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之问有新解，《历史学通论》回应史学理论核心命题

历史是绝对客观的吗？历史学是科学还是文学？史学家的想象力与历史真实应如何平衡？历史与哲学有什么区别与联系？……这些困扰着众多学习者、研究者乃至历史爱好者的核心问题，如今得到了系统性的探讨与回应。

近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金龙教授推出史学理论新著《历史学通论》。该书立足长期实证研究，直面历史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学研究方法等核心议题，系统构建批判性与思辨性兼具的历史认识论体系，为专业研究及历史教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方法论启示。

全书由十个专题及一篇附录构成，内容覆盖历史客观性与主观性、历史学的科学性与文学性边界、历史学与哲学的关系、历史真实的多重维度，以及新材料对研究方法的影响等一系列史学理论核心命题。作者创造性地将批判历史学与思辨历史学方法相融合，既融汇了自身多年的史学研究实践经验，又实现了对历史认识的深度理论沉淀，使抽象的史学理论论述兼具思辨深度与实践支撑。

日前，张金龙教授围绕《历史学通论》的学术观点与思想脉络等内容，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问：您在《前言》中提到本书写作“纯属偶然”又“自有深远的因缘”。作为一位长期从事具体研究的学者，如何界定《历史学通论》在您学术生涯中的独特意义？您撰写这部“通论”，希望为中国当前的史学理论研究或实践提供怎样不同的声音？

张金龙：我之所以说“本书的写作纯属偶然，完全出乎意料”，是因为在撰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写一部纯理论性的学术著作，虽然过去在论著中对理论问题时有涉及，但主要还是针对具体问题而发。在《北魏政治史》的“总序”中虽曾述及我的史学主张，但只是在征引若干学界大家观点的基础上做了概括性的申述而已。说本书的撰写“自有深远的因缘”，是因为我虽长期研究具体历史问题，但从初入史学之门时起便对史学理论领域多有关注，也曾认真研读过一批理论性的史学著作，并对之颇感兴趣。大约从十年前开始的若干年，我在随时口占的“诗歌”（非严格意义上的近体诗）中时常涉及对历史及其与现实的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既有宏观，又有微观，不限主题和内容，也包括自然科学等领域，为本书的撰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至于本书撰写的更直接的动因，则与我为《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撰写“绪论”时的研读和思考有关。我是先系统研读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再系统研读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著作，进而扩展到与本书内容相关的所有领域，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从而使得视野不断扩展，认知也随之推进。如果没有过去四十年的历史学研究和写作经验，没有长久以来的理论兴趣和阅读基础，应该就不会有本书的写作。

对我而言，本书的写作就像做了一场“春秋大梦”，不过这个梦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即便是在完成本书不久的今天，我都不敢想象可以完成这么一部著作。无论如何，在写作本书前不久，我并无写作本书的计划，只是由于种种机缘巧合，才促成了本书的撰写。其实，不仅是本书，我已出版的绝大部分著作也存在类似情形。若是时过境迁，包括本书在内的多部著作都不可能完成。可以说，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研究对象的结合是有机缘的，抓住了机缘，持之以恒地努力，或许就能结出硕果。这种随着机缘和一时兴趣来进行写作，有利也有弊，其他计划多年的论题只能被搁置，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如果要界定本书在我学术生涯中的独特意义，大概可以用“奇迹”或“不可思议”来概括。

本书的撰写有一个目的，借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的话说，“本书的写作……它的目的是为了唤起历史学家，我的同行们，对我们从事的工作属于什么性质有更强的自觉意识，也是为了让历史学界以外的人们对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事业有更加深刻的理解，换一种方式来看待我们为他们呈现的成果以及通过这些成果提出的主张”。而拙著的写作可以说在呈现我个人对历史学相关理论问题的基本主张的同时，或许也是为了向历史学界以及本书内容所涉及的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自然科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者和读者表达关于历史学的性质、价值和意义等等方面的认知，为历史学的学科定位提供一部通盘性理解的著作。

问：本书广泛引鉴中外思想，形成“对话”体风格。在您看来，这种“对话”本身是否就是您构建理论创新的核心方法？当前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应如何进一步深化与西方理论的对话，并激活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资源？

张金龙：我在本书《前言》中说：“著者绝无建立理论体系的能力，更无此决心和信心，本书只是对与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有关的若干问题在前贤高论基础上发表一些个人浅见，以表达一位数十年从事具体历史问题研究的专业学者对相关问题的思索。”毫无疑问，在出版本书之前，我是史学理论学界的局外人和门外汉。理论体系的建立通常需要常年浸淫于斯的专门家来完成，具体来说，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具有深厚哲学素养的历史学家来承担，历史哲学体系的建立需要具有广博历史素养的哲学家来承担。我作为这一领域的新人，十分清楚自己的劣势所在，故本书旨趣不在于建立理论体系，而在于对诸多理论问题在学界以往相关论说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阐释和理解，提出自己的见解。近代以来数百年的思想进程中，有诸多思想家、理论家和学者对历史学理论相关问题，既有系统性的建构，又有经验性的言说，还有偶发式的随感，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无论是学术的进步，还是思想的提升，理论的完善，都体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或者说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登高望远，几乎没有或很少是平地起高楼，或夷平之后的全新重建。然而，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著作却很少提及或完全不提及前人的论说或认知，似乎书中所言都是作者自出心裁。或许这是哲学界、思想界的惯例，但作为历史学者，我觉得还是应该遵循历史学界言必有据的传统——自己的著作既不能掠前人之美，又要对前人的成说进行考释辨析；既不能因袭成说而无所发明，也不能只是为了标新而立异。本书通过征引和考辨，对以往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不论出自何家何派——予以表彰，也对偏见和谬说予以驳正。本书的写作大体即是按照这样的思路进行的。

可以说，对话、批判、辨析和诠释就是本书的写作风格，在尊重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创新和突破，或许应该是今后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发展的一条路径。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理论资源，一百多年来，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几代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对《史通》和《文史通义》两部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的阐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对其他史著中的史学理论资源的发掘也做了一定的工作，如果与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做深度的对话和融通性研究，或许有助于更好地激活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资源。此外，还不能局限于史部和经部文献，子部和集部文献中也蕴含着大量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资源，也是学界需要加以措意的，本书对此虽有所涉猎，但毕竟不是专门研究，故而还有大大拓展的必要。作为研究者来说，扩展眼界和思路十分必要——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研究者应该提升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素养，中国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研究者应该提升西方传统历史文化以及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素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固步自封，偏于一隅而自得其乐。

问：能否具体谈谈，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如何具体地触发了您对历史学自身理论的重新审视？这种跨学科视角对本书的构思产生了哪些实质性影响？

张金龙：我在《前言》中谈到本书的写作缘起时曾说，在对《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一书的修改定稿过程中，“有意识地阅读了大量经济史和经济学的经典论著，希望能够从世界经济史以及同经济学理论结合的维度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思考和探究”，而其具体运用在该书中也有较多体现。参考和引证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无论对深化认知还是扩展视野都具有重要作用，既有助于全面深刻地理解相关问题，也对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难题提供了很大助益。这使我认识到，跨学科思维对于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取得突破必不可少，尤其是对于具有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性质的研究领域，更有必要充分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如经济史研究至少应该运用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政治史研究至少应该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两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思想史研究至少应该运用历史学和哲学两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理论研究同样也应该具有跨学科思维，运用跨学科方法。由于我对经济学理论著作有较多研读，故而在写作本书时也就非常关注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大师们的相关言论和思想方法。不仅如此，有不少著名经济学家在经济史领域也是很有造诣的，他们的史学观点对于深化历史学理论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在本书之前，似乎很少有史学理论家进行关注。其他学科也具有相似性。由于本书涉及的诸多论题都是跨学科的领域，故而在写作中引证不同学科领域的相关论著并进行阐释和批判性理解，这是深化对相关问题理解的必要环节。

历史学理论是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历史学家、史学理论家和历史哲学家的相关论说自然是首先需要参证的，不以历史哲学名家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著作也有必要进行参考。有不少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哲学家、思想家，他们对科学问题的哲学思考尤其值得关注，写作本书时除系统阅读《爱因斯坦文集》等著作并引用了他的不少论说外，还对其他伟大物理学家如牛顿、狄拉克、玻尔、海森堡、杨振宁、李政道等人的言论有所涉猎，也对数学大师广中平祐、丘成桐等人的观点时有征引。无论中西方史学，文史不分家都是一个悠久传统，而史学的艺术性即是文学性的体现，本书在关注黑格尔《美学》、鲍桑葵《美学史》等西方哲学家的艺术观的同时，还通过文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的艺术观来认识艺术性问题，如对朱光潜、钱锺书及艾略特、巴尔加斯·略萨、古尔纳等文学大师的艺术观的引证。艺术性与科学性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伟大科学家对科学的艺术性问题的观点对我们理解历史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不无助益，本书对此也做了一定尝试。总之，独立性和自主性是某一学科得以成立的前提，但作为人类的科学学科，又具有普遍性和相通性，尤其对于某一学科的理论我们不能完全孤立地进行理解和建构。

问：您在书中强调“实事求是”原则，但在历史研究中“事实”的构建无法完全脱离阐释，您如何处理“确凿史实”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当代研究者，哪些“正确的思维方式”或理论工具最为不可或缺？如何保持其开放性和更新能力？

张金龙：本书对历史事实与历史建构或历史解释（阐释、诠释）问题极为关注，除一（三）（四）（五）、二（五）四节进行了专门阐述外，在本书其他部分也多有涉及。历史虽然是过去确定发生了的事实，但后世所能了解和认识的历史却只是曾经发生的历史的极小的部分。历史的后来者只有通过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历史遗存——最主要的是文献资料——来了解和认识过往的历史。没有事实就无所谓历史，因此，确定发生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过的事实，或者说发现历史事实和揭示历史真相，是历史学最重要的旨趣之一，详尽地记述历史事实也就成为历史学家的重要职责。当然，历史事实并非能够自我呈现，它的真容必须通过历史学家的文本表述而得以展露。历史学家要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考证辨伪、分析归纳和概括综合，在确定历史事实的同时，还要阐释历史的意义，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感染人，使读者从历史阅读中增广见闻、扩大眼界、获得乐趣。历史事实是客观的存在，但历史事实的建构和历史意义的阐释却是历史学家主观性的体现，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要以陈述历史事实和揭示历史真相为旨归，也就是说主观性要受到客观性的制约，历史学家不能像文学家那样不受制约地虚构故事。历史最主要的属性就是真实性，史实的确凿是历史真实性的前提，历史学家建构的历史事实必须确实有据，这是历史学的底线。反之，无论打着什么名号的“历史”都是非历史，从这样的“历史”中所获得的所谓历史的意义都与历史无关。

历史是由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构成了历史的基本内容，中国古代“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可以说抓住了历史记载的关键。在发现和确定历史事实、阐释历史意义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人的因素，人之为人，就在于人性相通，这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当然人性有善有恶，表现万端，并非千篇一律，切忌机械地静止地认识人及其创造的历史。我们既要看到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也要看到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历史研究中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不可偏废。面对各种各样的理论，历史学家既不应一味地拒斥，也不应毫无辨别地全盘接收，要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选择相应的理论工具，但不论如何，确凿的史实都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实事求是”应该是历史学家始终不能背弃的原则。历史研究虽然有其传承已久的理论和方法，但研究者也应该对新的理论和方法保持开放态度，以包容的心态接纳新的理论和方法，不过也需要注意，新的理论和方法有可能水土不服，有必要批判地进行吸纳，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为我所用。对于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的观点，本书既有肯定性征引，但更多的还是对其言论的批判和辨驳。对于在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年鉴学派的结构史观，本书也采取了类似的态度。

问：您提出历史学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并将“想象力”视为关键能力。能否举例说明这种统一如何在研究与写作中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如何区分基于史料的合理“历史想象”与文学虚构？史家应如何把握生动叙述与可靠陈述之间的平衡？

张金龙：历史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困扰历史学界很多年的重大问题，一般来说，客观主义史学强调历史学的科学性，后现代主义或叙事史学强调历史学的艺术性。后者几乎不承认历史学具有科学性，而前者虽然并不否认历史学具有艺术性的一面，但认为科学性是历史学最本质的属性。我认同历史学既具有科学性又具有艺术性的主张，或者说历史学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这与说历史学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辩证统一是完全一致的。虽然历史学的科学性更为根本，但艺术性并非可有可无，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者说是一体两面的关系——科学性是正面，艺术性是反面，就像钱币一样，只有背面图案肯定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只有正面图案实际上也是废品”。正如《英国历史评论》发刊辞所说，“乏味的历史往往是拙劣的历史”，历史研究的成果应该“能以清晰且引人入胜的形式呈现”。在我看来，“给严肃的科学著作披上华丽的外衣，不仅无损其科学性，而且还能够锦上添花，甚至于如虎添翼也不是没有可能”。古代伟大史家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流芳千古，往往与其高超的艺术性密不可分，如中西方古典史学的杰作——司马迁《史记》及希罗多德《历史》——正是由于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性，才能够在历史上长期流传并发挥持久的影响力。兰克史学以“如实直书”为宗旨，也就是“用全部拥有的科学和博学手段去再现历史真实”，而他还被誉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以诗人的态度面对历史世界，极其敏锐地感受和表达出命运、生活的悲剧、世界的全部光彩和行动者的伟大自信。他的作品将历史与诗歌所特有的生活意识交织在一起”。汤普森在述及德国宗教史学派创始人韦尔豪曾的杰作《阿拉伯帝国及其崩溃》时说：“这位伟大的宗教史家的生动的想象力，亲切的构思和历史的逻辑性在这部书里都表现得已达到最高成就。”所谓“生动的想象力”，主要是指其文字表达的艺术性，而这是成就一位伟大史家的必备条件。

历史学家的建构、构拟或重现——无论主观性如何发挥——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凭空杜撰或任意猜测都是与历史学原则背道而驰的，也不可能反映实际的历史或曾经发生的过去。当然，历史学并不排斥合理的“历史想象”，虽然有可能没有具体的史料依据，但一定不能与已有的可证实的史料相冲突，也要与基于可证实史料而形成的历史认识或历史文本不存在逻辑悖谬，当然也不能违背事理和常识。基于史料的文学虚构属于历史文学，完全可以不受史学规则的制约，作者尽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而挥洒自如。历史文本的最终呈现有着无法回避的预设前提，离开了可证实的史料，任何历史文本都会丧失其存在的理由，而文学作品——并非全部——虽然也会有事实支撑或者说要反映社会现实，但却不会以具体的可证实的事实为依据，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人物言行，都可任由作者自行建构——纯虚构。史家的确应该充分把握生动叙述与可靠陈述之间的平衡，在我看来，“真实无妄是历史学的生命力所在，故而历史学在能真实而又生动时，取生动；在真实而不能生动时，则务必取真实”。

问：书中特别重视“作为历史和史学创造者的人的因素”。这是否是对过于强调结构、话语的史学理论的一种反思？您如何理解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其对“客观性”追求之间的辩证关系？

张金龙：历史和史学都是由人所创造的，没有人便没有历史，更没有史学。人的言行或者说人的思想和行动创造了历史，而呈现过往历史的史学作品也是由人写作出来的，这是历史学应该重视人的因素的根本原因。历史研究中重视长时段的结构史——诸如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习俗史等——当然很有必要，但不能因此而轻视或忽略中、短时段的局势和事件史——主要是政治史，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应该并重，这是历史的应有之义。我们既要关注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和英雄豪杰，也不能忽视普罗大众和芸芸众生，前者常常成为历史研究的重心所在，既是因为他们在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因为相关的史料记载比较丰富，可以展开充分的研究。最近几十年，微观史学和新文化史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眼光向下或自下而上的研究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往往能引起人们更多的共鸣，这对繁荣史学园地无疑大有益处，但也不能因此贬低对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研究。无论如何，重大人物是时代前行的引领者，他们的力量通常能够左右局势的进程和发展方向，当然也就不能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至于重大事件，乃是历史长河中的狂涛巨浪，影响和左右了历史的进程，改变了历史的趋势，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历史学不仅不能不研究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而且还要做重点研究。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外在于历史学家的客体，客观性是其主要特性。可以说没有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就不可能产生新的历史叙事——历史文本，历史叙事是建立在历史学家的主观性对历史经验或历史事实——记载于档案材料等文献——的客观性的认知基础上的，没有历史学家的研究和写作，多姿多彩的历史面相不可能自动呈现出来。虽然说历史写作中所选择或新发现的“事实”具有客观性，但历史学家对事实的选择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事实的理解和评价则是主观性的体现，或者说历史学家按照其所处时代的普遍范畴和价值标准从事其研究工作，乃是历史学家主观性对历史事实客观性的一种反映活动。一方面，如果历史事实并不存在，历史学家当然不可能进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历史事实同样也不会自动呈现其历史意义。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不同的历史学家的文本表现肯定不会完全相同，但基本的事实不应该有太大出入，至于历史意义的阐释，自由度虽然更大，但也不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如对于二战时期的法西斯暴行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事实判断是历史学的根基，但价值判断也不应摒除在历史学之外。以反映客观性并升华和强化其品质为鹄的的主观性，可以说就是好的主观性，而扭曲和破坏客观性的主观性则是坏的主观性，发扬好的主观性应该是所有科学研究的根本遵循。

问：您提出“时序不能倒置是历史最大的特征”，但又强调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不平衡性。这种看似矛盾的统一，如何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的连续与断裂？

张金龙：尽管历史的趋势未必一直都是向上的，反复、波折甚至倒退在历史上司空见惯，但历史的进程却是随着时间之流一路向前，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不走回头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序不可逆转。乾隆诗句“昨日之昨不可追，今日之今去若驰”表达的就是这种特征。爱因斯坦所说“因果律不能颠倒”“时间不能倒过去”“将来不能影响到现在”即是对历史特性的恰当概括，这意味着在认识历史问题时对于时序和因果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都不能进行反转。总体上来说世界历史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特征，但并不意味着世界历史就是铁板一块，因为历史是在不同的区域和空间上上演的人的活动的事件流，古往今来，人类世界并非完全统一在一个体制之下，而是分属众多不同的群体之中，不同的族群、民族和国家都处在各自有异的历史进程之中，即便是同一个国家，由于地域或人群的不同，其历史进程也难得统一，可以说复杂性、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是世界历史更为本质的特征。

综观人类历史，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变化并非整齐划一，而是波澜起伏，其中既有继承和延续，也有变异和断裂。一般来说，社会进程越缓慢，继承和延续性就越大；社会进程越快速，继承和延续性就越小。不过也不尽然，在快速变动的进程中能够保持历史传统的社会也还是存在的，同样也不排除会有割裂了传统却仍然进程缓慢的社会。当然，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中历史的连续性并非都能够得到保证，历史连续性被打断的现象应该说更为常见——尤其对于那些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却又消失了的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的族群或文明而言。但不可否认的是，只要有历史过程，就一定会有“连续的发展”，只不过发展不一定意味着总是前进和进步。

历史上的各种类型的文明虽然有些通过历史的连续性而传承至今，但也有不少文明却从历史上消失了。以宗教文明而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萨满教等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延续至今，而古埃及的宗教和祆教、摩尼教等则隐入历史而未能传诸后世。即便是延续至今的文明，同其原初形态也有较大的变异，如佛教在传入中国及东南亚和东亚各国后所发生的不同变化。各类大小文明或国家、族群的消失在历史上更是司空见惯，一言难尽。文明或国家、族群的兴盛衰亡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既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有的主要是由单一因素所支配，有的则是两个或多个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应该说，继承和延续是历史的重要特征，而变异和断裂同样也是历史不可忽视的特征。在认识历史问题时既要看到历史连续性的一面，也不能忽视历史间断性的一面。比较而言，历史的连续性往往是变态，而历史的间断性反倒更多的是常态。越是久远的时代，历史的连续性越不容易维系，如中国的史前文明被誉为“满天星斗”，但真正在后世能够焕发光彩的却只有其中的少数几颗，绝大多数的被命名为“文化”的文明并未能够在三代以后继续发光，更不用说穿越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而在今天还能够继续存在。

问：本书特色是“理论联系实际”。结合您四十年的经验，您认为一位实践历史学家的理论思考，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价值？在当今跨学科背景下，史学应如何有效吸收其他学科理论，同时避免“理论先行”导致的史料误读？当前最大的学科壁垒是什么？

张金龙：您对本书特色的概括十分到位，这也是我自己的期许。作为一个以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为专业的历史学者或者说“实践历史学家”，我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思辨历史学”——问题的思考，不敢奢望会比专门的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有更为高明的见地。不过，似乎还没有一个专业历史学家像我这样系统而全面地谈论对诸多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故而本书也有有别于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所写著作的特色。结合众多历史学家和我个人的研究经验来阐述理论问题，可以说是本书写作的突出特色。此外，本书还与许多成绩斐然的历史学家、史学理论家或历史哲学家以及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进行“对话”，体会和感悟他们的精彩论说，颇能启人心智，甚或醍醐灌顶，他们的文字给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动能。我从阅读和研讨中获得的愉悦和幸福感成为克服困难的重要动力，所以我在《前言》中向那些以伟大的思想惠及他人的智者——“历史头脑”和“哲学头脑”——表达了敬意。作为专业历史研究者，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问题的思考似乎也离不开专业本能，本书或许更多地还是体现了批判历史学的方法，而与历史哲学家所采用的思辨历史学的方法有着区别，故而也可以说本书是一本将批判历史学和思辨历史学方法结合起来的作品。

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需要相当的勇气和智慧，当然更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即便对历史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来说，对历史学进行哲学思考或理论思辨也未必轻松，对我这个曾经的“门外汉”来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正如德国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席勒所言，“一人在真理国度获取的东西，受益的则是所有人”。我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曾受惠于无数的知识创造者，同样我也希望本书也能够对他人有益——哪怕仅仅是从我征引的伟大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文字中受益。

虽然我在书中特别强调历史学的学科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学的确也具有综合性，即便是研究普通史而非专门史，研究者也应该具有多方面的学识，不仅要重视史实，也应该关心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同时还有必要关心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认知。就我撰写本书的经历而言，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就难以达到目前的程度，甚至有些论题的提出也不大可能，更遑论对之进行讨论。以方法论研究著称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创始人卡尔·门格尔认为，“最重大的科学成果多出自那些无意探究方法论之士，而最伟大的方法论专家则很少能证明自己是某某学科中非常杰出的学者”。只谈论方法而不擅具体研究，也是难以做出杰出贡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历史学家在坚守历史学方法的同时，扩展认知视野，广纳博采，融会贯通，或许是推动历史学创新和进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在AI时代历史学研究究竟如何进行才是坦途，应该说还是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至于本书，完全由人力完成，这是应该向本书的读者进行交待的。

问：本书全面揭示了历史学的多重作用，在当代社会，您认为历史学最亟待强化的社会功能是什么？同时，在数字化、全球化时代，历史学作为“人类记忆和认知能力的集中体现”，面临的最大机遇与挑战是什么？本书是否隐含着对未来史学发展方向的期待？

张金龙：无论中外，历史学都曾一度或几度成为显学，但另一方面，史学无用论的呼声也一直未曾间断。历史学究竟有没有用，其用若何，就成为萦绕在历史学人耳边挥之不去的杂音。有众多的历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也曾就此发表看法，但能够服众的说法却未见到。本书在前人基础上对此多有言说，自认为对史学的社会功能或其作用得出了至少能够说服自己的认知。作为“人类记忆和认知能力的集中体现”，我认为历史学最主要的功能是为人类的来路和身份做出定位。就个人来说，我（你、他、她）的来路，我是什么身份，这是要由我的出身和经历来确定的。无论出身和经历，都是我独特的有别于他人的历史。如果我失去了我的历史，意味着我丧失了我的记忆，我就不知道我的来路，也无法知道我是谁，我在自己生存的世界上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这样的认知同样适用于作为在一个民族和国家中生活的“我们”和在全世界生活的全人类。如果我们——不论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全世界的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来路和身份，意味着我们对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完全模糊，意味着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记忆，也就无法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在自己生存的世界上也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如果在AI时代，我们不能将我们的历史或记忆——来路和身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而是完全交给了AI或机器人，那我们就不再是我们，而是它们。果如此，则人类将会是徒有其形而没有其神的AI或机器人。不知道当下或今后的人类是否愿意将自己的精神完全交由AI或机器人掌控。当然这种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但愿人类在久远的将来仍然是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的智慧生命。要保持人之为人的身份定位，就不能没有作为人的独特的历史，正因如此，我仍然坚信：“不管愿意不愿意，历史一直都会是人类的伴随物，因而对历史的记录和研究也会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或职业的存在问题。”

关于历史学的作用或社会功能，我认为它既是无用之用，也是有用之用，而且还是大用。如上所说，历史可以说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显著的标识：我之所以是我，是因为我是父母的孩子，有我独特的经历，我身边的任何人——无论是否沾亲带故都不可能取代我，当然我也不可能取代别人，构成我的独特的精神因素或者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就是我独特的历史。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都拥有从三皇五帝以降的数千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不知道、不承认或不再拥有这个独特的历史，那我们就枉为中国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缘于我们值得认同和自豪的历史。可以说历史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我在书中以孔子为例来说明历史的重要性，指出“历史知识之重要，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孔子自谓“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表明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探求乃是孔子知识结构得以建立的根本前提，可以说没有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探求也就没有历史上的孔子，六经的整理和儒家学说的创立自然也都没有可能。如果没有了孔子和六经的中国历史文化一定会是另一番景象，也必定不会孕育出现在的中国人及其家园——大一统的中国。

此外，本书还认为历史的作用或功能不仅体现在资治和教育等精神方面，而且还能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用，各种历史文化产品是构成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能够产生现实的经济效益。狭义的人文经济学或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其中与历史有关的内容应该说占有很大比重。此外，历史上人类的物质性创造不仅能够造福当代，也能够造福后代，这在长城和大运河等物质性历史遗存上有突出的表现。

问：您主张“历史学是沟通现在与过去的桥梁”，强调“历史学家不具备预测未来的能力”，那么历史学的“资治镜鉴”作用应通过何种具体机制实现，才能避免简单的历史比附或教条式的预测？

张金龙：我说“历史学是沟通现在与过去的桥梁”，而如果时过境迁，若到将来来看现在，当然也可以说历史学是沟通未来与现在的桥梁——只不过那时的“未来”已是现在，现在却又变成了“过去”。未来的发展变化虽然离不开历史影响的因素，但现在的影响显然更大——历史的传承经过现在的过滤而遗留到未来的因素远比现在所遗留的为少，而现在的因素遗留到未来的则要大得多，因此，以研究过去为对象的历史学家对未来的认知远比以现在为研究对象的那些学科的学者的认知更少，其对未来的预测能力无疑要弱于研究现在的那些学科的学者。如对政治形势发展的预测，政治学家强于历史学家；对经济形势发展的预测，经济学家强于历史学家；对国际局势发展的预测，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家强于历史学家；对战争局势发展的预测，军事学家强于历史学家……不仅历史学家不善于对未来进行预测，就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专家学者要对未来做出准确预测也是难乎其难。历史上曾有历史学家进行预测的先例，总的来看个别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趋势或走向的预测确有若合符节之处，但几乎没有历史学家能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做出准确预测，像林肯遇刺、巴黎公社爆发、苏联解体、马杜罗被掳之类的事件，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做出准确预测。即便是像特朗普重新当选、何人获得诺贝尔奖之类，要做出准确预测也有很大难度。似乎有经济学家曾对经济危机的爆发做出了预测，但也只是大概时间或者说其对趋势的判断比较准确而已，至于说经济危机爆发的确定时间亦难以预测。

尽管如此，我也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以作为现在和未来行动的指南，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也是人之为人的最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不单是指人类群体——组织、社会或国家——对过往经验教训的吸取，而且也包括了个体的人对他自身以及他的生活环境中过往的经验教训的吸取，其中既有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也有得自书本和来自于祖辈口耳相传的部分。”这似乎与历史学家不具有预测能力的说法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人类生活在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之网中，或者说人是历史性动物，这是人类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群体，都从历史走来，立足现在，再向未来走去，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潜意识，人们都在反思过去的同时确定现在和未来的方向和目标，如果完全不考虑过去的经验教训就确定现在和未来的行动路径，就只能看作是莽夫之勇。当然，过去带给现在的既有经验又有教训，经验就要发扬光大，教训就要抛弃回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该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无论个人还是群体，如果沉陷在历史的糟粕中而不能自拔，绝难轻装上阵，开拓美好的未来。吸取历史的经验，主要是在思想观念上提高认识，而不能亦步亦趋地唯古是从，毕竟现在的环境和形势已非往昔，历史上的复古改制都归于失败，就在于没能认识到古今有别，机械地将古代的制度照搬到当下。

问：您追求“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并有意避免生僻术语。在理论著作中实现这种“文笔晓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是否体现了您对史学大众化的某种主张？

张金龙：思想性、学术性和可读性的统一，可与刘知幾所言史学“三长”——“识”“学”“才”——相对应，也可以说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这既是评价一部史学著作的最高标准，也是一个史家毕生努力和追求的目标。文笔晓畅是可读性的主要表现，正如章学诚所说：“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除非个别特殊的领域，味同嚼蜡的文字即便在科学性上没有问题，却不能看作是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北宋初年编撰《册府元龟》的史臣提出的“书法不隐，叙事可观，研思覃精，间不容发”，其中“叙事可观”即是指史著的文学性。杜维运述及“良史”的标准，说“文字表达，务求通达尔雅；思想发挥，不离事实驰骋”，也就是要具有史学作品所应该具有的艺术性。他认为《资治通鉴》是“良史”的典范，从“取材的广博、考证的精确、剪裁的细致与文字润饰的理想”诸方面体现出它是一部“睥睨世界”的编年史巨著。按照孟子所言“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可以说具有科学性的历史论著实际上就已同时具有了艺术性——历史学的美感。若不能达到“充实”的标准或者说准确性、科学性有缺的历史论著也就不可能同时具备艺术性——即使文字表达力再强也不属于历史学的艺术性。谢林所说“科学也把艺术当作自己的官能”，与孟子之言具有相通性。钱大昕对赵翼著作的评价是把“博”和“精”放在前头，体现的无疑还是学术性或科学性，而“论议”“识见”“体用”同样也是侧重于学术性或科学性、思想性，表明其评价一部史著的基本标准主要是看其学术水平或科学水平、思想水平的高低。

历史学的艺术性或文学性是在科学性基础上注重文字表达的顺畅优美，正如兰克所说，“一部历史著作的主要要求是确保其真实性”“历史著作的学术性是最重要的”，但“历史著作还要能像最有造诣的文学作品那样，给有教养有学识的读者带来同样的愉悦”。“历史学家的任务首先就是既要做到博学，又要做到有文采”，或者说“既要努力提高历史著作的形式，也要提升历史著作对真相的追求”。按照约翰·托什的说法，如果历史学家的研究在专业、思想、想象力和文字运用上都能显示出很高的天赋，则其撰写的历史著作必定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能够“将科学的理论和分析程序与艺术的想象力和优雅特征结合在一起”是其突出特点，这样的著作无疑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环视宇内，这样的历史著作自属凤毛麟角。兰克和托什的说法和刘知幾、章学诚的主张如出一辙，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杰出史家的认知的共通性。我所追求的文笔晓畅也具有这样的意涵，就是在不损害科学性或思想性、学术性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可读性。有一部分理论著作具有诘屈聱牙、晦涩难懂的表现形式，但更多的理论著作还是文笔晓畅，易于理解的。对于专业学者来说，专业论著的文字是否好读并非多大问题，而普通读者对晦涩难懂的著作就只能望而生畏，止步不前了。就我写作的动机来说，的确是希望能有较多的学界同仁——尤其是青年学子——进行阅读，即便不完全认同我的观点和主张，也可依循我提出的论题或思路作进一步思考，或者是通过我所征引的众多伟大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言论来体会、思索相关的理论问题，从而开阔视野，拓展思路。解决具体的学术问题当然是学术著作的首要目的，而如果在研究的方法和思路上也能够启发其他研究者，或许更有利于推动学术的进步。当然，历史著作的价值未必都能在当下就立竿见影地彰显出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应该是一部史著的最大价值所在。

问：基于您“孤寂苦读”的治学经历和本次理论探索的体验，您最想对踏入历史研究领域的年轻一代说些什么？他们应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史料功底”与“理论视野”？

张金龙：持之以恒，循序渐进，不断积累；博学慎思，辩难解惑，勤于写作。

史料功底是基础，理论视野是支柱，科学探索是建构，艺术表现是装潢。合则有益，离则有损。

问：本书强调“融会贯通中西史学观念和哲学思想”。在您看来，这种融合最核心的突破点或难点是什么？例如，书中如何协调中国传统的“实事求是”与西方现代历史哲学中的“建构性”认知？

张金龙：在前面的回答中对此略有所及。至于书中的事例则不胜枚举。例如本书所论各题（大标题），正题以诗句的形式呈现，特别是其中孟浩然、杜甫和邵雍的诗句，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家和哲学家（思想家）的历史观，而副标题几乎都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和史学观念。关于具体理论问题的阐述和论证，可以说这种融会贯通的特质遍布全书，兹举一例——一（十二）——以见一斑。在这一部分，我引证了六十多位作者的观点、言说、诗句或有关经历，其中包括历史学、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科学史、科学哲学、语言文字、书法等诸多领域，此外还将四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的经历作为事例进行讨论。在旁征博引的同时进行解释、辨析和批判，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并以坚实的证据作为支撑。

关于融合或融会贯通的难点，一言以蔽之，需要理论家具有广博的学术积累，精审的学术判断力和高超的综合概括能力。首先当然是要明确融会贯通的对象，并且对它们有准确而透辟的了解和认知，继而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从而“于异中求同，同中见异，融会异同，混合古今”（陈寅恪语），形成综合判断。陈寅恪关于“同情之了解”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论说，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如果对西方史学观念和哲学思想有所了解，便可明白这两个观念都来自他曾多年留学的德国思想界——主要是历史哲学界，并非由其独创。所谓“同情之了解”就是“移情理解”，这种方法不仅在西方近代史学（思想）界有着广泛影响，在中国古典史学（思想）中也有悠久的传统。孔子之道是由“忠”（中心）“恕”（如心）两个范畴所构成，忠为体，恕为用，恕是忠的实现方式，恕的实现途径即“以己及人”“推己及人”或“准己情以待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需要去体现恕，而且对于历史上的人其实也需要以这种心理进行认识和理解才能做到公正无妄。古人所言“尚友古人”“尚友千载前”，也就是“看史若身处其中”“观史如身在其中”，亦即移情理解之法。正如张九成所说：“读《论语》如对孔门圣贤，读《孟子》如对孟子凝神静虑，如目击之。如此用心，虽生千载之下，可以见千载上人矣。”狄尔泰所言精神科学的体验之法，其师兰克所说在历史研究中“会见往日的英雄豪杰”，吉本说塔西佗、小普林尼、玉外纳等古典作家“都是我所熟悉的老朋友”，很显然也都是“尚友古人”之意。移情理解就是以感同身受的态度尽可能理解历史发生的具体情境，以便更加客观公正地认识历史，可以说体现的即是实事求是的原则。然而，“一个人无法做到完全站到另外一个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阿马蒂亚·森语），处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现在的历史学家和已经成为过往的历史中的人，两者之间要形成完全相同的立场就更加不大可能，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移情理解实际上还是史家对历史的建构。因此可以说，“实事求是”与“建构性”认知属于一体两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问：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总结您心目中理想的历史学或历史学家应有的样貌，这句话会是什么？

张金龙：我想用本书曾引用过的三句话来回答。

首先是孟子的一句话：“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或者赵翼的诗句：“千秋自有无穷眼，岂用争名于一时。”（“名”亦可改为“利”）

或者谢林的一句话：“一切真实的东西，一切自在地看来公正的、美好的东西，就其本性而言都是永恒的，它们居于时间的正中心，与时间没有任何关系。”

作者简介：

张金龙，1965年生，甘肃甘谷人，首都师范大学燕京特设岗位讲习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著有《历史学通论》《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魏晋南北朝文献丛稿》《北魏政治史研究》《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北魏政治史》（全九册）《北魏社会经济制度研究》《治乱兴亡——军权与南朝政权演进》《宋武帝传》《唐前“兵部”尚书研究》《唐前太子卫率詹事制度研究》等书二十余部（册），在《历史研究》、《民族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哲》等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为点校本《南史》修订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