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回韶山，看望革命烈士毛福轩遗孀，直言：为革命牺牲很光荣

1959年6月下旬，湘潭南站的月台刚刚被雨水冲刷过，空气里带着稻田特有的清甜。专列停稳后，毛泽东迈下车门，脚底与故乡的红壤重新接触。这是他阔别三十二年后第一次以共和国主席身份返乡，肩头的责任虽重，心里却装着几桩老事，其中最牵挂的，就是当年那位坚忍的农协骨干毛福轩。

返乡行程并不宽裕，韶山冲的亲戚乡邻都想与他叙旧，省委同志也希望借机汇报工作。毛泽东却坚持抽出半天，专程走访毛福轩的遗孀贺菊英。有人劝他行程紧，可毛泽东挥手：“老朋友不见，怎安心？”一句颇带乡音的话，道破了他此行的私人温度。

抵达毛家屋场时，屋檐下还滴着小雨。贺菊英闻讯迎出，已是白发苍苍，腰板依旧挺直。毛泽东快步上前，双手相扶，轻声说：“老嫂子，辛苦你了。”屋内摆着简素木桌，他落座片刻，回忆骤然涌来——那是1925年夏天，两人在稻田埂上商议滞米问题的情景。

对贺菊英，他只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福轩为革命牺牲，很光荣。”这一句话并非客套，而是确认一条早已写进时代功课的真理——农民要翻身，必须有人走在最前面。

时间回拨到1907年。毛福轩出生在韶山冲一个雇农家庭，年少时代长年挑柴贩柴，银田寺到韶山湾三十里山路他能闭眼来回。可无论他走多快，贫困仍紧紧跟随。对比地主豪奢，他嘴里虽不说，心里已发闷。世道为何如此？答案在1917年遇见求学归来的毛泽东之后才渐渐清晰。

毛泽东喜欢与乡邻议论天下大势。两人常在屋后竹林里比划着讨论，竹枝敲打石头“噼啪”作响。毛福轩听懂了一个核心观点：要改变命运，得让苦人自己站起来。于是，他跟随毛泽东办夜校、识字，感到“字会说话，书里有路”。

1922年，他被派去江西安源煤矿协助毛泽民。当年安源罢工轰动全国，毛福轩在井口与工人同吃同住，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把“工友”二字喊得震耳。罢工胜利后，他光荣地成为共产党人。

回到韶山的岁月尤为关键。1924年至1927年，毛泽东忙于农运，他则在乡里发动农协。夜校、演讲队、调查组三线并进，贫农积极性一次次被点燃。1926年旱灾，土豪囤米涨价，他决策组织抢米队，逼得土豪降价赈济。事件惊动湖南军阀赵恒惕，搜捕命令直指毛泽东。毛福轩连夜护送毛泽东转移，自己留下来维系组织，一肩担尽危险。

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迅速蔓延。1928年，他被调往上海金山县公安局潜伏。身份一换，他成了“施鹏程”手下的警员，却利用公文、档案、押解任务悄悄为地下党输送情报。有意思的是，表面上他领枪执勤，暗地里却一次次把搜捕时间提前泄露出去，救下十余名同志。

然而网越收越紧。1933年2月27日，他因叛徒告密被捕。押往南京雨花台途中，他对同囚同志淡淡一句：“刀枪只能伤身。”短短八字，道尽生死态度。审讯室里，他遭尽酷刑，不吐一字。5月18日晨，瓢泼大雨，他与两名同志被推至雨花台西侧松林前。枪声三响，年仅26岁的生命定格。

二十六岁的烈士，没有留下自己的相片，只留下数封只言片语的家书。毛泽东后来在延安读到那封“余为革命奋斗，对己身毫无牵挂”的绝笔信，沉默了许久，只叹一句：“好同志，好骨头。”

回到1959年的屋内，雨停了，阳光打在毛泽东肩头。他起身告辞时，掏出不久前写好的《到韶山》手稿递给贺菊英。诗句里“红旗卷起农奴戟”八个字，浓缩的是毛福轩等数以万计农民领袖的身影。

离开毛家屋场时，毛泽东步履略缓，回头望了一眼青山。同行人员听见他低声自语：“福轩若在，定不会闲着。”只是这一句话，既是惋惜，也是认定。韶山冲的田埂依旧，早稻抽穗，风吹成波——这是烈士拼命想看到的景象，也是他们选择“光荣”二字最朴素的理由。