势，他被派到山西动员委员会工作，负责统筹抗日事务。山西动委会名义上由阎锡山主导，实际上各方力量盘根错节，经费也十分紧张。

动委会给的经费很少，程子华每月津贴只有6元，药品更是短缺。他手上的旧伤经常发作，再加上工作劳累，很容易发烧、腹泻。八路军120师的贺龙、关向应时不时让师卫生部送些急需药品过来，但他们自己供应也并不宽裕。程子华考虑到这一点，干脆定了一条规矩：不准任何人再去麻烦贺龙、关向应，能扛就扛。

有一次，警卫员见他脸色蜡黄，从厨房要来一只鸡，准备给他炖汤补身体。结果还没下锅，就被他叫停。他耐心地给身边人算账，说这鸡是大家的口粮，不能因为领导生病就随便动用。最后，警卫员只好悻悻然把鸡送回厨房。这样的细节，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并非孤例，但落在一个身负重伤、工作繁重的军政干部身上，多少还是让人心里一紧。

1938年7月4日，延安传来电报。毛泽东在得知程子华的病情后，专门指示北方局给他补助100元钱。对当年物价水平来说，这不是小数目。译电员郭伯海拿着电报，忍不住有些兴奋：“毛主席来了电报，要给程部长补助100元钱。”在场的人都觉得，这下总可以好好买点营养品补一补了。

医生方忠贤也赶紧劝他：“这下可以买几只鸡，补补身体了。”程子华听完却笑着摇头，说延安那边条件更艰苦，这笔钱不能轻易花在自己身上。方忠贤听完，只能无奈地叹口气：“真是没有办法。”类似的故事在程子华身上不止一件。节俭、严于律己，对别人宽，对自己狠，这和山西人那种骨子里的朴实劲儿大概也有点关系。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入城之后，一座经历多年战乱的古都需要快速恢复秩序。中央决定成立北平警备司令部，负责接管城市、维持治安。程子华受命担任北平第一任警备司令兼政委，肩上的担子一下重了几倍。怎么安置原有机关、怎样接收仓库物资、如何安抚市民情绪，都得一件件抓、一桩桩落。

那时前线条件艰苦，很多部队领导乘坐的是缴获来的吉普车。北平城内的警备机关工作人员觉得，既然是首任警备司令，车子油漆一下，看上去体面些，也是形象需要。谁料程子华听完直接否决，说：“过几天就要南下打仗，新漆又不能让车跑得更快，我坐的车不油漆。”一句话，说得干脆利落。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新中国的基本盘正在一步步打开。程子华被任命为第四野战军13兵团司令员，率领4个军沿平汉路南下，准备解放中南地区。就在出发前，家里出了情况：爱人因难产身体虚弱，希望暂时留在北平原住所静养。

面对这种情况，换个普通人，很可能选择网开一面。但程子华想的却是中央早已下达的一条明确规定：南下将领不得在京留设公馆。他对爱人说：“要执行中央的指示。”爱人有些为难：“那我们怎么办？”程子华答道：“你们和机关干部家属一起，住到兵团留守处去。”说着，就让秘书抓紧安排搬家。对家人，他一样不肯搞任何特殊化。

南下之后，13兵团一路作战，从河南、湖北打到湖南，战果不俗。就在这时，一道新的电令从北京传来。毛泽东决定调回程子华，给他安排截然不同的一项使命。1949年9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宣布恢复山西省建制，同日成立山西省人民政府。程子华被任命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副主席有武新宇、王世英、裴丽生等人，省政府委员17人。

年底，44岁的程子华再度踏上家乡的土地，这一次，他不再是端着枪的红军将领，而是身兼山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的“一把手”。军装脱下，换上中山装，身份从战时统帅变成建设时期的省级主政干部，看似转折很大，其实内里的脉络是一致的——仍然是为人民操心，只不过从枪炮转向了粮食、煤炭、交通、治安。

程子华在山西的时间并不长，从1949年年底到1950年9月4日，前后只有8个月。这8个月里，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三晋大地，山川乡镇都留下过他的身影。煤矿安全、战后恢复、水利工程、地方治安，每一件都要抓，每一项都离不开。他这个出身山区的老乡，在炉火、煤烟、黄土地之间穿梭，荒凉的土地渐渐恢复了生机。

1950年秋，调令再次从北京发出。程子华告别山西，被任命为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主任兼党组书记，走上另一条和枪炮无关，却同样关乎国家命脉的道路。

三、合作社的探索与“棉花一头收购”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百废待兴。如何在城市和农村建立起稳定的商品流通体系，是摆在中央面前的一道硬题。当时，无论是城市消费合作社，还是农村供销合作社，都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基层组织应该按什么原则、以什么形式来建？

程子华到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任职后，面对的就是这堆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难题。农村方面，他主张以集镇为中心建社，兼顾周边较大村庄，便于组织货源、扩大服务范围。而东北高岗等一些干部则坚持以村为单位建社。城市里，工会干部多主张按工厂、矿山或行业建立合作社，合作社业务干部则更看重以居民区划分的方式。不同意见交织在一起，争论很激烈。

程子华没有急于拍板，而是带队到华东、华中连续调查了二十多天，跑集镇、进乡村、看账本、听社员说话，心里逐渐有了谱。1951年4月中旬，他和薄一波联名向中央提交《关于农村和城市基层合作社改变组织形式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基层合作社以集镇或较大村庄为中心建立，城市消费合作社则应以居民区为主，便于覆盖更多群众。

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后，引起了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其中的分析和建议是符合实际的，批示将报告转发全国，按此精神调整和建立各地合作社组织。不得不说，这一决定对新中国前期的经济运行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华东、华北地区合作社承担了棉花包收任务。棉花是当时重要的战略物资，关系到轻纺工业和外贸出口。合作社在吃紧的条件下完成了任务，程子华随后写了一份《关于合作社收棉工作的经验总结报告》，呈送中财委主任陈云。报告中，他建议国家把棉花、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收购任务交给合作社统一完成。

这一建议，在当时并不被所有人看好。国营商业部门的一些干部担心合作社力量不足，认为这种“一个头”收购风险太大。毛泽东读完报告后，再三权衡，想到之前棉花收购中“国营、合作社、私商三头并收”的混乱状况，市场价与牌价脱节，农民利益难以保障的问题，就提出一个新的思路：由合作社统一“一个头”包收棉花。

1951年12月24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将棉花收购任务全部委托合作社执行。此后，他又把程子华叫去，面对面询问：“由三头改为合作社一个头包收，力量够不够？有什么困难？”程子华回答得很坚定：“没有什么过不去的难关。”毛泽东叮嘱他：“一定要保证棉农的价格，把这项工作有计划地抓好。”

这次谈话，对合作社系统是个巨大的鼓舞。从此，合作社陆续承担起棉花、烤烟、羊毛等农副产品的主要收购任务，在国家支持下逐渐壮大。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合作社不仅仅是简单的收购者，还承担了组织货源、稳定价格、连接工农的多重职责。

1955年春，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搞一次供销、手工业合作社成果展览，让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能更直观地了解情况。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打电话给程子华：“毛主席很关心供销合作社工作，让你们在中南海搞个展览。这样比光看材料要清楚得多。”程子华当即召集总社干部着手布展。

不久，中南海瀛台前搭起了展棚。展览重点介绍了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的革新成果，各地合作社的新式农具、轻工产品、土改良技术一一展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架双轮双铧犁，这在当时堪称农具革新的代表作。它比普通犁效率高，省人力，对农业生产意义不小。

4月6日，毛泽东驱车来到展览现场，程子华陪同讲解。从农具到布匹，从收购网络到手工业社，毛泽东看得十分细致，每到一处，总要追问使用效果、造价成本、推广情况。在双轮双铧犁前，他停了较长时间，打量一番后问：“操作难不难？比旧犁能不能省力、提高效率？”在工作人员示范下，他还亲手试推了一下犁架，然后说了一句：“要是能比旧犁节省人力、提高效率，那就很好。”

程子华详细汇报了这类新农具的制作情况、价格和推广效果。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一边听一边点头。参观结束时，他表示这样直观的展览，应当多搞几次，不光自己看得明白，地方来的干部也容易形成共识。通过这类面对面的沟通，合作社在新中国早期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四、三线建设与攀枝花“铁与心病”

时间转到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不断恶化，国际局势紧张。毛泽东多次强调，要考虑从最坏处着想，准备应对北方潜在的威胁。1964年，在综合分析国际环境之后，他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将大批重要工业项目布局在内地西南、西北地区，构建稳固的战略后方。

在这一背景下，西南地区筹建大型钢铁基地，被提上日程。没有钢铁，工业就缺“骨头”。要在大西南找到一个既有资源、又便于防护的厂址，并非易事。程子华此时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随即被任命为西南三线建设第一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他从机关走向山川，再次进入一片复杂而陌生的战场。

在四川一带勘选钢铁厂厂址的工作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程子华和工程技术人员翻山越岭，在蜀道之间奔波。经过反复勘测，他们提出了两个候选地点：攀枝花和乐山。攀枝花有丰富的铁矿和煤炭资源，地处金沙江畔，虽偏远，却便于隐蔽。乐山地势相对平缓，江河交汇，交通条件好，但周边缺煤缺铁，原料来源存在明显短板。

考虑到问题重大，程子华与技术专家带着详细资料进京，向毛泽东汇报。汇报过程中，攀枝花铁矿石中钒钛含量高，冶炼难度极大这一点，被反复提起。当时全球范围内，对这类高钒钛磁铁矿的利用都还没有成熟经验，稍有不慎，就可能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乐山虽然资源不够理想，但建设难度相对小得多。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沉默了片刻，轻轻点了点头。他指出，乐山虽然条件看上去较好，但缺煤缺铁，从长远看并不是理想的钢铁基地。而攀枝花矿产丰富，只是技术难度大。经过反复斟酌，毛泽东最终倾向于在攀枝花建设大型钢铁厂。这一决定，既体现了对资源禀赋的判断，也带着一些“不走平路”的坚决意味。

得知这一拍板结果后，程子华心里既佩服，又有点压力。攀枝花铁矿石高钒钛的难题摆在眼前，世界上都没有完全成熟的解决方式。从技术角度看，这无疑是一道“世界性难题”。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程子华当即表态：“我回去马上组织科研人员攻关，一定要拿下这个难题，不让您后悔。”这句话，说得并不响，却刻着一种责任感。

回到重庆后，程子华迅速召集相关科研、设计、冶金专家，成立攻关小组，围绕高钒钛磁铁矿炼铁技术反复实验。配料比例调整、炉型选择、渣铁分离，每一个环节都要仔细推敲。高温炉前，技术人员一遍一遍记录数据，失败了再来，炉渣冷却了再剖析。这样的反复尝试，持续了许多日夜。

有一次，程子华在工地上看着一炉试验结果，铁水流得不畅，专家眉头紧皱。他沉吟片刻，说了一句：“再难，也是我们的矿石，再险，也是咱们自己要过的河。”虽然只是简单一句话，却透露出那一代人面对困难时惯有的态度——绕不过去，就硬走过去。

经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攀枝花铁矿石冶炼工艺终于取得突破，关键问题得到解决，相关成果随后形成报告上报中央。这个结果，对正在规划中的攀枝花钢铁基地，无疑是一个定心丸。程子华立即安排专人把好消息捎给毛泽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形势，这样一项本土冶金技术的突破意义重大。

1965年前后，国际环境愈发紧张。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大西南地区将成为重要战略后方。毛泽东多次在谈话中提到，“攀枝花要搞快，但不能糊里糊涂地快。”在一次接见回京述职的程子华等人的场合，他谈到攀枝花建设，说得很直接：既要抢时间，又不能埋下质量隐患。

程子华完全明白这句话背后的担忧。回到西南后，他在建设者大会上说了一番话：“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千辛万苦，也要把攀枝花建设好，让毛主席睡得踏实。”台下的工人、技术员听着这句话，都心里一紧。有人后来回忆，当时就有一种隐约的感觉：这不只是一个工地，而是一道国家安全的防线。

三线建设那几年，程子华身边总带着三件“宝贝”：毛巾、草帽、水壶。会议他也开，但不愿长时间关在机关办公室里，常说“事情在现场”。他定下一个规矩：不坐在机关等材料，不靠文件往返，会能不开就不开，多到工地解决问题，遇到矛盾就地协调。高温季节，建设工地上沙砾烫脚，他戴着草帽在各个工点来回走，有时一天下来鞋底都磨出印痕。

啃下技术硬骨头之后，攀枝花钢铁基地的主厂区加快施工。经过几年的紧张建设，1970年，攀枝花钢铁厂终于炼出了第一炉铁。这一炉铁水流入铁沟的那一刻，不少在场的人都默默松了一口气。对程子华来说，这既是对多年攻关和建设的回报，也意味着心里一个一直惦记的重担可以略微放下。

攀枝花的投产，不仅增强了西南地区的工业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毛泽东对“后方有无钢铁支撑”的忧虑。有人说，这算是替他老人家解了一桩“心病”。从某种意义上看，程子华在60岁左右接下这副担子，用一代人几乎是“拼命三年”的方式，把这桩心病慢慢“炼”成了一块钢铁支柱。

1991年3月30日，程子华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回顾他的经历，从黄埔学生到红军将领，从北平警备司令到山西省委书记，再到全国合作社负责人、西南三线建设主将，每一步都紧贴着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节点。有战场上的浴血，有山野里的奔走，有会场上的据理分析，也有炉火旁边的沉默凝视。他与关羽同乡，却走出一条完全属于现代中国的道路，既带有山西人的坚韧，也映出那个时代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