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举牌”令人尴尬，静音车厢何以破局

近日，关于高铁“静音车厢”的讨论频频冲上热搜。一方面，高铁“静音车厢”并不安静，鼾声、孩童哭闹声、外放视频声此起彼伏……全靠乘务员举牌提醒，被网友戏称为“纯人工静音”。另一方面，由于系统分配机制的问题，一些并未勾选静音服务的带娃旅客被自动分配至此，全程“提心吊胆”；而持有无座票的乘客因在静音车厢停留而被劝离，引发了关于“同等票价不同权利”的争议。

高铁是高度流动的社会空间，旅客结构极其复杂：商务出行、带娃家庭、返乡务工者、学生群体同时共处。不可否认，部分乘客缺乏规则意识，视“静音”约定为儿戏。但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语境中，“静默”并非默认的公共习惯。当高铁试图引入类似图书馆的静音“契约”时，必然与原有的社交习惯产生摩擦。

在一些国家（如日本新干线），“静音区”更多依靠社会习惯：手机必须静音、通话需到车厢连接处，这是长期社会化形成的行为预期；违反者通常会被周围乘客的目光与自我约束所修正。换言之，车厢秩序的维持并非只靠道德，靠的是社会默契。缺乏静音传统和默契的情况下，铁路部门确实已做了不少努力，如广播音量降至正常的30%-40%，乘务员提供一对一到站提醒、人工举牌等。但问题恰恰在于，这些措施都停留在提醒和倡导的层面，缺乏明确的约束力。

倡导固然很重要，但倡导失效时怎么办？静音车厢试点五年了，目前依然停留在倡导阶段，管理者的顾虑不难理解：如果规定太严，会不会引发反弹？对老年乘客、带婴幼儿的乘客是否不够人性化？但过度的“人性化”，又可能导致规则的虚化。更深层的困境是执行主体的模糊——铁路部门提供服务但缺乏强制权，乘务员只能“劝说”而不能“处罚”，乘客之间相互提醒又容易引发冲突。最终的结果是谁都觉得应该管，但谁都管不了。

要破解这一困境，或许可以借鉴一些国际经验。美国Amtrak的静音车厢（Quiet Car）自2001年运营至今相对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规则清晰且执行到位，包括禁止通话、限制交谈音量，违规者会被列车员明确警告，屡次违规可能在下一站被请下车。更有意思的是，Amtrak静音车厢形成了一种“公民自治”文化，乘客会主动提醒甚至公开批评违规者，形成了非正式但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这类做法指向一个原则，即静音车厢不能只靠自觉，必须有清晰的规则边界、明确的执行主体和可预期的违规成本。

静音车厢的改进不应只强调乘客文明，而应进行系统优化：首先，应该逐步明确违规行为的界定标准和相应后果，比如接打电话超过一定时间、外放声音超过合理分贝，就应该被警告甚至要求换车厢，屡次违规可以考虑纳入购票系统记录。其次，通过优化车厢设计，设置“静音专区”与“亲子车厢”分流需求，让真正需要安静的乘客和带孩子的家庭各得其所。再次，不妨探索一些市场化手段，比如静音车厢票价略高或提供积分奖励，用经济激励筛选真正有静音需求的乘客。

最根本的，还是要持续加强公共空间规则教育，让公共场所轻声细语成为社会共识。在可预期的规则与可持续的文化之上，形成安全有序、互谅互让的公共空间。

文｜吕德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