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年，耿飚上门探望徐向前，徐：你把杨得志和罗瑞卿都弄沟里了？

1962年7月的一天傍晚，北京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的院子里蝉声正盛。徐向前坐在藤椅上，养神歇腿；那年他六十一岁，夏天的伤寒刚好，精神头还没完全恢复。门口传来脚步声，卫兵小跑进来报告：“耿老来了。”徐向前抬头一笑，拄着拐杖站起身，迎到门口。推门的瞬间，他顺口打趣：“呀，可稀客啊，你把杨得志和罗瑞卿都弄沟里那位，今天怎想到来？”

话锋一起，气氛顿时活络。耿飚摘下军帽，笑得有些不好意思：“老首长，别一见面就揭短。我这不是给您解闷，也给自己赎罪吗？”一句话，把来意说得轻松，也把两人瞬间拉回了二十年前的硝烟日子。

那是1944年初春，晋察冀根据地的山路依旧泥泞。那时的杨得志三十五岁，罗瑞卿三十八岁，耿飚四十整，三人一个司令员一个政委一个参谋长，被部队昵称“铁三角”。他们刚接到去阜平砖壁村参加总部紧急作战会议的命令，车却临时找不到司机。根据地缺人会开车，尤其是能在崎岖土路上驾车的更少。耿飚抹了把汗，拍着吉普车说：“我来吧。”杨得志眯眼盯他：“别逞能，甭把咱哥仨全打包上新闻。”耿飚咧嘴：“老杨，你开枪不含糊，我开车也不差。”

事实证明，这句自信的“也不差”，后来被全军当作笑料。土路坑洼，转过一道山弯，吉普车轮突然陷进路旁灌溉沟，车头猛地一栽。溅起的浑水把三人连同电台都浇了个透。好在人没伤着，耿飚却只能和两位首长抬车、墩石、垫木。忙活两个时辰，才挪出车子。开会还是按时赶到了，只是进屋那一身泥，让作战局的同志忍不住偷笑。罗瑞卿低声嘟囔：“以后要赶会，宁可走马也别坐你的车。”耿飚则装没听见，忙着拧干裤腿。

这一幕广为流传，却鲜少有人知道耿飚为何非要亲自开车。当时前线不断需要送电台、搬炮弹，许多战士都是边学边开；耿飚作为参谋长，白天研究地形，晚上钻进车里对着油门离合琢磨。那趟沟里翻车，固然是莽撞，但在局势紧急的1930—1940年代，不掌握几门“杂技”，真难在队伍里长久立足。耿飚懂得这一点，也乐在其中。

徐向前对那段插曲记得分外清楚。他1924年就入伍，上阵多年，最心疼部下安全。徐向前轻抚桌沿，笑问：“要是那次真迟到，你准备怎么向主席解释？”耿飚赶紧摇手，“要真晚了，我一人挨批评，两位首长可不能跟着挨。”两人相视大笑，屋外知了声更嘹亮了。

嬉笑之余，话题还是落到正事。1962年中央正在进行经济调整，军队干部也做轮训准备。耿飚在总参忙到脚不沾地，特地抽空来看望徐向前，就是想听听徐帅对部队训练、院校改编的看法。徐向前从来不拐弯，端起茶杯慢慢道：“和平时期，部队危险不是枪林弹雨，而是本领荒废。你那天把车开进沟里，大家笑，是因为当时没出事；可真要打仗，一样掉链子。这个理新兵老兵都得懂。”

院子里一阵风吹来，槐花味透进房间。耿飚心里翻起过往诸事：1933年第三次反“围剿”，他抱着《工程学》边翻边画，练出浮桥方案；1935年横渡乌江，他用竹排36小时架桥，全军渡江安全；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飞机炸路，耿飚指挥战士用旧轨道搭梁，加夜工，只用两天恢复运输线。这些“土办法”在战火中挤出来，和平年代若不传给年轻人，就会失传。

于是他答道：“老首长放心，这点我比谁都急。先前在总参我提过，把工兵、汽车兵、侦察兵的编制集中培训，人人学一门专业，战时随时顶得上，这才叫硬本事。”徐向前微微点头，没有再言语，算是认可。

耿飚乘胜追问，“您还记得‘白马驯服’那一段吗？要是能把那股拼劲放到教练班里，怕什么难科目。”徐向前放下茶杯：“拼劲可以有，野劲要管住。纪律是钢。”说罢，他在纸上划了几行，示意耿飚带回去给总参。“三句要点：专业化、实战化、常态化。”简单却切中肯綮。

夜色渐深，路灯把院墙映得发白。耿飚起身告辞，临走前又被徐向前逗趣：“记住，今后别再把同志带沟里去了！”耿飚哈哈大笑，立正敬礼：“保证安全到站！”话音落下，他转身跨出门槛，脚步铿锵，似乎又回到昔日寒风中策马扬鞭的岁月。

这次会面没有官方文件，没有新闻报道，却像一堂生动的军旅课。一个“沟里事”成为两位老人彼此调侃的梗，也提醒后来者——枪炮声停下后，危险并未远去，只有把“能修桥、会架炮、能开车”的本领一代代教下去，才能让部队永远不陷沟里。历史的幽默，往往是教训的另一种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