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炮兵当副政委，回忆炮兵工作，提到政委时用别称，咋回事？

1957年4月，华北平原的杨絮正飘。总政治部一纸调令，把欧阳毅从公安军带到了炮兵机关。“跟飞机较劲，跟火炮打交道，你可得多操心。”临别时，老战友苏进拍着他的肩膀笑着说。这句半是玩笑的话，成为他之后二十多年间绕不开的注脚——副政委的头衔始终挂在肩上，正职的位置却屡屡与他失之交臂。

欧阳毅不是炮兵出身，早年在湘西从事农运，长征途中被编入西路军。1937年底河西走廊失利，他同残部几乎踏遍祁连山的雪线，才在肃南与组织重新接上。那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他留下了严重的胃疾，也奠定了他“苦命硬撑”的底色。进入延安后，却因“分裂斗争态度不坚决”的帽子，被调离前线。一直到1941年，朱德总司令亲自澄清，才算洗脱嫌疑。可身体已不成样子，抗战后期多在后方疗养，鲜有执枪上阵的机会。

解放战争爆发时，他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职。连续的高强度工作把旧伤激发，不得不间歇住进石家庄的华北总医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被分配到公安部队，主管地方武装整编与剿匪。几年下来，劳心劳力又紧张，胃病和旧伤变本加厉。1955年授衔时，他勉强出席典礼，挂上少将军衔，随后又一次住院。

1957年的军队体制调整成了分水岭。公安军番号撤销，大批干部流向各军兵种。欧阳毅被安排到炮兵，挂副政委。有意思的是，这一决定颇费周折：不少人质疑他的“外行领导内行”，也有人担心他的身体。最终拍板时，相关领导强调他“懂政治工作，经验老到”，而炮兵新建，急需这样的“老政工”。

上任后，他干得并不轻松。那时候装备老旧，步炮合编问题成堆，思想上还要稳定部队。欧阳毅爱到阵地转，见火炮的炮闩生锈，当场就叫勤务员取油布来擦。“炮没脾气，人得有心。”他常这么叮嘱年轻干部。战士们服他这股认真劲，给他起了个绰号“细心老头”。然而职务升迁的风口，却一次次从头顶吹过。

1959年，中央酝酿调整炮兵班子。总政拟定三名政委人选，欧阳毅名列其中。就在考察组准备调研时，他突发胃出血，被紧急送往解放军总医院。病床前，他对探视的老部下说：“身体是本钱，这关我要硬撑，可部队的活不能耽误。”遗憾的是，机会由此溜走，新任政委人选很快尘埃落定。

1966年5月，北京风声骤紧。运动初起，炮兵机关瞬间紧张。一位素来强势、行事凌厉的政委率先挨了冲击，随后局势急转，他把矛头指向司令员吴克华和副政委欧阳毅，点名他们是“重点审查对象”。那场暴风雨中，办公室的文件被抄，指挥所大门贴满标语。一次碰头会上，欧阳毅低声提醒吴克华：“先稳住阵脚，别乱。”吴克华苦笑：“风过之后咱们再说吧。”

“靠边站”长达九年。欧阳毅被隔离审查，失去一切工作。爱人和子女被疏散到外地，他自己待在京郊某干校，背着药瓶种菜、养兔子。听见礼炮声，他会抬头看看远处的天空，神情复杂。那本厚厚的日记，后人翻看时发现，1967年至1974年几乎每月都只写寥寥两行——“病情未愈，仍不放松学习”，字迹却一年比一年颤抖。

1975年冬，他被宣布“复出”，仍归队伍建设组管辖。炮兵此时已历经数轮动荡，指战员迫切需要熟悉部队、又能服众的老干部。王平上将接任政委，第一时间把老友欧阳毅请回机关：“老伙计，再搭把手，这摊子离不开你。”欧阳毅抱病应允，成为协助政委的首席副手。为了防波及，他在各种材料里谈到那位曾经的政委，只以“某负责同志”代称。熟悉内情的老兵都心领神会，却没人挑明。一是顾及对方当年的历史问题尚未结案，二来也为避免再次牵扯。

1977年，军内全面清理“运动遗毒”。然而，欧阳毅的名字再次被排除在政委候选之外——理由是“曾主持军管，牵涉复杂”。这一次，距离他六十大寿只差一年。年轻干部陆续走上前台，组织部让他留任副职，做好传帮带。他笑笑：“老兵也能磨新枪，先干着吧。”

时间来到1982年，中央启动百万大裁军，炮兵番号缩编为正军级，纳入总参。干部年轻化呼声高涨，年近花甲的欧阳毅递交退居二线申请。批文下达的当天，他在小本子上写：二十五年辅佐，始终副职，聊无憾事，唯盼老兵不凋。语气平静，却难掩苍凉。

晚年他整理回忆录，对西路军生死长征、对公安剿匪、对炮兵早期艰辛，都写得细致入微。可说到1966年前后的机关斗争，他只字未提那位政委姓名，始终用“某负责人”代替。编审问及原委，他淡淡回应：“人各有难，提名何益。”短短五个字，将往昔恩怨尽数封存。

有人不解，翻遍文稿考证，终于明白：当年那位政委在风暴中翻云覆雨，下场并不光彩。1980年组织结论出来，其问题虽获澄清，却也失了重返前线的机会。欧阳毅不愿落井下石，更不想让后辈一笔带过的苦难再掀波澜。于是干脆以“某负责人”示人，既保留史实，又留住分寸。对彼此，算是一种体面。

欧阳毅的际遇并不独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老干部因伤病与历史包袱，常在进退之间徘徊。军队在战火中成长，下马伊始便要面对现代化和制度重建。一纸调令，可能决定一个人终身的际遇；一次运动，也能让资历与声誉瞬间逆转。欧阳毅的故事，不过折射那个时代数不清的个人命运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他退休后把大半心力放在整理炮兵初创史料。手稿厚达百万字，多处注明火炮型号、弹道参数，还有对外军火炮改编的批注。对技术细节，他依旧一丝不苟，却从未再提及个人沉浮。有人评价，这份沉默比枯燥数据更能诉说时代的重量。

1989年春，欧阳毅在家中病逝，享年七十九岁。追悼会上，不少老炮兵战士自发佩戴立功奖章而来。花圈中，有一束匿名白菊，上书“战友情深”。据说是那位曾被他“隐去姓名”的老政委托人敬献。尘埃终归落定，往事在风里悄悄散去。

欧阳毅离开后，他的回忆录原稿留在军史室。研究人员整理出版时，尊重其意愿，仍保留“某负责人”的称谓。读者或许好奇那位政委究竟是谁，但更值得推敲的是这份克制背后的宽容。这段隐去姓名的历史，恰恰说明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个人选择怎样面对荣辱，往往比职位高低更能照见人心。

在炮火与风浪之间，他用半生证明：一位老政工干部，纵然无法站在最显眼的指挥席，也能用沉默与担当，为后来者留下另一种注解与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