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国学竟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周代的王城之内，王宫左侧立着一所仅对贵族子弟开放的学校，这是“国学”最初的模样。那时的国学分小学与大学，八岁的王太子、公卿嫡子入小学学“六艺”之文与生活规矩，十五岁升大学学干戈乐舞、礼仪典书，目标是培养“修己治人”的治国人才。它与地方的“乡学”相对，是国家办的最高教育机构，承载着周代的礼乐文化传统。

时光流转至清末，西学东渐的浪潮冲碎了旧有的学术格局。当西方哲学、伦理学说大量涌入，人们用“新学”称呼西来知识，用“旧学”指代固有文化。不愿以“旧学”定义传统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更有尊严的称呼——1902年，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以保国粹为主义”，“国学”一词正式成为中国固有文化与学术的代称；章太炎随后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强调“国学是国家成立的根本”，涵盖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邓实、刘师培等人创立“国学保存会”，办《国粹学报》，筹备国粹学堂，将“保存国学”从口号变成行动。

民国时期，国学研究进入鼎盛。1922年北大成立“国学门”，1925年清华国学院挂牌，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学者为国学定调：胡适说“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文化历史的学问”，章太炎将其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分类成为主流框架——经部是《周易》《论语》等儒家经典，史部是《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著作，子部含道家《老子》、墨家《墨子》及宗教典籍，集部是《楚辞》《全唐诗》等文学总集，几乎涵盖了中国文化的所有维度。那时的国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古籍，用西方史学框架讲中国历史，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向现代学科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国学曾被视为“封建糟粕”，却从未真正消失——国家以最高标准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保留文化根脉。八十年代文化热兴起，九十年代国学再次升温，2017年“国学”写入中小学课程标准，人大、首师大等高校重建国学院，连《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节目都能引发全民关注。可当代的国学热，也伴随着争议：天价国学总裁班穿汉服讲“孙子兵法与企业管理”，民间大师用易经“预测股票”“治疗癌症”，中小学背古诗文只为考试……这些乱象，让“国学”从“文化根脉”变成了“生意”“技能”，背离了章太炎“对本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的初衷。

如今的国学，早已不是周代的学堂，也不是近代的“保国粹”，它是中国人的文化根基——是《论语》里的“仁”，是《老子》里的“道”，是《史记》里的家国情怀，是诗词里的审美意趣。从伏羲八卦的符号文化，到周代学堂的六艺，再到当代的国学课程，国学的演变，始终是中国人对“我是谁”“从哪来”的回答。它不是排外的盾，也不是复古的旗，而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纽带，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