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年中耶律德光，被后晋军队打得无计可施，他如何最终攻占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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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后晋皇帝之后，又与他一起消灭了被围困在晋安寨的唐军，然后即命五千骑兵护送石敬瑭入洛阳。

天显十一年(936年)年末，耶律德光班师。十三年十一月，后晋又派冯道、韦勋、刘昫、卢重等出使契丹，耶律德光与其母述律太后分别在上京开皇殿召见冯道一行。晋使献上幽蓟十六州图籍，并上德光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述律氏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应天皇太后”。

1、耶律德光改制

耶律德光天显十三年(938年)改年号为会同，表示他要努力促进幽蓟地区农业文化与塞外的游牧文化汇合起来，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王朝。同时又下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改原来的南京东平府为东京，加上后来以大同为西京以及在上京以南新建的中京，同渤海一样，辽亦有五京。这种五京并存的制度并不是对渤海制度的简单仿效，而是在辽代社会内部自有其根据。

五京虽然号称“京”，但并不与中原王朝的京城具有同样的地位。辽朝真正的全国性的政治中心不在京城，而在捺钵（契丹语中“捺钵”对应汉语“行在”，见于《辽史·营卫志》记载。该制度分为春、夏、秋、冬四时捺钵，随水草移动，形成流动的政治中心）。五京实际上都是其各自所在地区的政治中心，根据各自地区的实际情况“随宜设官，为制不一”。

这种情况反映了辽境内各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这种不平衡性，才要求各个地区各有自己的政治中心。

从这时起，耶律德光亦加速实行契丹由部族联盟向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过渡。会同改元的同时，他对契丹官制也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二部梯里已为司徒，达剌干为副使、麻都不为县令，县达剌干为马步。“二部”即由原来的迭刺部分割而成的五院部和六院部。梯里已、达刺干、麻都不等都是部族官，德光只是变更其名称，当时尚未来得及变更其地位及职掌。

但这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动，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因为只有这样的变革，才确定了各部族官对于契丹朝廷的隶属关系，削弱了他们各自为政的独立性。为确立中央集权，朝廷上设置了宣徽院、阁门使、控鹤、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郎、判官、文班牙署及诸宫院世烛，改马群、遥辇世烛、南北府、国舅帐郎君官为敞史、诸部宰相、节度使为司空、二室韦闼林为仆射，鹰坊、监冶等局官长为详稳。

为实现中央集权，耶律德光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摹仿中原王朝建立一套礼乐制度。这些看起来纯属形式主义的东西，却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没有礼乐，几乎就无从体现帝王的尊严和崇高。

会同三年(940年)，德光至燕京，备法驾，入自拱辰门。所谓“法驾”即天子出行时的羽仪导从，契丹原无礼乐制度，当然也就没有这些代表天子身分的“法驾”。这是冯道等人自后晋带来为德光及述律太后上尊号用的，德光从此感受到这些法物的重要作用。他在这套仪卫导引下进入燕京大内，在元和殿上行“入阁礼”，这是自唐末以来皇帝见群臣的最隆重的礼仪。

这时的耶律德光已俨然是一个帝王了，但严格说来，他只有对汉人、渤海人才具有这种身分，对契丹及其他游牧部族，仍不过是个部族联盟首领。他“治渤海人一依汉法，余无改焉”。他把中原统治的一套办法行之于他统治下的汉人和渤海人，契丹人仍维持氏族社会的一整套生活方式。

2、后晋背盟

石敬塘心甘情愿地在契丹统治者的卵翼之下当儿皇帝，卑躬屈节，侍奉其主子唯恐不谨。天福七年（辽会同五年，924年）结束了他极不光彩的一生。继立者是其侄石重贵，是为晋出帝。

出帝即位，大臣们商议如何告知契丹，多数主张奉表称臣、告哀，然而有“定策”之功的景延广却坚请致书而不奉表，称孙而不称臣。出帝依此项主张行事，结果引起契丹耶律德光勃然大怒，遣使责问出帝为何不事先禀告就自行继位。景延广对这些指责满不在乎，并且似乎有意要进一步激怒契丹统治者：他将契丹在开封的商人都拘禁起来，随即大都处死，没收其货财。这种作法遭到一些大臣的坚决反对，因此，天福八年(943年)九月才将契丹商人乔荣等放回。乔荣临行前，景延广又对他说：“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国自册，可以为孙，而不可为臣。”

他还声称后晋已做好了抵挡契丹南下的准备，并且把这些大话都记录在纸上，交乔荣带回。乔荣回到契丹之后，把这一切都报告给了耶律德光，于是德光决计南下灭晋。

这一年，后晋多灾多难，春夏大旱，秋冬水潦，而且蝗灾空前严重，东起东海，西至陇原，南达江淮，北抵幽蓟，蝗虫铺天盖地而来，转瞬之间，大片的禾稼被吞食一空。成千上万的农民赖以活命的口粮被蝗虫吃掉了，但是就在他们面临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时，官府责收税粮却益发严刻，不准农民私藏半点粮食，甚至有人因隐匿米谷而坐罪至死。百姓饿死者数十万口，流亡者不可胜数。

开运元年（辽会同七年，944年）契丹乘后晋面临严重困难之时大举南下，他们兵分三路：

西路出雁门关，攻并、代等州，被刘知远击败于秀容（今山西忻县）；东路直下黄河，攻陷博州（今山东聊城)以接应叛降的晋将东平王杨光远；中路由耶律德光亲自督率赵延寿等攻陷贝州（今河北清河），直捣元城（今河北大名）、黎阳（今河南浚县)。

这时，晋出帝亦率军亲征，遣李守贞坚守马家口（今山东东平西北)，借以切断杨光远与契丹军的联系。当时，契丹大军数万人，备船数千艘急欲渡河，结果为晋军的迅猛攻击所败，契丹军乘马赴河溺死者数千，被晋军俘斩者又数千。耶律德光得知马家口兵败的消息，复引众与晋军战于戚城（今河南濮阳北）。他在阵前见晋军旗帜光明、士马严整，始有畏惧之色，方知杨光远所说“晋家兵马半已馁死”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双方交战数合，杀伤相当，战场上断箭遗镞遍地皆是，厚达数寸，足见战事之激烈。至日暮，德光引军北还：一出沧、德，一出深、冀，所过千里，焚掠殆尽。

开运二年（辽会同八年，945年）初，契丹再度南下，经邢、洺、磁等州至安阳河。当时，出帝正卧病在床，忙遣张从恩、安审琦、皇甫遇率军抵御。皇甫遇渡过漳水，即与契丹遭遇，其本人几被俘获，幸亏安审琦及时赶来救援，契丹军大败。他们自相惊扰，皆谓晋军大至，吓得正在邯郸督战的耶律德光也慌忙逃遁，一日一夜往北散退了三百里。由于张从恩畏怯，不敢乘胜追击，所以契丹才得以把有生力量撤走，并且保存了下来。

3、石重贵的骚操作

契丹军北撤之后，出帝病愈，乃下诏亲征，驻军于澶州，并派遣杜重威北伐，于阳城（今河北完县境内）与契丹军交战，逐北十余里，契丹过白沟河（今拒马河）而去，数日后，当晋军结阵而南时，忽遇契丹兵四面合围，诸军且战且行，人饥马乏，一整天才走了十余里。次日至白团卫村，被契丹军队层层包围在一块狭小的地面上。

晋军掘井不成，没有饮水，只得绞泥汁饮之。这时，又遇狂风大作，耶律德光坐在奚车中指挥作战，声称要一举全歼晋军主力，然后南取大梁（今开封）。德光命铁鹞军下马与晋军厮杀，并且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这是契丹军惯用的战术）。晋军将领李守贞等则因势利导，借风势出其不意地发动反攻，呼声震天动地，结果，契丹军一败而不可收拾，势如山崩地裂。

铁鹞军既已下马，仓皇之中不能复上，多被晋军就地消灭。德光乘奚车北走十余里，见追兵即将赶上来，只好放弃这种笨重的庞然大物，骑上骆驼逃命。

由于晋军多是打击溃战而很少打歼灭战，故契丹虽几度失利，但其南犯力量尚存。德光不肯就此罢休，回到幽州后，把众首领各笞数百，只是未责打赵延寿，因他要利用此人再度充当南下攻晋的先锋。连年蝗旱，苦于用兵的后晋曾遣使向耶律德光奉表称臣，愿重修旧好。当时，契丹人民亦饱受战争之苦，渴望和平，连述律太后也主张讲和。然而德光却无意讲和，他提出了令后晋难以接受的苛刻条件：言和须景延广、桑维翰二宰相亲自来，并且要后晋割让镇、定两道。后晋认为这是契丹根本无意讲和的表现，于是未再遣使。

在这种情况下，沿河之民为抵御契丹，纷纷自备器械，于本乡团结为社以自保。这是一支足以震慑契丹统治者的力量。同年（开运二年)四月，缘河巡检使梁进即以乡社兵收复了一度被契丹占据的德州。

但是，后晋统治集团中的多数人不仅对乡社民兵不予支持，反而乘契丹南下之际对人民群众加紧搜刮。朝廷借口抵御契丹，国用不继，遺使者三十六人分头去各地括财，这些人持上方宝剑，可以专杀。他们滥用手中的权力，纵容吏卒携枷持械闯入民居，人民惊扰，求死无所，州县地方官更是乘机为奸。

朝廷又诏诸州分别籍乡兵为“武定军”，共得七万余人。当此兵荒马乱之际，又遭此骚扰，的确是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了。后晋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严重损害了抵抗契丹的中坚力量——乡社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无异于自毁长城。

这时，后晋统治者又异想天开地要从敌人营垒内部打开缺口。

他们多次致书赵延寿，进行招纳。延寿得书，伪许为内应。耶律德光将计就计，又令高牟翰以瀛州（今河北河间）诈降。这使得后晋君臣无不大喜过望，皆以为得计，其实已上了契丹的圈套。开运三年(946年)十月，晋遣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出兵与赵延寿、高牟翰接应。晋军接近瀛州时，牟翰早已先期撤离，只见四门大开，好似诸葛亮设下的“空城计”。他们疑有伏兵，不敢冒然入城。耶律德光知道晋军已被引诱上钩，于是再度出兵镇州，攻破栾城（今属河北），俘获晋骑兵千余，皆在其面部刺“奉敕不杀”四字，然后放回。

正当杜重威等统率的晋军已被契丹团团围住、粮尽援绝之时，俘虏获释，立刻使这支军队瓦解了。他们看到只有投降当俘虏才是一条生路，于是全部投降。晋军主力既已全部覆没，契丹军通往后晋都城开封的道路也就完全打通了。

4、当皇帝的日子

开运三年(946年)年末，晋降将张彦泽等率部为契丹充当先锋，打进开封。出帝石重贵于宫中点燃熊熊大火，持剑驱赶后宫女子十余人赴火与他同死，被一亲军将领拦截。这时，张彦泽已入宫，并传达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诏书，对石重贵抚慰有加，石重贵听后马上放弃了“殉国”的念头，而且下令灭火，同时将宫城诸门敞开，等待契丹人前来受降。他在苑中与后妃相聚痛哭，召翰林学士范质起草降表，自称“孙男臣重贵、祸至神惑，运尽天亡。今与太后及妻冯氏、举族于郊野面缚待罪次”，晋太后上表则自称“新妇李氏妾”。耶律德光接受降表后，赐重贵“手诏”，且遣人传话，称他为“孙”，告诉他不必过于忧虑，定给他安排一个吃饭的地方。这个贪生怕死的石重贵听后连忙又上表“谢恩”。

天福十二年(947年)正月初一，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城，百姓一见皆惊呼而走。他登上城楼，通过“通事”告谕大家说：“我亦人也，汝曹勿惧！会当使汝曹苏息。”

这几句话表明，当时他已有意要直接统治中原，在这里重建统治秩序。他安排契丹士兵把守都城及宫城诸门，又于诸门屠狗，于宫廷上以竹竿高悬羊皮，用这套巫术来驱除一切不祥。

他对被召集来的后晋百官说：“吾国广大，方数万里，有君长二十七人。今中国之俗异于吾国，吾欲择一人君之，如何？”

所谓“君长”即他管辖下的各部族酋长。按照他原来的想法，似乎仍打算在中原再立一个石敬瑭那样的傀儡皇帝，其实际地位，不过相当于契丹部族联盟第二十八个酋长。但是，到了开封以后，中原统治者的奢侈、排场使这位契丹首领眼界大开，他这才知道，皇帝的地位不仅远非各部族酋长所能比拟，甚至令他这个部族联盟的大可汗也羡慕不已。于是，他的想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那些惊魂未定的后晋官员既然发现耶律德光自己要在开封南面称孤，岂敢不百般迎合，故纷纷表示坚决推戴他而无意推戴别人，耶律德光在开封登基一事既已确定，二月初一日，他便穿戴上中原皇帝的冠服——通天冠、绛纱袍，在开封后晋宫廷中的正殿入座，金吾六军、卤薄仪仗及太常乐舞皆陈列于庭。耶律德光就这样做了中原的皇帝。

他当即下诏：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石重贵则被降封为“负义侯”，并已先期送往塞北。

德光既然做了中原皇帝，故对足以表明皇帝身份的“法物”之类特别看重。一入开封，石重贵先向他献出玉玺。他发现此玺非常精品，而且其文与史书记载不相合，故怀疑石重贵所献非真。其实，原来的秦玺至汉末已失落，后又有晋玺及唐太宗所刻受命玺，后者是李从珂自焚时丢失的。石重贵所献，实际上是石敬瑭即位时所刻。耶律德光了解了原委，并有群臣为证，便不再追究此事。

耶律德光要做中原皇帝，除了学得一套繁文缛节之外，对王朝的行政职能却全然不予重视。例如赵延寿曾建议由新建立的辽朝廷供给契丹军队的给养，亦即通过行政手段筹集军需，然而德光却以“吾国无此法”为由加以拒绝，并纵容骑兵四出以牧马为名，抢劫粮草、财物，名日“打草谷”。

当时，洛阳、开封之间及附近郑、滑、曹、濮等州郡数百里范围内百姓的牲畜及其他财物被掠夺殆尽，丁壮死于锋刃，老弱毙于沟壑，惨不忍睹。此外，他还向都城及诸州士民及官员人等“括借”钱帛，弄得民不聊生，于是激起人民群众奋起反抗。

耶律德光感到已无法在中原立足，同年三月，召见后晋百官，声称天时向热，他不能在开封久留，要返回塞外看望述律太后，于是率部分蕃汉臣僚北返。随从者包括后晋文武百官数千人，诸军吏卒又数千人，此外还有宫女、宦官数百人。后晋府库之实及以“括借”为名抢夺来的财物，也都尽载以行，一路上仍纵容士兵劫掠。行至栾城，耶律德光患病，随即死于杀胡林。契丹人将其尸体做了防腐处理：剖腹取出内脏，然后实之以盐，载之北去。时人称这种处理过的尸体为“帝把羓”。耶律德光后谥“嗣圣皇帝”，庙号太宗。

耶律德光临终前，在总结这次南下失败的教训时说：“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

他最后终于对此有所觉悟，表示作为辽朝皇帝，他要努力“推心庶僚、和协军情、抚绥百姓”，他虽然撤离了开封，但并不想放弃对中原的统治。于是下令改镇州为中京，以备再从塞外到此巡幸。如果天假以时日，他兼治蕃汉、统一塞北和中原的宏大目标，亦未必不能实现。关键在于他绝对不能把管理契丹部族那套办法搬到中原来。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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